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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人的呼吁(2)


  五、文化夜市好

  文化夜市,对。太需要了!青年们日益旺盛的求知欲需要它。文艺界的繁荣需要它。作为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首都需要它。青少年们需要它,中年人和老年人也需要它。男男女女都需要它。不应让建设精神文明停留在文字号召上,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有效的措施。我举双手赞成,并相信在今天美好的形势下,不久它就可以实现。这个头,首都应该带。我相信,这么好的事必然会在全国大中小城市风起云涌。

  借此机会,我再提个建议:应该把旧书摊恢复起来。大多数读书人最大的乐趣是逛旧书店。那里,买者不必带介绍信,像告帮似的;卖者也不必带着户口本,把帽沿拉下来,像进当铺似的。大家都大大方方地去进行这种文化交易。愿全市主要商业区都有旧书店;不仅是几间门面的大书店,也要一间半间的,甚至搭个棚子,摆地摊。巴黎城塞纳河畔,一排全是旧书摊。文化人到了那里就留连忘返。英美大学城到处是卖旧书的。在衣阿华城,最吸引我的是那家“闹鬼书屋”。那里,旧书像图书馆那样分门别类,看累了还可以坐在沙发上,同其他买书人坐下来聊天,有免费咖啡供应。

  解放初期,东安市场也罢,西单商场也罢,何尝不遍地是旧书摊!我没钓过鱼,但从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奇书的快乐,决不小于钓到一条尺长的鲤鱼。藏书家几乎没有一位是从买新书开始的。

  我希望即将出现的文化夜市为旧书摊留出一个角落。我希望爱书的待业青年出来经营书店、书棚、书摊。让我们在文化的这一主要媒介——书籍方面,互通有无,也让有些埋没的宝贝,由于有了识货者而重见天日。

  六、泡

  每次去某某某浴池理发,总得花上大半天。十六日晨,下起雨来了。心想,这日子排队的人也许会少些,何不钻一下空子!

  买好牌子,拉开玻璃门一看,人果然比往日要少,但两只长凳还是坐满了顾客。站了一会儿,就轮到我坐了。坐等比站等要高上一等。

  这时我数了数,男部足有七个座位,但只见一位女同志在理,她脸上好像有些浮肿,动作迟缓,有时理着半截儿就得坐下来歇一晌,有时理完一个人,拿起缸子,歉疚地对我们说:“我得吃点药!”

  我心里在盘算:前边还有十一个人,每个人打它十五分钟(看来这是不够的),也得三个小时呀!我很想走。然而一路蹚雨来的,我不甘心啊!何况外面还在哗哗下着。

  女部那边像是有三四位理发师,而且只有一位女顾客。有个男同志刚走进来,就被女理发师领到我们前边的一张椅子上,亲切地说:“等一下我叫你。”原来女部正在理着另一位男顾客。我沉不住气了,就对后边一个同命运的人说:“咱们难道不能也去女部理吗?”他朝我摇摇头,小声说:“别找那个麻烦,那都是有关系的。”

  于是,我们继续攀谈起来。通过他才知道男部共有十七位理发师。我说,整个男部难道就由那位像是病号的女同志一个人支撑?他说:“不,说不定一会儿107号会来呢!”这样,我们就像盼救世主那样盼这位107号,几次有人推门进来,以为是他,原来只不过是来加长我们这个绝望的队伍的。

  将近十点钟,进来一个细高个子,穿蓝制服的年轻人。我旁边那位知情人释然地说:“啊,他就是,有盼头啦。”

  只见他走到里间,先把手中的雨伞支开,然后由抽屉里取出一块布来细心地把雨伞上一块一块的雨水拭干。擦完伞,他坐下来,撩起鞋来。擦完这只又擦那只。我们20几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每个人这时都有所感吧,但没人敢吭一声。

  以为他该穿起白大褂干活了,才不呢!他点上了一支烟,坐在软椅上,一口口地喷起烟雾。随喷,好像还在欣赏着那烟圈儿。

  哎呀,他站了起来,真地去穿白大褂了。我们自然也流露出希望来。他对镜把衣着整理了一下,绷着脸,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走来。走过我们这排人面前时,他并没望我们一眼。我们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拐弯,他悠悠达达地拐到女部去了。一阵打招呼声之后,他挑了张椅子坐下来,又点上一支烟,聊了起来。

  他从女部踱出来了,几乎擦着我们的膝头踱过,推开玻璃门,他站在门廊里观赏起雨中街景来了。这时,我想到三十年代时,洪深在上海租界影院里对辱华影片情不自禁的抗议。我也想当一次英雄,但我没有当成。我刚一抬屁股,身边那位“难友”就扯了一下我的衣襟,小声告诫我说:“这年月,小青年惹不得呵!”

  他从门廊踱了回来。踱到后面,又坐下来,抽了一阵子烟,才站起来,拉开抽屉,一样一样地取出他的工具:电推子和吹风器。哦,原来靠外边第一张椅子就是他的。他慢条斯理地把工具一一吹了吹,掸了掸,然后才把电线的一端塞人插销,转过身来,朝我们这一大排等待着的顾客中间最前边的一个努了努下巴,就像电影里古代酋长对奴隶的那种神态。

  我小声问了问我身边的那位“行家”:“这里有头儿没有?怎么也不管管?”他垂下头来,又斜过脸来说:“管?以后下雨天,就连107号也不照面啦!”

  七、我总算有了间书斋

  在我的概念中,书斋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唰唰的声音,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在有些国家,这也许是件必需品,一个起码的条件。在房荒仍然严重的我国,不能不承认它还是一种奢侈。

  大约1956年春间,在一时政策的照耀下,我一度忽然有过那么一小间。1949年以来,只有那几个月里我写过几篇东西。可没多久,那小间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当我在柏各庄跟十几位同命运的人们滚在一条炕上,或在咸宁同几个人合住一间用砖坯堆起来的小屋,以及后来回到北京四口人挤在窗下就是公共尿池的八平方米斗室时,我时常有这个非非之想:要是有一间一个人的工作室多好啊!

  1983年,这个梦竟然变成了现实。如今,我有了一间颇像样的书斋。它不但面积不止八平方米,还有漆得锃亮、可以摆各种纪念物的组合柜,壁上挂了朋友胡絜青、叶浅予、阿老、苗子、秦兆阳、子野、育莲的字画,以及祖光和凤霞合作的《秋艳》。真是造化啊!

  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十亿人搭成个金字塔,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个青年评论家,在同另外几个同志睡着双层床。还有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槛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七十三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的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1982年—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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