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玮德_闻一多

悼玮德

　　这样一个不好炫耀，不肯盘剥自己的才力的青年作家，他的存在既没有十分被人注意，他的死亡在社会上谅也不算一件了不得的事。这现象谈不到什么公平不公平。

　　在作品的产出上既不曾以量胜人，在表现自己的种种手法上又不像操过一次心，结果，他受着社会的漠视，还不是应该的？玮德死了，寂寞的死了，在几个朋友的心上自然要永远留下一层寂寞的阴影，但除此以外，恐怕就没有什么了。历史上的定价是按成绩折算的。这人的成绩诚然已经可观了，但他前途的希望却远过于他的成绩。

　　“希望”在深知他的人看来，也许比成绩还可贵，但深知他又怎么着，你能凭这所谓“希望”者替他向未来争得一半个煊赫的地位吗？地位不地位，在玮德自己本是毫不介意的（一个人生前尚不汲汲于求之，难道死后还会变节），倒是我们从此永远看不到那希望形成灿烂的事实，我们自己的损失却大了。

　　玮德死了，我今天不以私交的情谊来哀悼他。在某种较广大的意义上，他的死更是我们的损失，更令我痛惜而沉思。

　　国家的躯体残毁到这样，国家的灵魂又在悠久的文化的末路中喘息着。一个孱弱如玮德的文人恐怕是担不起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责任的，而这责任也不见得是从事文艺的人们最适宜的任务。但是为绵续那残喘中的灵魂的工作设想，玮德无疑的是合格的一员。我初次看见玮德的时候，便想起唐人两句诗：“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玮德的标格，我无以名之，最好借用一个时髦的话语来称它为“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时贤所提出的“本位文化”这名词，我不知道能否应用到物质建设上，但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可惜在目前这西化的狂热中，大家正为着模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而忙得不可开交，文艺作家似乎还没有对这问题深切的注意过。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为素养的限制一时也无从解决它。因为我所指的不是掇拾一两个旧诗词的语句来装点门面便可了事的。事情没有那样的简单。

　　我甚至于可以说这事与诗词一类的东西无大关系。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我们既不能老恃着PearlBuck在小说里写我们的农村生活，或一二准PearlBuck在戏剧里写我们的学校生活，那么，这比小说戏剧还要主观，还要严重的诗，更不能不要道地的本国人，并且彻底的了解，真诚的爱慕“本位文化”的人来写它了。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的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

　　我这主张也许有人要说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了，我承认我对新诗的主张是旧到和张之洞一般。唯其如此，我才能爱玮德的标格，才极其重视他的前途。我并不是说玮德这样年轻的人，在所谓“中学”者上有了如何精深的造诣，但他对这方面的态度是正确的，而向这方面努力的意向决是一天天的在加强。梦家有一次告诉我，说接到玮德从厦门来信，说是正在研究明史。

　　那是偶尔的兴趣的转移吗？但那转移是太巧了。和玮德一起作诗的朋友，如大纲原是治本国史的、毓棠是治西洋史的，近来兼致力于本国史，梦家现在也在从古文字中追求古史。何以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一个方向？我期待着早晚新诗定要展开一个新局面，玮德和他这几位朋友便是这局面的开拓者。可是正当我在为新诗的远大的前途欣慰着的时候，玮德死了，这样早就摔下他的工作死了！我想到这损失的意义，更不能不痛惜而深思。

　　193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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