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主编《湖南通俗报》

主编《湖南通俗报》

　　一九二〇年八月下旬，觉哉在云山学校度过了第七个寒暑，好友叔衡约他到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

　　当时的情况是：国内局势急剧变化。袁世凯张勋的复辟梦相继破产，但随之而来的是封建军阀互相争夺，中国如一只破烂的航船在风雨中飘摇。而人民在斗争中逐渐觉醒，特别是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接着上海、天津、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湖南当时是革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即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这是一个进步青年的革命组织。随后，毛泽东等同志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各界联合会等进步组织。《湘江评论》也在斗争中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创刊。一九二〇年六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又成功地领导了“驱张运动”。湖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朋局面。

　　当时，由于叔衡在“驱张”运动中有重要贡献，被湖南省通俗教育委员会派为湖南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编辑所有一张四开的小报，叫《通俗教育报》，它的前身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由都督府演说科主办的《演说报》，一九一四年，改为《通俗教育报》，一九二〇年，又改为《湖南通俗报》。

　　《湖南通俗报》由谁来主编？叔衡立即想到了正在云山学校任教的觉哉。叔衡认为：觉哉虽然没有办报经验，但是文学根底深，又关心时事，善于学习，于是给觉哉发了一封信。

　　八月三十一日，觉哉离开云山学校，来到省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

　　叔衡委派觉哉做了《湖南通俗报》的主编（当时称主笔），熊瑾玎为经理，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当时除觉哉以外，都是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的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夏曦、郭亮、李维汉、易礼容、姜梦周等也都积极支持这个编报班子。

　　觉哉在报馆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上认识了毛泽东。

　　这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初的一天。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相当于校长），他刚组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后又筹备组织第十批新民学会会员出国留学，工作很繁忙，叔衡考虑《湖南通俗报》从主编、经理到编辑都是小学教员，全没有办报的经验。因而约请毛泽东一起研究如何办报的问题。

　　会上，叔衡简单地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毛泽东接着分析了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明确提出了《湖南通俗报》宣传的任务和主要内容。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①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走进觉哉的住房，相互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相互之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哉当时三十六岁，矮敦结实的个子，清秀的面庞，嘴上留着浓密的八字胡须，说话慢条斯理，虽然有时还不免带点“之乎者也”的旧文人气态，但是整个举止言谈显得睿智谦和，诚实可信。毛泽东对他的这个印象一直继续到后来的漫长岁月。至于觉哉对毛泽东的印象，由于叔衡多次讲过“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而早就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这次相识，更加深了印象。

　　觉哉后来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九二〇年八月，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湖南省城通俗教育报的报纸编辑会议上初次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湖南刚赶走张敬尧，何叔衡同志任通俗教育馆馆长，约我去编通俗报，我历任小学教员，见闻不广，没有编过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还不能全部领会。会后，毛泽东同志到我的房里坐了一会儿，才会面，谈话不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②

　　觉哉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办报主张和众人所议，按照实际斗争的需要，对《湖南通俗报》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很大的改革，把报纸办得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有力地揭露了湖南新军阀谭延闿、赵恆惕虚伪面目及其政权的反动本质，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变成了宣传新民学会革命主张的进步报纸。对湖南当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办报期间，觉哉亲自动手，写了大量文章，据目前发现的四十多张报纸看，每天多则三篇，少则一篇（不署名的或改写的除外），各版都有，形式多样，有小评论，小说等等。当时，皖系军阀张敬尧被赶走以后，官僚政客谭延闿相继当上了湖南督军和省长。赵恒惕把谭延闿挤走以后，利用湖南人民渴望脱离南北军阀纷争，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心理，接过谭延闿的“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以“地方自治”为名，对南北两方保持中立，实际是以此巩固自己的军阀专制。所谓“地方自治”只不过是—种骗局。毛泽东当时“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扩大民主因素”③。觉哉按照毛泽东这个意见，利用《湖南通俗报》大力宣传真正的民权思想，启发民智。赵恒惕本来是想真戏假唱，《湖南通俗报》则逼着他假戏真做。觉哉在《自治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义务》—文中说：“我们实行自治只是从强盗手里夺回原赃，因为我们管自己的事，本是自己的权力。”又在《公民资格》一文里，就当时对公民权利的不合理限制，如财产、学历、经验等问题提出质问道：“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为什么国家的政事，却只许一部分发财的人去干预？他们既有钱，又有势，望他们替贫民来说话，自然很难，世上不平等的事，孰甚如此。”关于学历的限制，觉哉质问道：“现在湖南三千万人，在国民学校毕业的有几多，在高等小学毕业的有好多？况人有好歹，本不在毕业不毕业，几多乡里老伯，本不是去应国文科学的考试，又何必去管他毕业不毕业，识字不识字？”文中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贫民政治，就要打破公民资格种种限制……不然，口里只管喊湖南三千万人，其实只能与问政事的不过百分之几，那就很犯不着！”在《我所希望于审查员的》一文中，觉哉对“审查”这部“自治根本法”的各县代表说：“贤人政治是已经破了产的……少数人替多数人谋利益，决不如多数人自谋。所以，我们所希望的‘治’，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民，使人人都有发展自治能力的机会，集合人人的自治能力以为政府的自治能力。”觉哉这些精辟的论述对谭、赵的伪装“自治”是深刻的揭露，对群众是很好的启发和教育。

