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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2)


  但对外面局势较熟悉的中国教员已明白勉强上课是收不到实效的,只有把自身弄得更孤立。昨天学联不是已经包围了西城两个美国教会的学校了吗!结果,打碎了许多扇玻璃,还是罢了课。但好像要在这暴风雨中图幸免似地,约翰牧师仍在倔强地抗拒着。由于中国教员的调停,算是开了个师生联席会议。在这会上,胡伯祥成为学生方面的总代表。

  不一会,石阶上有人立着大声说话了。随着,大家蜂拥跑进楼去。即刻,礼堂里空前活跃起来:喧嚣的喊叫,嘈杂的跺脚声,似乎几分钟内,这些平素为校规严加管束的学生们便将把这座楼拆了。

  “这群水牛!”约翰牧师在楼下愤愤地骂着。他开始对自己的安全担心了。领事馆已经焦头烂额了,他不能因自己的粗率让他们再为他分神。他决定即刻回住宅去。

  “你是教会的。如果你加入这不道德的事,你就不用想再念书。”临行,他威胁地对启昌这样说。

  倚着门框呆立着的启昌并不曾为他这话吓住。他随后就逃出这牢笼式的校长室,朝着楼梯奔来。

  突然,礼堂里一声震天的呼喊。门开了,兴奋的脸蛋像瀑布似地涌下楼来。歧视的,愤怒的,各种眼色投向背着手、囚犯似地立在楼下墙角的启昌。

  他向开会的人们打听,但连和他熟些的人也都闪开了身子,摇着头不告诉他。

  “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操场上一个人扬声地喊了,许多人随着也喊了出来。

  为矛盾心情麻木了的启昌,突然为这声怒吼惊动了。他奔到窗口。呵,炎热的太阳底下站满了人。一个个手里举着一只小白旗子,兴奋地准备着出发。只吕葆光还有心情用旗子和另一个孩子比着武。

  启昌握着空空的手,一种离群的寂寞和羞耻钻入了他的心。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地奔出楼门。

  “大家排好,听主席讲话!”胡伯祥把手卷成喇叭形嚷着。主席?启昌好奇地想知道是谁。

  但跟着说话的仍是胡伯祥。

  “大家注意!我们先出发到天安门,然后游行。明天早晨八点还在这里见,好分配工作!”

  当领队的大旗举出来的时候,许多人都仰起了头。那真是一面可骄傲的旗子。雪白的浆布上写着浓黑的颜字:“立德中学沪案后援会”。旗子是飘在一根撑竿跳用的粗壮竹竿上。临风稍一摆动,即刻就哗哗地响起来了。

  看到了这威风的旗子,许多人都争着要扛。人群里多少只手由肩膀空隙中伸出,争抢着。不下五六双手都把在竿头上了,但终于被篮球队的中锋抢去。他有硕大的身躯,肥厚的手掌。他发誓宁把竿子折断也不松手。别的手松开了。抓住了那竿子,他指手画脚地像在夸耀着这光荣的差使,又像征求着主席的同意。

  那大旗的飘荡激动起启昌的心弦。他狂热地奔到胡伯祥面前。

  “主席,主席,分我只旗子。”

  “走开!”胡伯祥忙闪开了身。他那法兰绒西装的纽扣上飞着黄条绸。“我忙着呢,去找管旗子的。”

  启昌狼狈地钻进了人群,张望着管旗子的人。

  “劳驾,谁有富余,分我一只。”

  “有,可就不给奸细。”有两只旗子的人翻着白眼,掉过脸去。

  “喂,站好了!”班长由后面重重地推了他一下。启昌才想分辩没有旗子的事,主席又报告了。

  主席嘱咐着今天游行要齐整点,不然,就给立德学校丢脸。

  大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前面扛大旗的挺起胸膛,用极威武的姿势向前移动。赤手无旗的启昌就跟在大队后面。他那炯炯的目光如同朝香者般虔诚地对着前面的大旗,梗着脖颈向前走。他默默地读着一些旗子上写的字。虽然有人故意踩他的鞋跟,并把不好听的话送进他耳中,他也不做声。街道两旁站满了观看的店铺伙友和路人。

