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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与国学(4)


   学者在实验室里用心去想,用手去做,才能有所成就。中国学术岂但与人生分成两橛,与时代失却联系,甚至心不应手,因此,多半是纸上谈得好、场上栽筋斗的把戏。不动手做,就不能有新发现,就不能有新学术。假如中国的学术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会自己变更的话,乾嘉以前有千多年的机会,乾嘉以后也不见得就绝对没有。

  日本的维新怎么就能成功,中国的改革怎么就屡次失败呢?化学是从中国道家的炼丹术发展的,怎么在中国本土,会由外丹变成内丹了?对的思想落在不对的实验上,结果是造成神秘的迷信,不能产出利用厚生的学问。医学并不见得不行,可是所谓国医,多半未尝研究过《本草》里所载的药物,只读两三本汤头歌诀之类便挂起牌来。千年来,我们的医学在生理、药物、病理等学问上曾有什么贡献呢?近年来从事提炼中国药物的也是具有科学知识的西医的功劳。

   在学问的认识上,中国人还是倾向道家的。道家不重知与行,也不信进步,改革自然是谈不到的。我想乾嘉以后,中国学术纵然会变,也不会变到自己能站得住而能分别迎拒与蓄泄西洋学潮的地步,纵然会,也许会把人家的好处扔掉,把人家的坏处留起来。像明末的西洋教士介绍了科学知识和他们宗教制度,试问我们迎的是什么呢?中华文化,可怜得很,真是一泓死水呀!这话十年前我不这样说,五年前我不忍这样说,最近我真不能不这样说了。不过死水还不是绝可悲的,只要水不涸,还可以想方法增加水量,使之澄清,使之溢出。这工夫要靠学术界的治水者的努力才有希望。世间无不死之人,也无不变的文化,只要做出来的事物合乎国民的需要,能解决民生日用的问题的就是那民族的文化了。

  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境遇的真相和寻求解决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归根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与其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的研究入手。不过研究者必要有世界学术的常识,审慎择别,不可抱着“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的态度。那么,外国那几套把戏自然也能够辨认与选择,不致于随波逐流,终被狂涛怒浪所吞咽。中国学术不进步的原因,文字的障碍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我提出这一点,许多国学大师必定要伸舌头的。但真理自是真理,稍微用冷静的头脑去思维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国文字问题的严重。我们到现在用的还不是拼音文字,难学难记难速写,想用它来表达思想,非用上几十年的工夫不可。读三五年书,简直等于没读过。

   许多大学毕业生自从出来做事之后便不去摸书本。他们尚且如此,程度低些的更可知。繁难的文字束缚了思想,限制了读书人,所以中国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一翻古籍便理会几十万言的书已很少见,百万千万言的书更属稀罕了。到现在,不说入学之门的百科全书没有,连一部比较完备的字典都没有。国人不理会这是文化低落的病根,反而自诩为简洁。不知道简洁文字只能表现简单思想,像用来作诗词、写游记是很够的。从前学问的范围有限,用简洁的文体,把许多不应当省掉的字眼省略掉还不觉得意义很晦涩,读者可用自己的理会力来补足文中的意思。现代的科学记载把一个字错放了地位都不成,简省更不用说了。

   我们的命不加长,而所要知要学的东西太多,如果写作不从时间上节省是不成的。我们自己的文化担负已是够重的了,现在还要担负上欧美的文化,这就是钱先生所谓“两水斗啮”的现象,其实是中国人挣扎于两重文化的压迫底下的现象。欧美的文化,我们不能不担负,欧美人却不必要担负我们的文化,人家可以不学汉文而得所需的知识,我们不学外国文成么?这显然是我们的文化落后所给的刑罚,目前是没法摆脱的。

   要文化的水平线提高,非得采用易于学习的拼音文字不可。千字课或基本汉字不能解决这个严重问题,因为在学术上与思想表现上是需要创造新字的,如果到了思想繁杂的阶段,几千字终会不够用,结果还是要孳乳出很多很多的方块字。现在有人用“圕”表示“图书馆”,用“簙”表示“博物院”,一个字读成三个音,若是这类字多起来,中国六书的系统更要出乱子。拼音字的好处在以音达意,不是以形表意,有什么话就写出什么话,直截了当,不用计较某字该省,某句应缩,意思明白,头脑就可以训练得更缜密。虽然拼音文字中如英文法文等还不能算是真正拼音的,但我们须以拼音法则为归依,不是欧美文字为归依。

