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产生的最近历史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一日）陈毅

　　我继续讲第二个三年游击战争，就是在一九三四年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受着损失以后，红军主力部队万里长征，留在以江西为中心的各个游击区域单独奋斗。一九三四年到抗战爆发，二年零八个月，算三年。这就是新四军产生的最近历史。第一个阶段的历史，不仅新四军如此，也包括了八路军，是整个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二阶段完全是直接产生新四军的嫡亲历史，是直接的血统。当时政治，很简单的说，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意大利准备进军阿比西尼亚[1]，希特勒登台摧毁凡尔赛和约[2]进军莱茵河[3]左岸，英、美尽量鼓励进攻苏联，造成帝国主义最优良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成为唯一的最强大的力量，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要更进一步吞并全中国，爆发中日战争，使空前的国难临到了全中国的头上。中国民众开始要求国民政府抗战，要求结束内战，一致对外。这是一。

　　第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一次五年经济计划的全部完成，第二次五年计划，正付诸实现，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国民政府在全中国民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对苏恢复邦交，造成中苏两大民族的联合，这是中华民族二次跟苏联携手。爆发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违反了中国民众的意志，使中苏破裂，十年以后又回转来重新合作，这个转变更强有力的激起了中国的抗战运动。

　　第三，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必先“剿共”，先对内而不对外，一面不抵抗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到长期抵抗，结果不抵抗，在这样的投降政策之下，激起了全中国的愤怒；同时五次的“围剿”，使两方面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围剿”的军队将近一百三十万，差不多损失三分之二，反“围剿”的军队工农红军，在江西也受着严重的损失。日本帝国主义趁这机会加紧进攻，民族危机空前的严重，国际上各个友邦像英国、法国、美国、苏联都愿意帮助中国抗战，民众更迫切的要求抗战，可是两个大政党“围剿”与反“围剿”进行得正当猛烈，造成两方面重大的损失。在这样整个政治形势下，造成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开始重新考虑，认为土地革命今天应该结束，应该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动和准备抗日运动，不应该再停在江西进行内战，应该北上跟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才可以使他抗日必先剿共的政治资本完全失掉。在政治上为什么到西北？因为到西北唯一的可能实现的路线是抗战，可能实现的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的开始，就是要迎接伟大的抗日运动，要把红军变成抗日运动中间的主力，把所有游击根据地变成抗日的根据地，两个政党能够共同携手合作。我们可以拿毛泽东同志常讲的□语就是“民族矛盾提高，阶级矛盾降低了”，也就是“中华民族跟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提高了，跟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降低了”，共产党在这基础上决定了他的策略路线，所以有朱、毛惊天动地的万里长征，能够在绥远、在察哈尔与日本打起来，这时候中国局面将有大的变化，我们应该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个前途（这是我亲自听到的）以大无畏的精神争取客观形势的成熟，我们站在这政策上去努力。至于这个问题与新四军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要讲了，在这个问题决定以后，所以主力部队九万八千多人开始前进，留下的有主力师——二十四师三个团，每一个连有一架机关枪，每一个团有重机关枪、迫击炮，一起剩下在福建、江西、广东交界的地方，武装游击队有三千多支枪，以江西为中心进行坚持。在北上部队胜利以后，造成南北呼应，以将来抗战的战略上有着伟大的意义。当时中央政治局特别指示留在江西的部队有特殊的困难，可是“事在人为”，靠我们党的努力，能够保留一支枪、一个干部，将来等于千支枪、千个干部，当时在江西组织了中央分局来主持。当时他们□□□□最主要的政策是要肃清中央苏区，无论如何不能使死灰复燃，无论如何要斩草除根，当时□□打给□□□的电报就是这样说的。长征军从十一月十号他们离开了我们，我们到第二年的二月间，对方以大兵“围剿”，二十四师主力被包围，游击队被缴械，这个地区就完全血洗沦陷。我们退出苏区转到南岭山脉，重新组织游击战争，大家都分开了，方志敏负责赣东北的游击区，黄道负责闽北区域，粟裕司令负责浙江区域，在闽东由叶飞负责，在闽西游击区由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负责，在湘赣由谭余保负责，在湘鄂赣由傅秋涛、钟期光、张藩[4]负责，那时候我管的地区可怜得很，只有八个屋子，在山的右边一间、左边一间，山的那边一间、山的这边一间，一共八间，睡于此，跑于此，吃于此。这地方的狗都有了很好的训练，看到敌军来了它就叫。那时项英同志管千里长坑，有二千多人民，算比较好的了，那一个局面是非常严重。

