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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七月(1)


  七月一日晴

  党的二十二周年纪念。

  赴杨家岭中央礼堂晚会,听毛主席讲话,十时归。

  七月二日晴

  下午为总务人员讲总务工作。

  闻河滩上死一难民,昨天死的,今晨还没收埋,被狗咬烂。景林说,已电告公安局了。边区早已没乞丐,外来逃荒的,好多已安置。为什么让这个人道死?听说这人病了很久,还有一个病的,公安局熟视无睹,不送医院,应受到责备。

  七月七日抗战第六周年

  挽何蓁圃:

  离家久了,又没有归期,乡书来,总怕传来亲友逝世的消息,尤其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

  然而蓁圃死的信,突然来了。一九二七年长沙一面成最后的了。在长沙他要找事,我是有力可以代他找事的,然而我拒绝了他。我在拚命,他要谋生,怕连累他,劝他回去。也许当时蓁圃感到失望,直到许久许久的事后才了解。

  蓁圃少我约十岁,初面他只六、七岁,光头,很沉静,冬天我们谈到夜深,他坐在炉边瞌睡。十余岁从父学医,能继承父业,蓁圃的父为我岳父,著名的医生,也是著名的长者。我估计他寿可百岁,我如不死于非命,见面的日子总有。他满八十时寄去一首寿联:

  天锡遐龄,长为乡关除疾苦;

  我携巨枣,待来杯酒话沧桑。

  当时我没有通信地址,不知他接到没有?及到可以正式通信问候,信到时我岳父恰在四天前逝世,满九十后的十四天。“杯酒话沧桑”竟成梦想。却不料年少于我的蓁圃,也竟没有劫后重逢,于炉边酒边谈谈旧日心事的日子,这就更不能不使人感到人生太茫然了。

  自别后没接过蓁圃的信,似乎是在行医且开药店,不失为乡村的长者。儿女已长大,当能继其事业,这些后事不必谈他。

  我不相信死者有知,如果有知,谅蓁圃先生必和我有同感。

  《解放日报》七月二日载:……五月七日敌在完县野场一次杀死群众一百一十八人,还有五十四人受重伤,许多百姓因此灭门绝户。死者有白发苍苍的高龄父老,有未及周岁的幼儿,有青年妇女及儿童。日本法西斯向我手无寸铁的群众用机枪扫射之后,犹恐死之不惨,复用刺刀在血肉模糊的尸堆中乱刺。事后掩埋尸体,有婴儿尚含着已死母亲的乳头吸奶,有三岁孩子在血泊中钻出哭喊母亲。凄惨之状,笔墨难书。敌寇不仅用枪弹刺刀屠杀我无辜父老,还用石头砸出人的脑浆,用火烧灼全身,用水灌进肚子,复用木杠碾肚,从鼻孔、口腔、肛门将水压出。日寇强奸妇女,上自白发老妇,下至十二岁幼女,兽欲发泄后用木棒插入阴户或刺刀刺入阴户,挑开肚皮。有一老妇被敌寇强奸五十余次。

  本日纪念抗战六周年的群众大会因天雨展期。

  党中央宣言说:“中国和苏英美不同的,苏英美各国是抗战时间愈长久,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愈增长,中国则反之,大部分地方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受到完全不应该的打击与限制,大大低落了。抗战第一二年中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的四年中逐渐看不见了。”要明白其原因,看今天报载波兰名流发表声明,主张波苏亲密合作,要求撤换波流亡政府中反动分子的消息就可以知道。政府至于流亡了,犹在继续致政府于流亡的反动政策;何况还有西方半壁可以称王?何况人家还假之词色,赐以四强之一的称号?

  只有工农阶级的利益,才彻头彻尾与民族国家的利益一致。

  一年一度的对边区进攻,似又在开始了。南线增加军队,换上新枪,屯聚粮食,云等接某长官手令即动作。不久以前,造谣蒙古事件是我党策动的,陇南民变有我党在内,国党据此相诘责,这是发难的借口;集中兵力,便则奔袭,不便则蚕食,这是打击的步骤。

  检旧纸得前年秋诗几首存此(与前已录诗重复,故略去——编者)。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午后日食,食去一大半,以黑镜片窥之甚晰。(此处抄前《日食》诗略——编者)