  出了白衣庵,一队穿黄色制服的学生走过去了。飘动着小纸旗,喊着“抵制仇货”的口号。启昌不由得随着也脱口喊了出来。远远地又一队人:这是穿竹布衫的女学生。又一队人!启昌身体里的热血随了呐喊的浪涛起伏澎湃着。愤怒的火在他心里狂烈地燃烧着。马路上满是排队和看队的人们,黑压压地齐向着一座敞着的朱红大门迈进。

  大队在朱红的墙,琉璃瓦的宫殿,白的桥梁,高的华表前面停下了。头颅,头颅,无数淋着汗的头颅在晃,像森林一样是伸举着的激奋的胳膊。震耳的呐喊:粗大的嗓音,嘎哑的嗓音,尖锐的嗓音,一起嚷着。小白旗像大苇塘里的芦花,随了每度呐喊都哗哗作响。启昌兴奋得头几乎要涨裂了。

  席棚的台上有人在演讲了。挥动着拳头,瞪着眼睛,愤怒地喊着。蓄长的头发随了每次震颤都跳下前额,然后,他又得用手把它拢回去。

  “喂,你瞧见胡伯样没有?”后面一个人揪住启昌的臂膀问,这吓了他一大跳。他摇摇头。

  “胡伯祥哪儿去了?”许多头颅都回过去问。因为主席棚里找立德的总代表,但是胡伯祥不见了。

  呆了许久,胡伯祥才由人丛中挤进来,满脸冒着汗珠。后面有两个穿白褂青裙的女学生随了他来。

  “这是——这是淑德的代表。她们明天准罢!”他腼腆地向大家介绍着。

  台上有人用喇叭报告了。偏偏一个高个子这时立到启昌前面,像一座影壁似的。他忙侧耳倾听。报告的好像净是些学校的名字,然后又是一大串地名。启昌莫名其妙地听着。直到最后,那喇叭叮咛着:“诸位请都回到这里,别在路上散。还有报告!”

  随后,头颅的海移动了。一些挂着“指挥”条子的在人丛中穿来穿去。就这样大队又出了那朱红大门。

  呐喊如浪涛起伏着。

  东交民巷的铁门闭上了。那些专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大炮都摆在巷口。铁门前守了一队棕面孔和白面孔的姜色制服洋兵,个个托着实弹的枪,阖了一只眼,对着群众瞄准。前面还齐整地架了三座机关枪,像演习打靶一样,后面跪着几个等待发令开火的洋兵。一切都似在为游行呐喊的人们表演着上海租界当时的情景。而且,这扮演如果中国人高兴的话,还可以变成事实的。

  但这些武器不曾镇压住愤怒的群众。游行的人们驻足,用着嘶哑的嗓音对着那些枪口喊了起来,启昌也是中间的一个。他伸出瘦小的胳膊,指着那些凶蛮的洋兵嚷着。

  一幕悲剧像是要发生了。刚巧这时候,群众的领袖受了警察厅再三的劝导,移足前进了。

  启昌就随着大队向前走,可还不时吐着唾沫回头。那狰狞的洋兵依然在做着放枪的姿势。

  ——牧师,在上帝面前我们真是一家子吗?——启昌小心坎里不由得默默地问。

  当太阳斜斜地落在西方时,大队又返回天安门了。虽然像吕葆光那样在路上溜掉了的也很不少,但回来的人仍然把朱墙宫殿前的空地填得满满的。学联主席报告完明天起各校担任演讲的区域后,赴会的人逐渐分散了。

  “嗨,累死我啦!”篮球队中锋走到胡伯祥面前抱怨着。他抚摸着肩头,把旗竿向胡伯祥怀里送来。“主席,你想法子吧。横竖我这力气可卖够了!”

  胡伯祥这时正在张罗着雇车。远远地那两个穿白褂青裙的女学生在等着他。扶着那粗大旗杆,他皱起眉来。

  “唉,你多劳了。何必功亏一篑呢!当初你自己要扛。”

  “我要扛,我要扛,我哪里晓得扛到这时候!”篮球队中锋盘着胳膊,气冲冲地说完这话以后,匆匆地竟自走开了。

  胡伯祥可为难了。他打着手势叫远远候着的女学生等一下,就扶了旗杆走到残余的同学丛中,老黄老赵地求:“谁热一热心,把这给扛回去?”