　　在这里面要注意几个问题：就是中央苏区在红军大部队在内的时候，从中央政府到县政府，区公所，区乡苏维埃全部的政治系统、党的系统、群众团体系统，都是健全的。主力部队在前方作战，后方进行动员，前后方配合，争取战争的胜利。红军走后这个系统就破坏了，每一个乡，每一个县，只能单独起来与敌人对抗。当时整个苏区几百万民众，对这形势就转不过来，动员工作突击工作，后方办公厅工作做惯了，一下转到游击战争环境，政治上的策略路线，军事上战略战术，组织生活要立即转变过来，非常困难。因此最有名的领袖方志敏被捕了，抗日先遣队失败了。由于转变工作解释的不明，布置不好，造成中央苏区严重的损失，其他苏区能够保持游击队，比如方志敏的游击区，黄道游击区，粟裕司令、叶飞、谭震林等游击区都保存了，因为他们很早就变成游击区，敌人不注意，而中央苏区过去还是一个模范苏区，是项英同志直接领导的，在主力撤退以后，就全部沦陷，基本原因就在这里。他们集中全力来剿，加上我们转变不够，所以失败。领导革命的艺术也正是在这关键上。当时有同志认为只要主力取得胜利，我们就有办法，其实不然，他包围根据地是重要的，他让主力走，包围主力成为次要的。我们要中央也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下层干部就不了解，那时候我很抱歉受了伤，除了他们到我房间里开会，我参加一点意见外，就不作事，责任完全由项英同志负责。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政治策略的转变，如果下面干部不了解是很危险的，这是最大的经验教训。新四军为什么能够保全？也正是许多地方部队党都坚持执行中央的路线。所以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苏区，但是到南岭山脉又抓到了那地方的游击队，恢复了中央苏区的工作而坚持下去。

　　第二，从红军大部队出动，留在这一块坚持的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认为十几万红军在这里都不能坚持，留下我们地方武装怎样能坚持？所以那时候我们反对散伙主义，因为今天中国革命的□生，第一是由于帝国主义压迫，而帝国主义没有消灭，革命也不会结束，今天我们遭遇的是挫折，不是革命的最后的失败。中国革命产生的第二原因是广大的群众要改善自己的政治生活，今天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政治生活没有改善，那革命迟早始终是要来的。我们要有坚持的勇气，像法国革命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才四十年，我们拿法国来比还有四十年，所以中央苏区认为能保存一个人一支枪下来，将来是有伟大的前途的，无论如何要坚持，党号召革命高潮的时候，作一个前进积极分子是容易的，可是在革命失败遭受挫折，仍然还是有革命家的风度，那就要锻炼。今天正在考验我们过去经验，打漳州、打赣南、打长沙，击破一、二、三、四次的“围剿”，我们勇敢对革命不动摇，能吃苦耐劳是好的，要奖励，可是今天反革命占上风，甚至占领我们后方，这时我们在山上露营，没有枪支，没有子弹，没有补充，甚至一点消息不知道，要有更大的勇气坚持。在进攻时的好汉，在失败时也要成为英雄。坚决反对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军队里头一部分同志可耻的动摇。

