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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当谢老急需有人在身边照顾的时候,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王定国在一次会议中间,突然被宣布为“叛徒”,被关进“学习班”里,不准回家。谢老缺乏照顾,身体日见衰弱,过去有人扶着已经能在庭院散步,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日夜躺在王定国房间里的一条破旧的长沙发上,几乎寸步不离。跟随谢老几十年的警卫秘书高世文,也常被人叫去“学习”、“开会”,“交代问题”,不能常在身边,他怕谢老病情加重,劝他搬到另一个房间去,说:“这个屋子好久不住人了,太阴凉,王定国又不在。”谢老说;“正因为她不在,我才要在这里。”

  王定国被关起来以后,炊事员师傅也被撤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喝水也困难。一天,谢老艰难地用左手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求把王定国放回。他拖着瘫痪的身子,坐车将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

  三天后,总理看到来信,立即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嘱咐一定要把王定国放回家。王定国踏着夜色走进家门,屋里死一般的寂静,谢老仍然孤独地卧在那条破旧的长沙发上。

  王定国顾不上细问谢老的病情,急忙用手摸摸那条长沙发,谢老会意地连忙说:“在!在!”此刻,王定国心一热,得到极大的安慰。

  原来那张破旧的长沙发里藏有秘密——里面放着谢老几十年的日记本。

  自一九一九年以来,谢老从不间断写日记,就连在洪湖百日遇难之时,也靠写诗来代替日记。只可惜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的日记,有的在战乱中丢失了,有的在敌人通缉时被迫烧毁了。陕北以后的日记则基本保存下来了。这些日记记载着毛主席同谢老几十封来往书信、周总理的嘱咐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论与行踪,战争的风云,延安大生产的热潮,革命队伍官兵一致、上下团结的优良传统……”,这是革命历史画卷,是一部很朴实的革命教科书,是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的珍贵资料。这几十年的日记,记得不容易,战争年代,没有纸,连上毛厕的纸都节省下来用来记日记。所以这几十个纸本,大小不一,厚薄不均,长短不齐,有的干脆用纸条订成的。谢老就在这些黄竹纸、马兰纸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保存这些本子也极不容易,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谢老撤离延安时,什么东西都舍得“坚壁”,就是不肯把日记本埋起来。他说:“东西没有了,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得到,日记没有了,就无法可想了。”他再三叮嘱王定国和警卫秘书高世文,在路上一不要丢掉日记本,二不要丢掉孩子。谢老是最疼爱孩子的,但那时他把这些本子看得比孩子还重要。一路上,他们不论是走夜路还是淌水过河,总是首先保住这些日记本子。

  在十年动乱期间,王定国担心这些日记本被人拿走,同谢老商量,决定转移。一天,她把日记本装在三个咖啡色的手提包里,偷偷地转移到黎四素夫人樊素贞老太太家里。王定国俯在樊老太太耳边,郑重地说明来意时,樊老太太心情激动,表示要尽有生之年,为革命做件好事。她把提包精心收藏好,就连身边唯一的孙女也没有告诉。谢老夫妇以为可以放心了,谁料不久,樊老太太的孙女下乡插队,樊老太太又重病在身。她深情地对王定国说:“我这个孤老婆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闭上眼睛,我倒不担心自己,只是牵挂着那几包东西。”王定国只好又将手提包悄悄地拿回家,不久,樊老太太真的去世了。

  王定国把本子拿回,偷偷放在院子里装水表的地方,谢老一怕不保险,二怕地下太潮湿,损坏日记,又叫王定国将本子拿出来。怎么办?两老这才想起有一条很旧的长沙发,便急忙揭开沙发看看。没想到沙发里全是空的,谢老夫妇高兴极了,王定国立即动手把日记本一本一本塞进沙发里头,然后把盖子盖好,亲自用钉子把四边钉住。谢老很为满意,说:“把我的被褥铺上去,我就睡在上面。”这就是半身不遂的谢老天天躺在这条破沙发上的原由。谢老万万想不到几十年来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记下的日记,竟然要用自己残存的生命来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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