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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还能回来吗?是逃走的呀,父亲因此还不生恨吗?”

  他在脑子里问着自己。

  “不能回来的了。”

  他自己回答着。

  于是他想该带的东西,就得一齐都带着,不带着,将来用的时候可就没有了。

  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的了。

  背着父亲“逃”,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逃到上海第一封信该怎样写呢?

  他觉得实在难以措词。但是他又一想,这算什么,该走就走。

  “现代有为的青年,作事若不果断,还行吗?”

  该带的东西就带,于是他在写字桌的抽屉里抓出不少乱东西来,有用的,无用的,就都塞在箱子里。

  钟打了半夜两点的时候,他已经装好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

  天快亮的时候,他一听不好了,父亲就要起来了,同时像有开大门的声音。

  大概佣人们起来了!

  马伯乐出了一头顶汗,但是想不出个好法子来。
  
  “若带东西,大概人就走不了;人若走得了,东西就带不了。”

  他只稍微想一想:

  “还是一生的命运要紧,还是那些东西要紧?”

  “若是太太回来了,还走得了?”

  正这时候,父亲的房里有咳嗽的声音。不好了,赶快逃吧。

  马伯乐很勇敢的,只抓起一顶帽子来,连领带也没有结,下楼就逃了。

  马伯乐连一夜没有睡觉赶着收拾好了的箱子也都没有带。他实在很胆小的,但是他却机警。

  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开不可了。

  他走路的时候,永久转着眼珠东看西看,好像有人随时要逮捕他。

  到饭馆去吃饭,一拉过椅子来,先用手指摸一摸,是否椅子是干净的。若是干净的他就坐下;若是脏的,也还是坐下。不过他总得站着踌躇一会,略有点不大痛快的表示。筷子摆上桌来时,他得先施以检查的工夫。他检查的方法是很奇怪的,并不像一般人一样,不是用和筷子一道拿来的方纸块去擦,而是把筷子举到眼眉上细细地看。看过了之后,他才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不对的,他的手帕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他到西餐馆去,他就完全信任的了,椅子,他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有时他用手仔细地摸着那桌布,不过他是看那桌布绣的那么精致的花,并非看它脏不脏)。刀叉拿过来时,并且给他一张白色的饭中。他连刀叉看也不着,无容怀疑的,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

  他到中国商店去买东西,顶愿意争个便宜价钱,明明人家是标着定价的,他看看那定价的标码,他还要争。男人用的人造丝袜子,每双四角,他偏给三角半、结果不成。不成他也买了。他也绝不到第二家去再看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算盘:

  “这袜子不贵呀!四角钱便宜,若到大公司里去买,非五角不可。”

  既然他知道便宜,为什么还争价?

  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给他,不就更好吗?

  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

  “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但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驾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真他妈的中国人!”

  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惟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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