　　第三，对于当前的政治形势，我们党作了结论：今天□□□占领了中央苏区，以及红军的撤退，给我们造成非常困难的形势，同时我们懂得今天反革命的困难比我们更大，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立即要大举的进攻，想吞并中国是眼前的事，全中国的民众要求抗战，不管□□□□如何，抗日潮流一定是不能阻挡的，所以我们坚持这个前途。当时我们在中央苏区材料不充分，还不知道有统一战线的前途，革命政党不能歪曲事实，为自己辩护是不对的，我们知道统一战线政策，是在两广事变以后，才明显看出有结束内战、开展抗战的新倾向。但当时的对革命运动的再来的估计是正确的，这三个条件下，南方各个游击区域能够坚决依靠党的路线，广大的民众与反革命作斗争，能够奠定政治基础，度过危险的三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三年的困难环境中，我们党的损失，军队的损失，有十分之七，保留的只有十分之三。群众损失更是严重，整个南方各省的土地，都被豪绅地主收回，成千成万的民众被绑入牢监，重刑拷打，妇女像猪仔一样，卖到广东、南洋；乡村被血洗火烧，采用移民政策，把农民从这地方移到那地方，从福建移到湖南这样的移，许多山被烧像剃光了头一样。树木岩石一点不留。那时候讲话，不能大声一点，非常亲密，总像讲情话一样（笑）。不能咳嗽，煮饭白天冒烟，不能煮，要晚上煮。走路不能有脚印，有了要弄掉，草都非常爱惜，不能踏平。走路有大路不走，要走小路。有时候从山顶一直滚到山脚下，有时候跌在坑里找也找不到。粮食完全没有，春天吃春笋，冬天吃冬笋，秋天吃香菇，夏天吃杨梅。最好的是水，完全是泉水，夏天好在很不热，要盖毯子，一个蚊子也没有。反革命分子采用这样残酷的“移民空山”的办法，把这地方包围起来。派兵清查，不留一个人，一进山听到打枪，知道有游击队，不准老百姓与红军共产党通消息。在这地方搜查以后，找不到红军共产党，不知道在那里，他就采用这样的办法：用米放在大路口，数好数目，有多少？一个星期以后再去数，没有少就知道这里没有红军，如果敌人发觉拿去了，就是这地方还有红军，再要搜。如果被野猪野猫吃了，那我们倒霉（笑），把共产党当野猪，他们的士兵就是都说到山上打野人，共产党是长胡子不穿衣服，广东军队还训练了猎狗来寻路线，我们同志常被它咬死。老百姓在附近村子上买东西，多有限定买多少，多买了就“通共”要杀头。买了鞋子马上就要穿起来，不能拿在手上，怕是给共产党买的。买纸烟一包，马上抽两根，他知道老百姓会帮助红军、共产党，所以故意要作难打击打击，他心里才痛快。有时候，在半夜里派便衣队到村子里，把枪放在衣服里面到老百姓家去叫门，说我是共产党，找不到队伍借住一夜，老百姓出来开门了，他就说你通共产党杀头。老百姓以后知道了就不答应，甚至有时候在夜晚上用土炮一打，打死几个。反动派说：“我们以为又是共产党来敲门了，所以才打”（笑）。这样反动派还说：“打得对！这老百姓靠得住”（笑）。各种办法，无微不至，有些办法在军事上很有趣味，在战术上，值得研究的。比如要包围一个村子，一夜出发到早上埋伏好，老百姓也不知道，如果有我们工作同志走过，就被抓住，要他带路，把我们的机关捣毁。有时候，很突然的把房子关好，所有的老百姓都关在里面，不准说话，他就穿着便衣，装着是这家的老百姓，站在门口，我们去探消息，他就抓起来。有时大批的人来了，一下都走，留下几个人躲在楼上，老百姓也不知道，我们同志以为走了，大摇大摆出去被它抓住了。打仗也是这样，我们在能够抵抗的时候就抵抗，不能够抵抗就躲在草里，他也有办法吹集合号说：“土匪调皮找不到，我们走吧！”于是一连人走了，一排人两排人打埋伏，我们听到他们吹集合号走了就出来。糟糕！这许多办法很妙，但是我们对付的办法也更好，所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很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坚持斗争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及广大群众拥护，无论是反磨擦、反“扫荡”都是可以百战百胜的。我们在南京、镇江地区能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获得很大的成绩，就是继承了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作风，所以三年游击战争是有它伟大意义的，不仅在它的本身是这样，在三年抗日战争上讲也有它伟大的作用。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造成西北方面的合作，这个合作扩大到南方。可是这里我还要简单的提几个问题：

