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_闻一多

庄子

　　臣子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养生主》

　　一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东北）。宋在战国时属魏，魏都大梁，因又称梁。《史纪》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田子方》、《徐无鬼》两篇于魏文侯、武侯称谥，而《则阳》篇、《秋水》篇径称惠王的名字，又称公子，《山木》篇又称为王，《养生主》称文惠君，看来他大概生于魏武侯末叶，现在姑且定为周列王元年（前375年）。他的卒年，马叙伦定为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大致是不错的。

　　与他同时代的惠施只管被梁王称为“仲父”，齐国的稷下先生们只管“皆列第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为祭酒”，吕不韦的门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庄周只管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庄子·外物》说他“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这两件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这里所反映的一副穷措大的写照，加在庄周身上，决不冤枉他。我们知道一个人稍有点才智，在当时，要交结王侯，赚些名声利禄，是极平常的事。《史记》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又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庄子的博学和才辩并不弱似何人，当时也不是没人请教他，无奈他脾气太古怪，不会和他们混，不愿和他们混。据说楚威王遣过两位大夫来聘他为相，他发一大篇议论，吩咐他们走了。《史记》又说他做过一晌漆园吏，那多半是为口计。吏的职分真是小得可怜，谈不上仕宦，可是也有个好处——不致妨害人的身份，剥夺人的自由。庄子一辈子只是不肯做事，大概当一个小吏，在庄子，是让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据他自己的学说，做事是不应当的，还不只是一个人肯不肯的问题。但我想那是愤激的遁词。他的实心话不业已对楚王的使者讲过吗？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国有个曹商，为宋王出使到秦国，初去时，得了几乘车的俸禄，秦王高兴了，加到百乘。这人回来，碰见庄子，大夸他的本领，你猜庄子怎样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车之多也？子行矣！

　　话是太挖苦了，可是当时宦途的风气就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使庄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们根据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中比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踪，知道他到过楚国一次，在齐国待过一晌，此外似乎在家乡的时候多。和他接谈过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国人。《田子方》篇见鲁哀公的话，毫无问题，是寓言；《说剑》是一篇赝作，因此见赵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庄子钓于濮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游乎雕陵之樊”，“庄子行于山中……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这一类的记载比较合于庄周的身份，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这里猜出他生活的一个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谓“就薮泽，处间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一种人。我们不能想象庄子那人，朱门大厦中曾常常有他的足迹，尽管时代的风气是那样的，风气干庄周什么事？况且王侯们也未必十分热心要见庄周。凭白的叫他挖苦一顿做什么！太史公不是明讲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吗？

　　惠子屡次攻击庄子“无用”。那真是全不懂庄子而又懂透了庄子。庄子诚然是无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样看来，王公大人们不能器重庄子，正合庄子的心愿。他“学无所不窥”，他“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正因犯着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讳，装出那“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的一副假痴假骏的样子，以求自救。

　　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出哪是寓言，哪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例如《齐物论》里“庄周为蝴蝶”的谈话，恰恰反映着一个潇洒的庄子；《至乐》篇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着一个放达的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临终的那段放论，也许完全可靠：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其余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胜枚举，每一事象征着庄子人格的一方面，综合的看去，何尝不俨然是一个活现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是万无可疑的，惠施在庄子生活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敌。他的思想行为，一切都和庄子相反，然而才极高，学极博，又是和庄子相同的。他是当代最有势力的一派学说的首领，是魏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庄子一开口便和惠子抬杠；一部《庄子》，几乎页页上有直接或间接糟蹋惠子的话。说不定庄周著书的动机大部分是为反对惠施和惠施的学说，他并且有诬蔑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时候。据说（大概是他的弟子们造的谣言）庄子到梁国，惠子得到消息，下了一道通缉令，满城搜索了三天。说惠子是怕庄子来抢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庄子。假如那事属实，大概惠子是被庄子毁谤得太过火，为他办事起见，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后，庄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两人本是旗鼓相当的敌手，难怪惠子死了，庄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国的惠子之外，庄子不见得还有多少朋友。他的门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为“庄子当时亦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像是对的。孟子是邹人，离着蒙不甚远，梁宋又是他到过的地方，他避杨墨，没有避到庄子。《尸子》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没有提及庄子。《吕氏春秋》也有同类的论断，从老聃数到儿良，偏漏掉了庄子。似乎当时只有荀卿谈到庄子一次，此外绝没有注意到他的。

