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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一月(2)


  十一月十日

  昨夜致电林、伍报毛、洛。

  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登《大众论坛》)

  这个问题,我想不多说,只抄录一些事实就可以“触目惊心”,也就懂得要怎样办才对。

  某报南昌通信:

  “南昌虽有几个官办的抗敌救亡团体,但除做了一点募捐(实际只能说是派捐)和伤兵慰劳工作(由妇女生活改进会主持)之外,其他还在‘计划’、‘审核’之中。”

  “南昌的大人先生,一部分人对于抗战前途非常悲观。他们说打败了固然完全送给日本,打胜了也会是某某党天下。所以他们对战争胜败不复关心。因为他们自己承认对于民众运动已经没有领导力量,民众运动的发展,会使他们失去领导地位,所以他们对于民众救亡运动就不得不消极怠工。”

  “这里很难看到上海出的任何救亡刊物,也看不到一份比较好的报,本地报纸没有副刊,没有社论,连中央社发表的消息,都有一部分被隐蔽起来。”

  “相反方面,汉奸的活跃,却在一般人意料之外。在敌机初次来袭时候,据说在四乡放信号的汉奸,在一千以上,甚至成群结队拦劫被捕汉奸,虽然杀了几十个,但还没停止活动。”

  英国工党机关报驻华记者说:

  “中国抗战已经一百余日,全国军队已经全部动员参加战争,为甚么前方将领与士兵这样不满意后方群众动员的不够?难道后方群众没有前线将士的勇敢吗?”

  美国某名记者说:

  “我很诧异,号称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只有军队活动,看不见民众和军队打成一片共同兴奋的现象。我从华北到上海,只在陕北地方看到过军民合作的热烈状况,军队出发时男女老幼热烈欢送。军队驻的地方,人民热烈予以各种帮助、各种鼓励与合作。这类现象,其他地方完全没有。反而日军所到之处,利用欺骗宣传,在组织他们所谓‘民众’,即汉奸活动与所谓‘维持会’之类。”

  够了。从这些事实上面,可以发见极浅近又极实际的真理,即:

  (一)没有民众运动,不能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二)不是民众落后,不肯起来参加战争,而是大人先生骇怕民众,对民众运动怠工甚至加以阻碍。

  (三)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为反比例的消长,民众运动的消沉,汉奸活动扩大,一部分落后群众反被敌人利用起来。

  这是历史的关头,这样做必胜,那样做必败;这样做是功臣,那样做是贼子。警惕起来吧!抛弃以前所为,大胆地走上胜利的大道。

  接西安汇来五百元。

  十一月十一日

  昨夜风颇厉害,晨起见微雪。

  昨日接情报云,上海华军退,系接英美调停,上海市为中立区也,传日提条件为承认满洲国、蒙古国、华北自治、上海设立日租界、扩大自治区。上海工部局已开始对救亡运动取压迫。

  严防“不良分子”(寄《大众论坛》十七日登出有修改)

  九日,田厅长召见甘肃青年抗战队负责人罗伟、魏晋贤等,指示说:“自家要认识目前的一切,严防不良分子加入破坏。”这是非常必要的。

  “不良分子”与“汉奸”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客观上常常是“汉奸”的帮手,所以要严防;因为他与“汉奸”有差别,所以非有“认识”不易“严防”。

  兹推广田厅长之意如左:

  (一)要“认识”目前是全民战,要广泛的组织与训练人民,充分发展人民的抗战力量。如有企图缩小并限制民运的,即是“不良分子”;

  (二)要“认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凡过去有何嫌怨,甚至现在也有何利害不同,都应抛弃而服从于抗战的总利益。如有不明白此点,企图以私害公的,即是“不良分子”;

  (三)要“认识”总理遗教:“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在今天只要他是抗日的。如果企图限制抗日的言论自由,即是“不良分子”;

  (四)对于国际的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应有深刻的认识,而后能判断那持似是而非的汉奸理论与准汉奸理论的,都是“不良分子”。

  (五)总括一句,要严防“不良分子”,只有一件法宝,即总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宣言和政策,临终的遗嘱,蒋委员长在庐山的谈话,凡企图抹杀或曲解总理与蒋委员长主张的,都可以不良分子看待,要严防他。

  往会田炯锦谈,一、急须训练做民运及组织与运用游击战之人才;二、青年要往外的多,宜有以满足其要求,使不发生离心倾向。田炯锦说:“整个办法没有,只训练一部分学生有啥用。”