  听到这请求,残余的几个同学也走散了。有的说要雇车一直回家,有的问胡伯样自己为什么不热一热心呢。

  启昌这时正屈下腰去拾地上被人践踏了的传单和宣言。他蹲在地上,偏着头端详那文明马路上屠杀的照片,嘴里嗫嚅着一些愤慨的话。突然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下。他愣愣地站起来。

  “兄弟,”扶了大旗的胡伯祥说,“刚才你不是没有打着旗子吗?这回把这大的给你扛好不好?”随着他一撒手,旗子就势倒在启昌怀里。

  “真的吗?”启昌几乎不相信有这事。他高兴极了。他刚要问话,胡伯祥早已一溜烟似地朝着远处的女生飞奔去了。

  夏天,黄昏的太阳像个到了暮年的凶徒一般转为温善了。人的影子这时在长安道上特别显得细溜。扛着大旗的启昌,一路上温习着适才听到的震耳的口号,回忆着台上讲员的演说词;一想到交民巷洋兵狰狞的神气,他又咬起牙来。他想:洋人原来不都那么安详和善,可真得提防点。他决定把旗子交给庶务之后,就悄悄地回家。白天的事暂时先不对他妈说。

  后援会每天八点集齐。早晨,启昌仍黑黑地就爬起。穿上他那件蓝大褂,又去牧师家做工了。过教堂时,太阳才冒出来。钟楼除了顶尖染上些阳光,大部还是一座庞然灰物。教堂的老听差正咳嗽着扫临街的门洞呢。当他走进楼门时,就听到震怒的声音。他即刻屏住呼吸。那声音是由书房来的。

  “不行!我不能养活一个不诚实的孩子。他没有良心。”

  “牧师,他年纪小,您慈悲慈悲吧。”

  哦,是他妈颤栗的声音。启昌咬住下唇。羞愧的感觉使他的脸发起烧来。

  “不要再说,他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孩子了!”

  “牧师,一定是人家欺负他,叫他去扛……”

  “……”

  “牧师……”

  启昌听到嘤嘤的呜咽。他不能再忍下去了。他一直闯了进去。

  “哦,你来了。出去!”

  牧师气哼哼地想把启昌推出。

  启昌看到牧师的脸了,那是一张很难看的脸。昨早的慈祥温和早不见了。那曾经抚摸过他脊背的手,现在握成了硬硬的拳头。那红的鼻头,那狰狞的眼睛,都使他回忆起昨天交民巷前的情景。他小心坎上迅速地有了个领悟:鬼子么,他不会善心的。

  启昌闪开了那毛茸茸的拳头。他先抓住他妈颤抖抖的手,返过身,挺起小胸脯沉毅地说:“我走的。我走的。你不用赶。”

  他妈泪汪汪地看着孩子的脸。她要他去赔理。她要他守一个苦命人的本分。

  “妈,咱们不是苦命人!中国革命了。鬼子再不敢欺负咱们啦。妈,您也辞工。咱们不能给鬼子支使。他早晚要害人的。”启昌滔滔地一气说出,好像他成为另一个人了。一切好像早晚都必须办的,如今虽然太早了一点,竟等不及他长成人,但他决定不要他妈受这残忍家伙的支使了。

  “孩子,你不准胡说。人家牧师——”妇人心下似乎钦佩着她儿子的勇气,但她仍希望挽回这局面。

  “牧师,哼!”启昌不服气地撇撇嘴。这招恼了约翰牧师。他挥起捏着的拳头。

  妇人忙用胳膊来围护孩子。启昌却脱开他妈的怀抱,挺起小身子来说:“给他打。他敢!中国革命了,鬼子再不敢欺负咱们!”

  八点多,启昌昂然地走进了后援会的办公室。他为一个写标语的人研墨,又把写成的标语一条条地晾到太阳地里。他见到同学就揪着那人的袖管说:“你可不许再叫我奸细了。我已经不给那老家伙擦地板,我妈也不在那儿做事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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