  七月八日微晴

  上午参加学委会,午后参加时局座谈会,晚参加杨家岭大礼堂会,回来已十二时。

  报上公布朱总司令呼吁停止内战电,驳斥西安特务份子破坏团结电。此次反共高潮的起因:共产国际解散,以为党失去依靠,可以威胁。德苏—日苏,德反攻、日可能发动攻苏,苏两面被缚住,日也注力于苏。理论与实力:造谣党有理论派、实力派,可以分裂。周林:放周林回来,是说回来参加讨论共产国际解散事。然而这些都估计错了,党不象国党一样靠外援。它是本国产生的,也已成长为合乎民族要求的党;希魔反攻不幸不替我们的法孙子争气,败了。党的理论与实力是结合的,内部即有争论,对反革命是一致的,且因有反革命进攻,更加一致——在斗争中证明中央路线的正确。

  五大危机——对敌(投降将领三十三人,敌汪新政策动摇其部下);对外(责备英美援助少,不责自己);对共(毫无理由,一切理由,都在我手);对民(各地民变:内蒙、甘南、渭南、贵州、湘西);对党(特务派别)。

  七月九日阴

  下午开抗日六周年纪念群众大会,到近二万人,至八时多才散,群众情绪愤慨。讲话的有林、朱、李、高、贺、少奇、冈野进、吴满有、吴老等。

  七月十一日星期晴

  发董信,言内人未必来恐系信误。

  发家信,寄挽蓁圃文。参加保安处会。

  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天分高的不甚费力就学到了。崔琪同志雇农出身,当主席时,虽只能看不能写,但能指出文件上的要害,那里须修改,要怎样修改?说道理能深入。马武看问题、听文件能识别正确与否,不能因他不识字而说他没文化,这是一种。其次,有一定时间和听课的人,如战士也易于学到,虽学的不一定好,这又是一种。

  一般年龄较大,略识文字,工作又较忙的工农同志,对学习文化不甚积极,我意除主观欠决心一原因外,主要是学的东西和他的迫切需要不甚合。比如:他每天碰到的问题,因为某种知识的缺乏,不能想出好的办法或联系到其他事情,教者如能指出那里应怎样想,应怎样处置,应该具有何种知识,即告以何种知识。他必会高兴起来,恍然大悟。平时教授各种知识,也应联系学者工作的经历,以唤起其回忆考虑。文化,不限于作文识字,就是写作也应就他自己处理的文件上帮助,使他感到哪样写对,哪样写不对。这样做,似乎繁难,然只要冲破了这关——方法有了,兴味有了,以后进步——“师逸而功倍”。这样教师不易找,有工作经验的文化高的同志要兼师职;一般做文化教师的也应朝此路跑。教的与做的分家,不仅教不下在职干部,也教不下小学生。

  七月十二日晴

  经天、木庵、玉洁、育英来谈,检查司法工作准备事。

  夜朱婴同志来谈。

  七月十三日晴

  上午林老来谈。

  七月十四日晴

  又要吃人吗?

  “法西斯是野兽”,野兽的特性是吃人。

  法西斯和一切和平人类为敌,尤其不喜欢工农劳动大众,不是踏在脚底下,慢性地屠杀着吃;就是把工农大众放在刀尖上,骨成山,血成海。

  看吧!东西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带来人类历史大劫,成千万死于战斗的且不讲它,只看法西斯对于和平大众的杀人法:无人区啦,三光政策啦,集体枪杀啦,喂狗啦,妇女强奸后又椓入阴户致死啦,把活人当靶子打啦,集体屠杀“人质”啦,活埋啦——凡法西斯兽蹄践踏所到,无不阴风惨惨,血肉模糊。报纸上所报道的,恐远不到百分之一。

  然而这些惨剧,不久前的中国内地都演过。拿无人区说罢,曾有过这样一种议论:“共匪”驻过的地区,人民中毒最深,不烧尽杀光,遗毒仍要爆发的。就是邻近匪区的人民,受了共匪影响,也要严厉清乡,或强迫其迁徙。他们说了就做,我曾亲眼看见:

  “望不见边的茭草湖里,寂静得象死。一个墩子——湖里的陆地,我在那里住过,原有不少人家,现在:屋子烧了,屋地掘了,草上沾满血迹,风送来一种刺鼻的气味。从树林漏下的日光,仍然温暖,仰视天空,白云仍优闲地走着,然而寂静得可怕,连一只鸟声也没有。忽然吱吱地冲破了沉静,那是草丛里赶出一只鸡;忽然草丛里发出呻吟声,原来是被‘血洗’的尸还有一具未完全断气,还在挣扎求救……”