  夜,伊斯兰学会安文蔚(清华小学教员)、马明德二君来谈颇洽,安、马均青年,可造之姿也。

  闻苏联汽车来四十辆内外,系载军火,苏联同志自己站岗,据说将有千辆来此。

  素兰送来义务戏券二张,并说韩立民被人诬控事。

  十一月十二日晴

  抄鲁迅的一段(寄《西北公园》十八日发表)

  读鲁迅文集,有这么几句话: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欺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

  鲁迅所痛恨的现象,在这抗战中,不仅报纸上充满着,许多大人先生的嘴里也充满着,可惜鲁迅死了,不能再用他那枪样的笔锋,一一来剖视他们骨子里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介绍乡师学生何明渊、周新民,兰师学生周世俊往陕北公学,又介绍夏桪往陕北公学。

  接西安电称,迪化皮衣首批三千六百套,汽车十辆已起运。

  夜同定国往新舞台观剧,所谓募款慰劳前方将士义务戏,戏券系素兰赠者。

  十一月十三日晴

  接西安转来博(29)电,朱绍良不日来兰。

  祝妇女旬刊的诞生(觉斋)

  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甘肃已经站在火线上了。甘肃人民要不做亡国奴,就得自己起来拚命。甘肃六百多万人民中的三百多万女同胞,同样要参加抗战。《妇女旬刊》的任务就是为此。

  旬刊编者问我要稿,我对妇女运动,了解太少。但是,我觉得:

  号称全民战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假如没有二万二千五百万的女同胞参加,不仅是个损失,而且战争的彻底胜利将不可能。这是一。

  第二,女同胞的革命坚决性,不比男子弱,有时且赛过男子,因为女子受的压迫比男子更深一重。虽说沉沦太久太深,不容易振作起来,但一起来,其勇气其决心,常常出人意料之外。事实告诉我们,党国先进最坚守总理遗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不是宋庆龄、何香凝两女同志吗?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有许多事实,证明女同胞的勇敢与能力,即据我个人所见到、听到的,也可写上一大本。华北问题发生后,平津女学生的努力,比男学生还来得纯洁。一些文弱女生,居然草鞋包袱、偷关冒险到陕北抗日大学来求学,这不能不使人感动。

  一些人把女子抗战力量估量得小,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妇女的境遇与心性,甚至他自己即是对抗战没决心的。

  不过女子运动和男子一样,须要有政治上的保障,即一切民主自由与夫生活改善,没有这,三百多万的甘肃女同胞,就不易把她兴奋起来、组织起来,一同走上抗战大道。

  我对甘肃妇运领导者和旬刊主编人斐君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斐君女士不畏难,不避谤,使得无妇运的甘肃,而妇女的组织与宣传并不后于男子,相信在她的努力之下,妇运干部必然层出不穷,妇女组织必然深入普遍,甘肃三百多万妇女贡献其力量于抗战,同时也会解放自己。祝《妇女旬刊》在三百多万女同胞中起领导的作用,胜利的成功。如果不弃葑菲,我将次第贡献其一隅之见。

  有姬少峰者来谈,姬长安人,为贡华朋友,人尚开明。

  晨,包道平来谈甚久。

  夜,杨某来谈,杨过去是在浙江工作的。

  十一月十四日晴

  得捷电,我军克复满城、赞皇两县。

  贺其燊来谈,见解尚对,贺住昆仑饭店。

  重来一次认识(忠理)(批斥《西北日报》十四日署名“婴”的论文)(登《西北日报》)

  《四书》上说:“天视自我民视,天聪自我民聪”;又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书经》上说:“应顾畏于民岩。”封建时代,虽没有民权规定,但人主决不敢忽视民意,民意对政府实际操监督与督促之权。

  由封建社会进到民主国家,民意乃成为国家主体,政府人员是为民服务,所以叫公务员,又叫公仆。总理是现代民权主义之最进步者,他说:

  “民权国者为人民共治之国家,故亦曰众民政治。试以经营商业为例,有东家生意与公司生意两种。东家生意者由东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东多数人主持之。君权国即如东家生意,权在君主一人,民权国即如公司生意,权在股东多数人。今日之中华民国,故一民权也,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共治之国家。治之方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可分为四:一曰选举权,凡为中华民国人民,皆有此权,由人民选举官吏,担任国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机关各事务,此官吏即为公仆。二、罢官权,人民对官吏有选举之权,亦须有罢免之权,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东选任,也可由股东废除也。三、创制权,由人民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此则异于专制时代,非天子不议礼不制乐也。四、复决权,即废法权。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废止或修正之。……”

