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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边区经济献策


  谢老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任职期间,通过广泛的调查了解,深深地认识到,边区的经济能否改善,关系到边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经济是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

  谢老不顾身体衰弱,一九四一年七月间,带病日夜伏案疾书,赶写《花定盐池运销的研究》。因为“运盐问题”,已成为当时边区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时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军事经费和财政收支的平衡,运盐问题如得不到正确解决,抗日民主政权,也将难以巩固。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却众说纷纭。谢老指出:任何一件事情,不一定都能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对于运盐问题,也是如此。他认为,最易懂的道理,在某种环境下常变成似乎很难懂—大家不懂。在群言淆乱中把握真理,是不容易的。而事实的教训,并不一定能教训人。谢老以顽强的意志,不辞劳苦地查阅历史记载,收集运盐资料。他在查考《延安府志》中,发现第七十四卷上记载着清朝时期的盐政问题。文中说:“议驮盐为延属之最苦征课,非经国之讦谟。谨酌两便之策以拯五属之剥肤,以垂盐政之永利事。”可见,运盐问题,早在明清帝王时代,就是延属一带的大事了。

  谢老为了慎重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多次和毛主席通信,研究探讨。常常还亲自去毛主席住处,或者毛主席来到他的窑洞,长时间交谈着运盐方面的各种问题。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和县、乡来的基层干部,或者农村士绅,了解运盐情况,交谈疑难问题。有次固临县来了几位干部,报告当地的运盐工作。他便详细询问了有关运盐的细节,并谈了他自己的主张。他热情地向基层来的同志解释运盐的目的,除了有利于群众的生活之外,主要还是为着军事经费有所着落。因此,凡是不愿意运盐的县,可加销公愤,以解决民困、军困问题。一天,三边几位士绅到延安参观,谢老便特地来到交际处访问了这几位先生,请他们谈了延池的历史和产盐的情况。

  经过初步调查研究,谢老提出了一个解决运盐问题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没有被人理解。他深有感触地说:“‘吃一堑,长一智’,不是任何人能做到的。必须原来智的人,才能于吃堑之后,长出智来。”因为,运盐之事,不仅在领导机关内部有人反对,而且,区乡干部也多不了解,“颇露出对运盐不十分赞成的意思”,“乡村青年逃避运盐,早晨赶着牲口躲向山沟”。面对这种情况,谢老认定,“盐是边区最大出产,也是除公粮外政府最大收入。军队是抗日政权的支柱,军费开支是政府预算的头一宗。”因此,谢老仍然日以继夜工作着,终于完成了长达数万字的专题报告和说明材料。

  当时,运盐问题既是陕北根据地经济重要环节,也是中央领导和边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对谢老关于运盐问题的研究极为重视。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特意派汽车接谢老来到杨家岭。夏末秋初的杨家岭,格外清凉。在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两人促膝深谈,直至深夜。第二天,任弼时又接谢老去他的住处谈了三四个小时。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今天谈话算有结果。因为我们对以前各种不同见解主要归咎于政府负责者,没有很好很详密有远见的计划。”谢老既反对一些人不顾人民群众利益的过“左”做法,也反对一些人怕这怕那的畏难情绪。任弼时当时对他的见解给以了支持,使他感到非常欣慰。第三天,他将这几天交谈的意见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他写的研究论文。毛主席看到他的信和研究论文后,便于当日晚上驱车来到边区政府,与谢老又谈到深夜一时方回。

  毛主席给谢老来信说,唯吃饭大事,须求干才。他对边区经济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发展经济,平衡收入两点上。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为此,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毛主席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这个问题。

  谢老着力研究边区经济问题,除了和毛主席有数万言的书信来往与当面交谈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同时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拟定了一个改善经济的具体计划,提供中央讨论决定。谢老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指出:财政上要实行统筹统支即统一的原则,优裕时是这样,困难时更要这样;机关、部队应自己生产,以补充经费之不足;要想尽办法厉行节约,力争做到钱要用得少,生活要比以前好;人要用得少,工作效率要比以前高。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谢老对边区经济的好转,军费开支的保证,以及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毛主席在信中说的,你有很丰富的经验。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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