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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记者的良师益友


  谢老对青年新闻工作者满怀热情,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过:“当新闻记者,就要打算在新闻事业上有所成就,要深刻了解和研究社会备方面的情况,使你们的工作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前进。”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就是党的宣传者,党性原则要强,又要具备较好的业务能力,才能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他说过,当一个新闻战士是很光荣的。

  一九六一、六二年间,新闻界讨论记者基本功很热烈,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一位记者为此专门请教谢老,问谢老:记者的基本功就是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这对不对?谢老说,记者是要能够写出一手好文章的。但是,要写出好文章,第一必须要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第二是要善于作调查研究,再就是文字的表达能力。这些可以算作记者的基本修养。

  谢老说,文章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内容。好的内容必定是有思想有见解的,至少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点上能给人以启发,所谓有独到的见解,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看到,或看到了但没有着重分析而你却看到了、分析了的。一篇文章人云亦云,没有独到的见解,没有比较深刻的思想,不能叫作好文章。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学会调查研究,作为记者的基本修养的理由。有好几次谈起修养问题时,谢老都强调要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特别是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他常说,要熟读毛主席的著作,要选若干篇精读,作出笔记,反复钻研,体会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谢老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每次去常看见他在学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许多文章、许多段落、句子在谈话中谢老都很熟悉。还见到谢老读过的毛主席的著作,上面写有小注,在那种早期草纸土印的版本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划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圆圈,新的笔划过的圆圈,又压上了已经褪了色的钢笔的圆圈。可见,他已经读过不知多少遍了。每看到这些书,心里就受到一次鞭策。谢老说:三十到四十是一个人的成热时期,成熟时期要打下一个好基础。这基础中最重要的—块基石就是思想修养。要好好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这个时代,形势变化得很快,青年人要以跑步的姿态赶上去。毛主席说,未来是你们的,不赶快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怎么去但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呢!

  谈到调查研究,谢老讲了一件自己的事情。他说:一九三三年,我到中央苏区工作。有一次拟了一个开会的通知,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全改了,一字未留。那是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我初到苏区,情况了解不多,对这次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没有仔细研究,不加调查,就动起笔来,可谓冒失。这是一。再者,来开会的都是农民,写一份通知不仅要他们看得懂,还要他们能听得懂;而我从前写的文章却多是给知识分子看的。第三,这里是正在被“围剿”的苏区,物资困难,来开会的人要自带碗筷、被单。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样,写成的通知自然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的。“物”是什么,就是一篇文章中所要讲的事实、道理、办法;“对题”就是要使看的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谢老谈这件事,可以说明就是写个简单的通知也不能没有调查研究,写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理论修养的问题;调查研究,解决联系实际的问题。有了这两条,才能说具有了基本的思想修养。

  因此,谢老常常嘱咐编辑记者,要学习理论,也要学习实际。他说,你们当文教记者的,搞副刊编辑的,不要只在文化圈子里跑,有机会也要去农村、工厂跑跑,到基层去看看,增加些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际知识。他认为,办副刊的人如果缺乏这两种实际知识,办出来的副刊,不仅会脱离群众,也会犯错误。

  什么是记者工作作风中最主要的呢?谢老说:谦虚和认真这两点最为重要。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文章发表后,他常问该报的记者:“读者有什么反应吗?”有时约他写诗或文章,写成以后,他叫记者读一遍,然后说:“你看得要不得?”临走时还一再嘱咐:“你先拿回编辑部去看看,看能不能用。”有时候在诗稿或文稿的后面,或在附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送你看看,不算投稿。”“写了几句不大象样的诗,如不适用,就扔掉。”等等。一九六二年六月,谢老从内蒙古回来,《北京晚报》记者知道他写了不少诗,想抄几首来发表,谢老说:“要登就登一首吧,不要一下子登那么多。你们报纸小,少占篇幅,多腾点版面,登别的文章。方面多,看的人就多了。”