  我也曾在报上看到:张辉瓒两次血洗平江,其报功电上说共杀了二万八千多人,李鸣锺进攻七里坡,电上说:此地农民都成了“赤奴”,非杀不可,一共杀了七万多人。一九二九年何键在武汉演说:“共匪真多,我在湖南杀了七千多青年,共党还是到处有”。何键曾令他的兵,于打进长寿市的那天,要割送三千对耳朵。至于“嫌疑犯”或已判处徒刑的,因为时局紧急,大批从牢里拖出,绑上杀场,名叫“正风”,更经常有。这就等于现在希魔的杀人质。这都是内战头几年的事,后来不知为何,报上不公开载这些事了,当然并不是“封刀”。

  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所能说的:凡革过命,人烟稠密的地区,现在都感到人少;曾参加过革命现还生存的人,问他所认识的革命朋友及自己和朋友的亲友,没被杀掉的总是很少很少。

  中国法西斯和外国法西斯不同的:外国法西斯吃本国人,又吃外国人;中国法西斯则专门吃本国人,因为先天规定了它,只能做外国法西斯的第五纵队。

  内战停止几年了,虽然劳动营啦,失踪啦,暗杀啦,突然袭击如平江、确山惨案、皖南事变等杀人剧还在演,小了不过瘾,不能满足法西斯的杀欲,急得要大干一场,不是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已经发出:“取消、进攻、消灭”的嗥叫了吗?

  已往的事,有血为证。我们要警惕。

  猛兽吃人,只能趁人不备,有了备,一定能把它赶走。

  因为边区太好了!

  “曹操跳粪坑”——曹操小时同一群孩子去偷邻家的果子,果树下有一伪装粪坑,曹操先跳下去,跌在粪里:“快来!好果子!”曹操喊。一群孩子跟着跳,都跌在粪里。“为甚么你要哄人?”操说:“如只我一个跌在粪里,你们不会笑我吗?”

  做为全国不论那处一样肮脏,那大家都是好朋友,用不着“钩心斗角”,搞特务,更用不着“盘马弯弓”天天装着要打的样子。

  “三民主义”是个幌子,躲在三民主义的幌子里做反三民主义的勾当,已经十多年了。他可以吓唬人?在大后方可吓唬人;把它带到敌占区去的汪精卫也同样拿着吓唬人。三民主义所以成为反三民主义的幌子,原因是谁也没把三民主义实行过。然而边区却当真实行三民主义。“破坏统一”“岂有此理!”

  民权——统治思想,剥夺自由,一党专制,特务横行。然而边区偏要搞三三制,政府负责人由人民选举,谁都有人权、政权、财权的保障。

  民生——重庆市上平均每天要收十五具以上的路尸,工程师出标卖子,女孩子十元一斤,文学家饿到自杀。不是真穷,而是把财富集到少数富豪买钻石、买美国白菜、飞机,为洋狗逃难上去了,然而边区偏要在这时候闹军民一体的丰衣足食,且已做到相当象样。

  民族——虽然曾下过“有敢昌言抗日本者杀无赦”的严令,但已过去了。日寇来还是打,打得颇凶,且打了很久。不过打的中间也有些问题,比如:民族至上是口号,反共第一是实际,而共产党偏要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且提出国共合作的具体案子。抗日,为着几个“一”——把一个党、一个领袖提得更高,为着使军政训政时期延得更长,而共产党偏主张各党派合作,主张彻底民主制度,而且首先实行。抗日是为着九国公约,替同盟国打,既然替同盟国打,应该向同盟国要些东西,而八路军、新四军偏偏断绝他的接济,还能抗住侵华的一半寇军。

  还有很多,都是法西斯的第五纵队所不能容忍的。应该早打!本来第五纵队早已准备着,几十万大军的包围,碉堡线一道又一道,好几年了。再不打,一方越美好,就比出另一方的越丑恶。“反共好,反不了”,反不了,必须得反,这就是法西斯第五纵队“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写照。

  一切都是托词,戳穿一句,为甚么进攻边区?

  “因为边区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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