　　庄子果然毕生是寂寞，不但如此，死后还埋没了很长的时期。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东汉初班嗣有报桓谭借《庄子》的信札，博学的桓谭连《庄子》都没见过。注《老子》的邻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刘向、毋丘望之、严遵等都是西汉人，两汉竟没有注《庄子》的。庄子说他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几乎要达到目的，永远埋没了。但是我们记得，韩康徒然要向卖药的生活中埋名，不晓得名早落在人间，并且恰巧要被一个寻常的女妇当面给他说破。求名之难哪有逃名难呢？庄周也要逃名，暂时的名可算给他逃过了，可是暂时的沉寂毕竟只为那永久的赫烜做了张本。

　　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崔譔首先给他做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哪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

　　二

　　庖丁对答文惠君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句话的意义，若许人变通的解释一下，便恰好可以移作庄子本人的断语。庄子是一位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庄子的哲学，不属本篇讨论的范围。我们单讲文学家庄子；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当做文学的核心看待的，对于思想本身，我们不加批评。

　　古来谈哲学以老、庄并称，谈文学以庄、屈并称。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真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汁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一壁认定现实全是幻觉，是虚无，一壁以为那真正的虚无才是实有，庄子的议论，翻来覆去，不外这两个观点。那虚无，或称太极，或称槃，或称本体，庄子称之为“道”。他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歂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车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有大智慧的人们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在这里，庄子是从哲学又跨进了一步，到了文学的封域。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

　　然而现实究竟不容易抹杀，即使你说现实是幻觉，幻觉的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要调解这冲突，起码得承认现实是一种寄寓，或则像李白认定自己是“天上谪仙人”，现世的生活便成为他的流寓了。“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仿佛说，那“无”处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他苦的是不能忘情于他的故乡。“旧国旧都，望之怅然”，是人情之常，纵使故乡是在时间以前，空间以外的一个缥缈极了的“无何有之乡”，谁能不追忆，不怅望？何况羁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龌龊、逼仄、孤凄、烦闷？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并且因为他钟情之处，“大有迳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广大无边，几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逼视的庄严。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

　　或许你要问，《庄子》的思致诚然是美，可是哪一种精深的思想不美呢？怎见得《庄子》便是文学？你说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艳多于情感的温馨，他的姿态也是瘦硬多于柔腻，那只算得思想的美，不是情绪的美。不错，不过你能为我指出思想与情绪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吗？唐子西在惠州给各种酒取名字，温和的叫做“养生主”，劲烈的叫做“齐物论”。他真是善于饮酒，又善于读《庄子》。《庄子》会使你陶醉，正因为那里边充满了和煦的、郁蒸的、焚灼的各种温度的情绪。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庄子》的文学，只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骤然体验不到。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是就下界的人们讲的，你若真是隶籍仙灵，何至有“不胜寒”的苦头？并且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期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无论《庄子》的花叶已经够美茂的了；即令他没有发展到花期，只他那简单的几颗仁子，给投在文学的园地上，便是莫大的贡献、无量的功德。

　　三

　　讲到文辞，本是庄子的余事，但也就够人赞叹不尽的，讲究辞令的风气，我们知道，春秋时早已发育了；战国时纵横家以及孟轲、荀卿、韩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够好了，但充其量只算得辞令的极致，一种纯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难得有独立的价值。庄子可不然，到他手里，辞令正式蜕化成文学了。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对于文学家庄子的认识，老早就有了定案。《天下》篇讨论其他诸子，只讲思想，谈到庄周，大半是评论文辞的话。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可见庄子的文学色彩，在当时已瞒不过《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于庄子自己的手笔，他简直以文学家自居了）。至于后世的文人学者，每逢提到庄子，谁不一唱三叹的颂扬他的文辞？高似孙说他：

　　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抟。

　　赵秉忠把他和列子并论，说他们：

　　而为文，穷造化之姿态，极生灵之辽广，剖神圣之渺幽，探有无之隐赜……

　　呜呼！天籁之鸣，风水之运，吾靡得覃其奇矣！

　　凌约言讲得简括而尤其有意致：

　　庄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谑浪，皆成丹砂。

　　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朱熹说庄子“是他见得方说到”，一句极平淡极敷泛的断语，严格的讲，古今有几个人当得起？其实在庄子，“见”与“说”之间并无因果的关系，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来只是一颗钱币。世界本无所谓真纯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学里，思想别无存在的余地；同时，是一个字，便有它的含义，文字等于是思想的躯壳，然而说来又觉得矛盾，一拿单字连缀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达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讲自然现象中有一种无光的火，或无火的光，你肯信吗？在人工的制作里确乎有那种文字与思想不碰头的偏枯的现象，不是词不达意，便是词浮于理。我们且不讲言情的文，或状物的文。言情状物要做到文辞与意义兼到，固然不容易，纯粹说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难，几乎不可能。也许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说理文根本排出文学的范围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的可笑。要反驳那种谬论，最好拿《庄子》给他读。即使除了庄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证人来，那也不妨。就算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一件化工罢了——就算庄子是单身匹马给文学开拓了一块新领土，也无不可。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词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四