  谢老认为,光抱着谦虚的态度还是不够的。他说,真正谦虚和好学是分不开的。记者不能有单纯任务观点,拿到稿子就走,以为完成任务了。记者请人写稿子,对自己也是个学习。有人把作者的诗拿到编辑部去就交卷了,其实这首诗他还没懂,有时候连字也不认识。结果发表出来常常出错误。应该自己先看懂,如有不懂之处,应马上向作者请教,然后再发表。记者是使人进步最快的职业之一,而谦虚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谦虚和认真是分不开的。谦虚的人,在大事小事上都是非常认真的。谢老说,人最怕认真,做到认真是很难的。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工作就不容易出错。报纸工作特别需要认真,一张报纸一印出来千百万人看,错了就会使许多人跟着错。虽一字之差,不可轻视。有一次,一家报纸的记者抄了谢老一首诗;其中两个字抄错了。见报以后,谢老的秘书打电话来指出了这个错误。过两天,谢老亲自抄了一份原诗寄来,并请秘书转告编辑:错了两个字,再抄一份原诗给你们,对照看看,看错在哪里。也不要更正了。谢老没有责备,也不要求更正,但是亲自又抄了一份让编辑知道错在哪里,这种一字不苟的态度,很使人感动。它使人自然会想到今后工作一定要仔细,不能粗疏。

  谢老对于一字一句都是严肃的。一篇文章,他总要改了又改才拿来发表。他写的诗,凡是用了典故,都在信中指明出处,要编辑去查,有时候,谢老也喜欢指出一些不常见的字来考考来约稿的同志,或者给他们讲一些有关的故事,以求把某一字某一词彻底搞懂。他说,碰到不懂或一时查不到的字、词,不要放过了事,要决心搞通。你们记者常看戏,字幕上的字有不认识或不懂的,就要记下来回去翻字典,直到弄懂为止,工作、写文章也是这样,遇见拦路虎就要消灭它,不要绕过去。

  谢老很喜欢用下面两句话问来访的记者:“你最近读了哪些书,自学的时间多不多?”“你写了文章没有?”在日常的接触中,谢老是很关心记者的学习和练笔的。

  谢老认为,记者一定要能写文章,不然为什么叫记者呢?写文章也无非是把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用文字记下来。他说:“记者不会写文章,就象战士不会放枪,不是个好战士。”谢老说,有一次他问一位记者为什么不写文章。记者解释说:有时候想写,但是写不好或写不出来,有时则因为组织来的文章很多,自己不写也过得去。谢老觉得这个理由不充分。他说,写不好可以“学”,组织别人写文章,也不能放松自己的“练”。不“学”不“练”,就永远也写不出来。

  关于“学”,他又讲起一九三三年毛主席改通知的事情。当时谢老问毛主席:“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呢?”毛主席停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你学!”谢老说:“‘你学’这两个字给我的启发很大。想写文章而又写不好,写不出就应该学。学正面的经验,也学反面的经验。学正面的经验,使自己有信心,敢于写;学反面的经验,使自己不骄傲,勤于写。能这样学,就会有把文章写好的一天。”

  关于“练”,谢老说,文章不一定专是为发表才写的。写文章主要是因为有意见要发表,为稿费而写文章是写不好的;古代的封建社会,文人写文章写诗是没有稿费的,但他们却写了很多很多文章,因为他们有感慨、有意见要抒发,不写不行。我们今天写文章是为了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要通过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想写而又写不出就应该练,应该自己逼自己。常写多写,笔杆子就能练出来。过去的拳师是很能下功夫的,据说能练到这种地步:一拳将你打死,一拳又将你打活。写文章也一样,关键在一个“练”字。

  下面是谢老日常谈到写文章的一些见解:

  写文章第一要事实清楚,第二要观点清楚,第三要文字清楚。

  写文章要语必惊人。惊人也就是语言犀利。一句话说出来要使人记住,印象深刻,不要一溜就过。

  文章不一定写得很多,主要在于写得好,有用。文章不一定要长,能几句话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就不要贪多。

  要锻炼到这种地步:想得到就说得出,说得出就写得出。

  写出来的文章,首先要自己认为好,过一个时期自己又认为不好,那是你已有了进步。

  用语言要严谨,因此必须反复修改。每句话都应该经过推敲。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文章要多写,熟能生巧。最初你用了很多时间,写出来的是这些东西;写久了,用很少的时间,写出来的也是这些东西。

  文章没有文章的架子,就是最好。

  除此之外,谢老还谈到要学习群众语言、学习古人的语言,提高文字水平和写作能力。学习群众语言,能使文章写得有文采;学一点古文,有助于文章写得简练。他认为,群众的语言,新鲜活泼,能给文章带来生气。至于读古文,主要在于玩味,不要死背。