　　同时，觉哉还利用《湖南通俗报》，大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军阀官僚的罪恶。觉哉在《到底谁是过激派》一文中指出：“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的劳农政府，他们的办法是要人做工，才有饭吃，不准哪个多占些，不准哪个吃闲饭，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过激派’！中国的军阀，天天持刀杀人，却天天在那里恨‘过激派’，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太过激了一点咧！”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罪行的同时，报纸还注意报道苏联和各国革命运动，对国内各地的工人运动也作了含蓄的宣传。

　　觉哉还注意利用《湖南通俗报》批驳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促使人们从彷徨中觉醒。觉哉在《没事可做，还是没去做事》一文中写道：“现在湖南人有智力的、有体力的、手段最强的、志愿勃发的，都集中都市来找事做，一考究他的内容，只想做因袭的事，不想做创造的事，只想做不费力分利的事，不想做卖力生产的事；只想做政府扶植的事，不想做社会特创的事……事要做才有，不做是没有事的。我愿湖南能够做事的人回转头来，各凭自己的能力去创造事业，小的个人去做，大的合力去做，做出一些事来，然后人不要去找事，事自然来找人。切莫怪现在没有班做，要晓得我们实在没去做事。”这段寓意深刻的话，对当时许多在十字街头彷徨的青年，是有力的启迪和指引。

　　当时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等问题，是张敬尧反动政府惧怕在报刊上宣传的，《湖南通俗报》却为此而大声疾呼。为了办好这个报纸，觉哉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他的一封加信真实地记录了工作的紧张情景：“我早这里每天的事业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床，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时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才完工，最后看几十分钟报再吃中饭。吃中饭之后，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我在修业学校教了几点钟书，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看外面来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点灯后要预备明天的稿子，或者自己做点文章，大约要几十分钟。”

　　这张小报在张敬尧统治时期登的都是省政府粉饰门面的东西，每天除登载政府的一些文告和空洞无物的演讲、评论外，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因此，很少有人愿意看。觉哉主编后，《湖南通俗报》成了一份有鲜明政治见解的报纸。每期四开四版，一周六次，为了做到鲜明、通俗：一、开辟了深入浅出、针对性强的各项专栏，一版有“时事讲演”，以群众所关心或者所熟悉而不了解的问题出发，写成可供演讲用的深入浅出、一目了然的文章。论古说今，启迪民智。三版有“社会调查”，调查的范围很广，工农兵学商，无所不包，涉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宣传科学知识的“新知识”、“新字课”，在于普及文化。总之，从各个方面吸引读者。二、尖锐泼辣，针贬时弊。每期都登有“小批评”，评论时政，文章不长，约三四百字，写出了读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些小评论同群众生活关系紧密，显得报纸很有生气。三、文章短小，语言生动，版面小，文章多，言之有物，办得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四、形式多样，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多用旧儿歌、旧谚语加以发挥，旧形式，新内容，旧瓶装新酒，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如：

　　“破鼓乱人打，墙倒众人推。”

　　批：中国有鼓破墙倒的样子，日本便是打鼓推墙的主使的人。

　　“十里无贤人，是块野地。”

　　批：怎样才能够使到处有贤人，还是靠教育呵！

　　总之，谢觉哉主办《湖南通俗报》，在“通俗”二字上下许多功夫，尽可能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当时国内的形势和本省乡土的特点，卓有成效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该报及时刊登毛泽东的文章。觉哉后来回忆说：“接到他的自滨湖各县寄来的通信，好优美的文章，为我们从来所未见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在报上显著地位”④。

　　报纸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大增，由几百份增加到六、七千份，不但工人，市民爱看，农民也有订阅的，中小学还把它作为课外必读之物。据觉哉日记记载：“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二日下午，船山学社开游艺会，当场零售《湖南通俗报》八百多份。”当时，在宁乡县云山学校任教的王凌波曾几次给觉哉写信要求增订《湖南通俗报》，并说：“贵报销数宁乡较多，此乃贵馆诸先生评论正直，剪裁适当，甚合社会需要……此间学生阅报，以通俗评论及中外新闻为最感兴趣，讲演集甚好，此间二十一、二班学生已经纯粹为教本。”⑤

　　赵恒惕他们对于这张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惶恐不安，惊呼“湖南风气之坏，坏就坏在通俗报上。”“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是教育民众的《湖南通俗报》，变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一日赵恒惕政府即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通俗教育馆馆长之职。六月十五日，《湖南通俗报》被迫停刊，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新所长龚心帮带一批人入所。随即，觉哉的总编辑的工作也因此而结束。

　　《湖南通俗报》停刊了，毛泽东评价说：“这一年的《湖南通俗报》办得很不错。”⑥觉哉离开了报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社会活动，而是更为热情，并在社会活动中“继续《湖南通俗报》精神”。⑦

　　① 见周世钊《湘江的怒吼》。
　　② 1952年7月1日《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
　　③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
　　④ 《第—次会见毛泽东同志》。
　　⑤ 《宁乡人民革命史》。
　　⑥ 周世钊《湘江的怒吼》。
　　⑦ 1921年6月8号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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