　　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字，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通常所谓的文学家，他不是不能。

　　他是一个抒情的天才。宋祁、刘辰翁、杨慎等极欣赏的——

　　送君者皆自压而返，君自此远矣！

　　果然是读了“令人萧寥有遗世之意”。《则阳》篇也有一段极有情致的文字：

　　旧国旧都，望之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悬众间者也？

　　明人吴世尚曰：“《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之妙得于诗。”这里果然是一首妙绝的诗——外形同本质都是诗：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这比屈原的《天问》何如？欧阳修说：“参差奇诡而近于物情，兴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只讲对了作者的一种“百战不许持寸铁”的妙技，至于他那越世高谈的神理，后世除了李白，谁追的上他的踪尘？李白仿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人行》，我们也录来看看：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患，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古来最善解《庄子》的莫如宋真宗。张端义《贵耳集》载着一件轶事，说他“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鬓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一篇”。这真是一种奇妙批评《庄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鹭说：“向秀、郭象、应逊此女童全具《南华》神理。”所谓“神理”正指诗中那种最飘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庄子又是一位写生的妙手。他的观察力往往胜过旁人百倍，正如刘辰翁所谓“不随人观物，故自有见”。他知道真人“凄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则“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马“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又看见“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他又知道“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一部《庄子》中，这类的零星的珍玩，搜罗不尽。可是能刻画具型的物件，还不算一回事，风是一件不容易描写的东西，你看《齐物论》里有一段奇文：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历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注意那写的是风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风赋》只写了风的表象。

　　五

　　讨论庄子的文学，真不好从哪里讲起，头绪太多了，最紧要的例如他的谐趣、他的想象；而想象中，又有怪诞的、幽渺的、新奇的、秾丽的各种方向，有所谓“建设的想象”，有幻想；就谐趣讲，也有幽默、诙谐、讽刺、戏弄等等类别。这些其实都用得着专篇的文字来讨论，现在我们只就他的寓言连带的谈谈。

　　寓言本也是从辞令演化来的，不过庄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我们试想《桃花源记》、《毛颖传》等作品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便明了庄子的贡献。往下再不必问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说是庄子的赐予。《寓言》篇明讲“寓言十九”。一部《庄子》几乎全是寓言，我们暂时无需举例。此刻急待解决的，倒是何以庄子的寓言便是文学。讲到这里，我只提到前面提出的谐趣与想象两点，你便恍然了；因为你知道那两种质素在文艺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国文学中，更是那样凤毛麟角似的珍贵。若不是充满了他那隽永的谐趣、奇肆的想象，庄子的寓言当然和晏子、孟子以及一般游士说客的寓言，没有区别，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便愈能发人深省——这才是庄子的寓言。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庄子的寓言竟有快变成唐宋人的传奇的。他的“母题”固在故事所象征的意义，然而对于故事的本身——结构、描写、人格的分析、“氛围”的布置……他未尝不感觉兴味。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其，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以及叙庖丁解牛时的细密的描写，还有其他的许多例，都足见庄子那小说家的手腕。至于书中各种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离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极生动、极有个性的人物。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足以口，鼓英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

　　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具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人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诚然《易经》的“载鬼一车”，《诗经》的“牂羊坟首”早已开创了一种荒怪丑恶的趣味，但没有庄子用得多而且精。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并且庄子也有健全的时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欲熟。……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讲健全有能超过这样的吗？单着“肌肤若冰雪”一句，我们现在对于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观念，何尝不也是两千年前庄子给定下的标准？其实我们所谓健全不是庄子的健全，我们讲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无趾“犹有尊足者存”，王骀“且不知耳目之反宜，而游心于法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自有他所谓的健全，似乎比我们的眼光更高一等。即令退一百步讲，认定精神不能离开形骸而单独存在；那么，你又应注意，庄子的病态中是带着几分诙谐的，因此可以称为病态，却不好算作堕落。

　　1929年11月10日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