  当然,写好文章还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因此谢老劝编辑记者每天都要抽一点子时间读书,抽半个小时也好。书不妨读得杂一些,古今中外都要读,要象古人说的那样“涉猎”。许多人文章写得很从容,很丰富,就因为他们书看的多,知识丰富。知识多了,写起来就不费力。读书还要有重点,要弄懂,用脑子想。读书主要是为了获得基本知识,不是为了你写文章的时候好去抄。

  有人说,记者太忙,学习时间都给挤掉了。谢老不这样看。他以为时间总是有的,主要在于学习的态度。他提出两点:第一,要善于向自己提问题;第二,对于学习上的“难关”要有进攻的精神。

  谢老认为,善于学习的人,会给自己提问题。有些东西往往是过去学得很马虎,似懂未懂,或者不懂装懂。这就需要自己“盘”一下,自己考自己。他说,编辑记者请人写诗词,就要先问自己,新诗和旧诗有什么区别,什么是诗的基本格律,词牌子是怎么一回事?请人写杂文,也要问问自己:什么是杂文,为什么叫杂文?多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想方设法去找答案,就能提高自己。

  学习要有进攻的精神,非常重要。谢老说: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有一次听毛主席说,学习要“攻书”,把书本上最艰难的东西当作是敌人的堡垒,坚决攻下来。谢老认为,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不要走马观花,走马观花,书中的好东西是学不到的。有了这种精神,每天哪怕认真读半小时,有个把月时间,词牌子也好,诗词格律也好,其他别的什么问题也好,都能攻下来。

  《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把谢老这些论述,记录整理成文章,题为《谢老谈记者的思想作风和学习》,于一九六三年在《新闻业务》刊物发表后,许多报社相继把它翻印,供编辑记者以及广大通讯员作为学习材料。

  谢老常常通过采访交谈、稿件书信的来往,启发青年新闻工作者要认识自己光荣的职责,具备无产阶级新闻记者应有的品德和作风。他讲得最多的是要走出社会,深入到群众中间做调查研究,刻苦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凭道听途说就写文章,报道一定要讲真话,不要弄虚作假;平时要勤奋地积累知识,不断地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分析能力,这样,写出的文章才会有独到的见解,至少内容会深刻一些;记者容易出名,但他希望要真正做到名副其实,不是虚有其名;编辑工作要细致,留心易被忽略的问题,虚心热情对待来稿、处理来信,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在同行中要以诚相见、以礼待人、切忌文人相轻等等。

  谢老每天看报,发现有什么问题,常利用记者采访的机会提出来,以便引起注意。有一阵,报上有的文章有些字句说得太满、太绝对,不符合实际,便对来访的记者说:“这个问题不可小看,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党的某个时期的某一项方针政策能否被广大人民群众准确地领会,报纸的作用很重要。报纸宣传得好,人民群众就领会得好。宣传得好的标准一个是准确,一个是生动。两者比较,第一是要准确,首先要在准确二字下功夫。怎样才能做到准确,很重要一条又在于新闻工作者头脑里要有辩证法。”

  他谈到,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善于看到事物的这一面,也要善于看到事物的那一面,生活本身充满着辩证法,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学会按生活的客观规律去认识问题、发现问题。报纸的批评、表扬稿子一定要慎重,要防止片面。怎样防止片面呢,最好一条就是说话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把事情看得太死,好就一好百好,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坏就是自来坏,看不出发展过程,记者采写表扬稿,不能光听拥护这个人的话,还要想办法知道反对这个人或是曾经反对过这个人的看法,表扬文章要给反对者看看,批评文章要给本人看看,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免得话说过头。

  有时,谢老也把视察时看到的一些情况,同编辑记者谈,帮助他们了解民情。一次,他收到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的信,信中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受浮夸风、共产风影响,深切感到实事求是之重要。谢老把信给一位年轻的编辑看,问她每年有多少时间下去做社会调查?那位编辑回答,报社工作忙,一般都是通过采访约稿顺便做调查,很难有机会专门去做社会调查的。谢老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他叫编辑把信带回报社给同志们看看,说明如不下去调查研究,光浮在上面编稿,容易上当。并叫她向领导反映一下他的建议:一是编辑记者争取每年作一次社会调查,不带组稿任务,就是专门做社会调查的;二是编辑记者最好轮流做信访工作,通过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来信了解社会情况。谢老认为这两项措施可以培养编辑、记者的观察能力,是提高新闻工作干部水平的好办法。他希望新闻界不要染上官气,要大力发扬我们党新闻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