　　第一，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可是那时候的顽固派（现在的好朋友）认为这个合作，只能和西北朱、毛的部队有组织有纪律的真正的红军合作，南方各省项英、陈毅之流，他们只有几支烂枪，和朱、毛的部队不同，谈不到合作，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愿意南方合作的时候，□□□不肯，说朱、毛先生！不要和他们讲啊，他们是土匪，杀人放火的，三年来他们完全变了，他们不像你们，你们不晓得！完全拒绝和南方合作。所以当全国形势改变了之后，有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我们可以下山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国民党对我们的进攻，只是更厉害了。从一九三七年春天三月—五月这三个月中间是“清剿”最繁的时候，因为国民党仍旧以阶级利益为重，民族利益为轻，和八路军合作是因为没有办法，对南方小游击队还是非剿不可，而我们最后的坚持把他们打垮。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得不改变面目，前倨后恭的来谈合作，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开始谈判的时候，他希望能各个击破，我们坚持要他们和中央分局谈，不要跟各个游击区谈，他们就不承认项英、陈毅代表全体，跟你们只谈你们赣南的问题，他和我们讲，其他的地方，都谈好了，就是你们这里了，你们两位先生对抗日运动太不关心了。但是我们坚持一定的方针，我们说：“你们去谈好了！谈好了再来找我们。”而当时南方各省都非常好，说实现和平是可以，你们不“清剿”我们，我们也不分土地，不打土豪，不煽动革命，但是最后的条件要由延安中央来决定，你们去和延安谈，或者去和中央分局谈，使他们各个击破的计划失败。这证明了那种以为小红军是土匪，没有组织、没有训练的话是错误的，证明共产党是一致的，而且是最顽强的，是有路线、有政策、有训练的，虽然脱离上级领导三年，还能保持布尔什维克的一致，证明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是最可靠的，不能压迫，不能腐化，不能欺骗的。关于这个问题是不是每个顽固派都知道了呢？我想还没有！他们今天为什么打黄桥而不打八路军，因为他们认为打八路军打不赢，打新四军有把握，所以才有李守维的到黄桥洗澡不回（大笑），就是他们把这个教训弄错了，他们和共产党斗争十年，还没有看到共产党的组织一致、政治一致，斗争精神也是一致的，不管八路军、新四军，那一个团、一个连，都是一样，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最大的保证。

　　第三，部队的前途，当时有些有名望的人说：最好用火车把他们开到八路军一起去，不能放在南边捣乱；有的主张改编成为他们的队伍，派参谋长、副司令，派工作人员，把过去共产党的一套完全去掉；有的主张继续剿，根本不允许合作。当时我们一方面坚决反对开到华北去，主张开到江南担任抗战任务，同时我们坚决主张成为党领导的部队，不容许任何人来干涉。可是这中间有一个特点，在开始还为我们一部分同志不了解，到今天都懂得了，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固然都是党领导的武装，但是中间是有不同的，八路军是一色的，新四军在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含有统一战线的性质，这个统一战线最后达到绝对保持党的领导。因此，当时有许多新的分子加入新四军，而且一来就负责工作，这一点为当时许多干部，许多三年游击战争的英雄们所不了解，当时我们领导机关作了艰苦的解释工作，今天证明他们错了，这个办法并没有一丝一毫削弱党的领导，削弱党的优良传统，而且正是扩大保证他能胜利的执行。

　　第四，这个合作并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我们遇到了一部分党内的固执专家，他们有着狭隘的农民意识，他们不相信国共合作，只想停止在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上面，甚至以为谈判合作是叛变、是投降。于是发生了九江游击区刘维泗屠杀我们派去的同志，杨文翰杀掉我们派去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今天他们变成了□□。有些地方干部最初也不了解，认为这是叛变，以“叛变”对待谈合作的同志，以后也被说服了，这说明在长期游击战争中间，脱离了党的领导不能了解全国大事，容易使自己落在整个政治形势后面，造成三年游击战争中间许多弱点，如游击主义习气，局部的腐化堕落，局部的互相怀疑猜忌，无条件的采取盲动政策，除了工农而外，都要杀头，甚至除了共产党员而外都怀疑，因此使三年游击战争受到了损失。三年中间有些地方完全被打平了，有些地区缩小了，但有些地方却有了新发展。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主要的就是对党的策略路线了解的程度问题，凡是能够有发展的，能够坚持的，都是对党的策略路线执行得比较好的，失败的垮台的正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了错误。

　　这是第二次三年游击战争，也是直接产生新四军的一部分，因此叶挺、项英成为最适宜领导新四军的人物。叶挺同志是过去北伐时代老四军的领导人物，项英同志确实是土地革命时期南方苏区最高的领导者，没有叶军长出来调停奔走，要增加成立新四军的困难。叶军长为本军的保持发展尽了最大的力量！这是叶军长的功绩。项副军长在中央苏区时代就领导这个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在赣南，以后谈判的时候变成了谈判的中心。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中央政治局认为主力红军向西转移以后，留在南方各省的地方党部及部队，在项英同志领导之下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1]阿比西尼亚，过去对埃塞俄比亚的一种称呼。

　　[2]凡尔赛和约，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签订。主要内容是要德国交还被占领的地区，支付赔款等。

　　[3]莱茵河，欧洲大河之一，源出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流经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等国。

　　[4]钟期光，曾任湘鄂赣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张藩，曾任湘鄂赣抗日游击支队参谋处长。

　　(1)本文节选自陈毅1940年10月11日晚在苏北指挥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干部晚会上的报告《本军的历史和发展》，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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