   表达思想的工具不好,自然不能很快地使国民的知识提高。人家做十年,我们非得加上五六倍的时间不可。日本维新的成功,好在他们有“假名”,教育普及得快,使他们的文化能追踪欧美。我们一向不理会这一点,因为我们对于汉字有很深切的敬爱,几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每被学者们所藐视与反对。许多人只看文字是用来做诗写文的,能摇头摆脚哼出百几十字便自以为满足了。改良文字对于这种人固然没有多大的益处,但为学术的进步着想,我们不能那么浪费时间来用难写难记的文字。古人惜寸阴分阴,现代的中国人更应当爱惜丝毫光阴。因为用高速度来成就事物是现代民族生存的必要条件。

  德国这次向东方进兵,事实上是以血换油。油是使速度增进的重要材料。不但在战争上,即如在其他事业上,如果着手或成功稍微慢了些,便等于失败。所以人家以一切来换时间,我们现在还想以时间来换一切,这种守株待兔的精神是要不得的。国民智力的低下,中国文字要负很重的责任。智力的高低就是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速度的高低。我以为汉字不改革,则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用文字记载思想本来和用针来缝布成衣服差不多,从前的针一端是针口,另一端是穿线的针鼻。缝纫的人一针一针地做,不觉得不方便。但是缝衣机发明了,许多不需要的劳动不但可以节省而且能很快地缝了许多衣服。

   缝衣机的成功只在将针鼻移到与针口同在一端上。拼音文字运动也是试要把音与义打成一片。不过要移动一下这“文字的针鼻”,虽然只是分寸的距离,若用的人不了悟,纵然经过千百年也不能成功。旧工具不适于创造新学术,就像旧式的针不能做更快更整齐的衣服一样。有使中国文化被西方民族吸收愿望的先当注意汉字的改革,然后去求学术上的新贡献,光靠残缺的古董此后是卖不出去的。

  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怕新学术呼不出,也不怕没人去做专门名家之业,所怕的是知识不普及。一般人的常识不足,凡有新来的吃的用的享受的,不管青红皂白,胡乱地赶时髦。读书人变成士大夫,把一般群众放在脑后,不但不肯帮助他们,反而压迫他们。从农村出来的读书人不肯回到农村去,弄到每个村都现出经济与精神破产的现象。在都市的人们,尤其是懂得吹洋号筒的官人贵女们,整个生活都沉在花天酒地里,批评家说他们是在“象牙之塔”里过日子。

   其实中国哪里来的“象牙之塔”?我所见的都是一幢幢的“牛骨之楼”罢了。我们希望于学术界的是在各部门里加紧努力,要做优等人而不厌恶劣等的温饱,切莫做劣等人而去享受优等的温饱。那么,平世之学与乱世之学就不必加以分别了。现在国内的大学教授,他们的薪俸还不如运输工人所得的多,我们当然不忍说他们是藏身一曲,做着与私人温饱相宜的名山事业。不用说生存上,即如生活上必需的温饱,是谁都有权利要求的。读书人将来会归入劳动阶级,成为“智力劳动者”,要恢复到“四民”之首的领导地位,除非现在正在膨胀着的资产制度被铲除,恐怕是不容易了。

  〔附言〕

   六月二十四日某先生在华字日报写了一篇质问我的文章,题目是《国粹与国渣》,文中有些问题发得很幼稚,值不得一答。唯有问什么是“国粹”一点,使我在学问的良心上不能不回答一下。我因此又联想到六月八日钱穆先生在《大公报》发表的星期论文《新时代与新学术》,觉得其中几点也有提出来共同讨论的必要,所以写成这一篇,希望的是能抛碎砖引出宝玉来。文中大意是曾于六月二十八日对岭英中学高中毕业生讲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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