  身教重于言教,同谢老接触过的编辑记者,都几乎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他严肃的写作态度和谦虚的品德。谢老一生几乎都是搞文字工作,写了许多堪传后世的诗文,但他在《六十自讼》中却是这样地估价自己的:“我具有中等资质,但学到的能耐,非常有限。学问呢,不仅没有实际知识,就是旧学问也是东涂西抹,没有系统;事业呢,没有可言,有也是因人成事;文字呢,笔杆子拿了几十年,只能说有很小的成就。”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诗词,但报刊来索取,他经常却是这句话:“诗不好,登了没人看,要来干什么?”“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十老诗选》,请他选些诗词,他总是说:“别的老的多选,我的诗不好,不要选那么多。”人家选了他又给勾掉。一九六〇年他曾应约给《新观察》几首诗,并附去一信,从这封信里很能说明谢老发表作品是非常严肃的。信上说:

  暑期中不能写文,写几首诗,抄送你处。编者同志如认为那一首有点诗意,读来顺口,可以发表,那就发表罢,因为至少已得到一个读者即编者同志自己。

  如认为虽有点意思,但意思不多,可发表可不发,那就不要发表,因为只得了半个读者即编者同志本人的一半。

  至于编者同志认为不好的不感到兴趣的,那绝不要发表,不要夹有别的意思如作者的面子等,那是不严肃的。

  他对待写作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国青年》编辑访问了谢老,写了篇访问记,他不大满意,拟改为诗。当时,他正在湖南视察,又累又忙,还是重写了一首长诗代替。那年,他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了。白天视察、参观、调查研究,只有夜里才能抽点时间来写。这首写延安作风的一百二十多行的长诗用了三天才写完,这已经够不容易的了,但他并不为此就满意。他在给《中国青年》杂志的信上说:

  记者来,要我谈延安作风。延安作风即党的作风,毛主席的作风,包括很广,不好从那里谈起,又这个作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延安只是其中一段或者较为集中的一段。

  我荣幸地在延安住了十多年,只是做的工作少,只是看的也少或者不全面。还有很多好事情,我的诗里都没提及,这篇诗只能给青年一点启发。

  说延安作风,免不了提到“艰苦奋斗”字样,我和一些延安工作过的同志谈,都回忆到那时的生活是甜滋滋的,当时不感到苦,现在更忆不起苦来,这不是说当时的条件不艰苦,而是说乐的到来,并不要等到艰苦已经克服,而在克服的过程中已经都是欣欣歌唱了。

  这首诗内容与字句都不大好,你社如要用,请编辑部好好审查,并加以修改。

  如听到读者对他的诗、文提出意见,他却是由衷的高兴,有一件事情非常感人。一九五二年他写了一篇小品文《明知山有虎》,在《新观察》第三期发表后,有三个读者提出文中有个比喻不恰当,编辑将信转给谢老,谢老亲笔复信,对他们表示感谢,信是这样写的:

  感谢你们指出我在《新观察》上写的《明知山有虎》小品上“狐鼠还可恕,老虎必不能让它幸存”的意义不当,很对。写的时候,三反运动还没把重点转到大贪污分子上去,“成亿元、几十亿元……的大贪污……老虎捕获尚少”,重狐鼠而轻老虎,是不好的,但不料因此闹出语病。照来信改为“狐鼠尚不可轻易放过,而老虎尤更不能让它幸存”,是好一些,但不如索性涂去此二句为好。

  在这里,我感到:

  一、读文章的人比写文章的人仔细,因而也就引起写的人不能容许其不仔细。

  二、小品的好处在“短”、“开门见山”,能给人以一定的印象;但也正因为“短”,常不免说明了一面,同时又模糊了另一面,写得短,比写得长常要难一些。

  三、叫贪污分子为虎,反贪污分子叫打虎,是个比喻。这比喻切实而又通俗,马上通行全国。但比喻还是比喻——正式文件上不这样写,就比喻写文章的好处,是生动、易感人,但老就比喻写文章,也就易出毛病,《明知山有虎》上语句用得不当,就出在这里。

  你们如此用心,并写信来,可佩之至。

  过了若干年后,谢老还对别的报刊记者谈起此事,称赞《新观察》的做法。他认为报刊编辑能够打破情面,不为私人关系左右,按原则办事,对作者一视同仁,报刊就一定办得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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