  有人说这些办法是好,但须是宪法公布了以后的事,现在还谈不到。不过,宪法是确定行使民权,不是说民权须待宪法公布才有。总理十三年在上海发起的国民会议,曾说:

  “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人民为主,要人民能够讲话。……现在是人民讲话之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错过这机会。……我发起这个会议,一定要人民能够讲话,……如果用军人资格,在会议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

  翻开《中山全集》一看,这类遗训,烔烔照人。人民是股东,政府是经理,不待说股东对经理有监督与督促的权利,经理对股东会议有服从的义务。当然,经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意见,取得股东的赞许,但绝不能说股东不应该出来监督与督促。

  另一方面,人民对政府有所督促,是不是和政府对立呢?这完全是两件事。正如股东督促经理不是对立的一样。相反的,历史上只有不顾民意、不愿接受广大民众好意的建议的政府,才常常酿成政府与人民事实上的隔绝,弄到后来不可收拾。

  抗战时期的政府,谁都是总理忠实信徒,绝不会有对民权主义认识不够的发生。但为要达到真正的“全民抗战”,却不妨把总理的话,再来温习一遍。

  嘉伦昨日回,云蒋表示很好。

  盛因皮衣不易运,电贺借五万套给八路军。贺称军政部要兰州办三十万套,只能办到三万套,还须十二月才能齐全,就是要借三、五千,也需有军政部命令,兰州不能多买,因为青马怠工。

  十一月十五日

  致贺信(未发)

  贵严(30)主席勋右

  台端称,看我的一次信,受一次刺激,然止于刺激而已,徒麻烦。达者台端之神经,无补国事于实际,是以不欲多所刺之。然而仍有不能已于言者。

  危险一天天紧迫到来,无论怎样钝拙的人,总不能不有所感觉,首先自然还是稍有知识的青年。侧闻一部分党政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启导青年而待其自发,应该惭愧。然而颇闻有人见青年之不可遏抑而企图有以分化之、限制之,凿穿说,即是不欲其发生革命作用。此不独违反总理主张,充其极必然给抗日工作以损失。

  青年欲往延安求学,弟早已告知台端,建议在此设立能满足青年要求的训练所,理由是:一、西北需要培养大批救亡人员;二、到延安需往返旅费百元,那里仍要膳费、书籍费,非富家子弟莫办。(以下缺——编者注)

  草《从开城门想到做工事》(十六日登出)《所谓危险思想》两短文(寄《西北公园》)

  晨往会贺其燊于昆仑饭店,谈颇久,贺对合作虽清楚,但书生气尚多,恐不能有大帮助。据贺谈此间当局说,红军拒绝派副师长及参谋等,又行军不全服上级指挥,疑合作非诚意。

  西安来二做回民工作的同志。

  今天有学生示威,闻系学校当局所领导。

  接贺信称,原红军人员不能补充给第八路军。

  夜同嘉伦往会马志超,马意气尚好,同往看戏,至十一时始归。

  十一月十六日阴

  晨,董季舒来谈,持有必武(31)介绍信。董系必武学生,其妻孔祥璠在瑞金工作过,现寓李少陵处。

  同嘉伦往省党部,会了杨集瀛、马焕文两特派员,谈外间对共党误会事,马言共党作群众活动,国党不加阻碍,大概已得到国党中央命令,可以组织各种抗战团了。

  夜往省府晤周介陶,周言进行工作,滞碍甚多,当劝其只做就是,不要提及延安如何、谢觉哉怎样说,就不会有反感。谈次,李少陵来,约后日到他寓谈话。

  拟写一篇关于征兵的文字,因精神不快,只写了一个起头。

  夜写《猎手宜于游击战》短文,投《西北公园》。十七日刊出。

  李长卿来谈,伊已就省府法制室职,并对贺谈应独立干,不要只照令办事,贺颇有转机。李云汽车现到有一百四十多辆,明日可到百多辆,闻系分八批来,贺尚未与阿克母夫详谈,因中央没有叫他接洽,他就不敢。

  十一月十七日阴

  草《征兵问题的研究》(投《政治与社会》)

  《冷!赶办皮衣!》(投《西北公园》十八日发表)

  王德明来谈过去言论受压迫之苦。报署“婴”的《民众与政府》文,系省府较负责的人写的。登八路军胜利消息,也有人来质问消息从何而来。王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思想,现尚存在于若干人的脑中。

  贺迫剑华辞职,说他在省府议席上唐突了兰州绅士张维,这话也苦他能说。我意此是托词,大概是剑华太接近八路军人员之故,而又不能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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