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的几个工作方法问题|陶铸

领导干部的几个工作方法问题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这几个问题，主要是针对领导机关中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讲的。但其中有些问题也不限于这个范围。把它们归纳在一起，是为了讲得集中一些。

　　必须具有既勇敢又谨慎的风格

　　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精神，战略上藐视困难与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思想方法必须很好地结合，很好地掌握。作为高级领导机关来说，要辩证地掌握好这种精神。做好工作，我认为必须具有既勇敢又谨慎的风格。什么是勇敢？勇敢应该是掌握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满怀信心的表现。只要看到事物的主流方面，即使在萌芽状态，也要抓得很紧，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力排众议，勇往直前。这就是勇敢。但另方面，在决策时，必须十分谨慎，特别在决定关系到群众利益的生产、生活问题的时候，要充分注意群众的眼前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的正确结合。两者之间要搞得好，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就更需要谨慎。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剑胆琴心”，很明白，这就是既勇敢而又谨慎的意思。有一个资产阶级军事著作家叫克劳塞维茨的曾经说过：高级将领与下级干部应该有所不同，高级将领应多谨慎；下级干部应多勇敢（大意如此）。只要不把他的话绝对化起来，是有道理的。我看县委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在决定问题时就应该侧重谨慎，因为一个大的决策定下来，如果不符合实际情况，会引起很大的不良后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这方面是有着非常好的传统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强调我们即使在很顺利的条件下，也要经常注意困难条件，要估计到最坏的情况。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处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年代里，提出了在战略上我们是以一当十，以寡敌众，以少胜多；但在具体的战役、战术上，却始终坚持以十当一，以众敌寡，以多胜少的原则。这就是辩证法，是既勇敢又谨慎的风格的示范。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很好地掌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工作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所谓谨慎，是指在行动之前要多研究各方面情况，或是用以点带面的方法进行工作而言，决不能因为我们强调谨慎就裹足不前，决不能因为我们强调谨慎就对上级的指示不坚决贯彻。相反，我们强调谨慎正是为了更勇敢地前进，更好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谨慎与勇敢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要敢于正视逼人的形势

　　形势逼人，是什么时候都存在的。因为任何时候各个地区的工作发展也难以平衡。总是要有先进与落后。先进带动落后，落后追赶先进，这就是我们工作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对于逼人的形势要正视它而不要回避它；要承认它而不要惧怕它。做工作一个时期比较突出，一个时期比较落后是经常出现的。当工作落后时，要沉住气，努力追上前去。要知道永远保持先进是不可能的，冠军只有一个，而且当冠军的人也不可能永远当冠军。作为领导者，对先进进行表扬，对落后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使人家从心里引起反感。报纸和宣传工作要注意这一点。但作为落后地区的人却不可有这样想法，如果自己落后了，唯一的想法就应该是沉住气，变被动为主动，变下游为上游。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学学刘邦和司马懿倒大有好处。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打了无数次仗，刘邦当时力量微小，一时难于取胜，但他并不灰心，他所采取的主要战略就是沉住气。这在《史记》的《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里都有很生动的描写。项羽有一次在阵前以平息战争解决民困为名，要与刘邦决胜负，刘邦仍旧笑着辞谢，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刘邦常常是采取高垒深堑的防御手段，来争取力量的变化。结果垓下一战，把项羽打垮，最后夺得了上游。司马懿对待诸葛亮的方法，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沉住气的重要。当时西蜀粮草不够，急于速战，司马懿看出了诸葛亮这个弱点，因此，“以逸待劳”，经常不与诸葛亮交锋，以争取取得最后胜利的主动。后来诸葛亮想改变这种对自己的不利形势，急得没有办法，叫人送妇女的衣服给司马懿，并写信骂他再不打就是妇女的行为了。但是司马懿仍是很沉着，款待了来使，询问了诸葛亮的起居近况。最后，仍旧是司马懿这方面得到胜利。当然，我们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项羽和刘邦或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的关系，我只不过借以说明是否沉得住气而已。去年广东就有沉不住气的毛病。一听说别的地区早稻生产超过了自己，钢铁人家也比自己搞得快，就有些吃不消，有些沉不住气。其实这是不必要的，是自己背了自己包袱的缘故。去年各地压力很大，是事实，但主要的是怪我们沉不住气。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取，一个高级领导机关，要有高度的自信力，参加核心领导的同志，对自己的领导核心要具有坚定信赖，对一些流传闲话可以不听，对一时的得失，一时的毁誉不要计较得过多。有时我们落后了，不要紧，沉住气，迎头赶上去便是。

　　海瑞与魏征

　　我想提到明朝海瑞的故事。海瑞，生在危机四伏的十六世纪后叶的明朝。那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昏愦、贪鄙和残酷达到了极点，尤其是当时明嘉靖皇帝朱厚熜，昏暴腐败。海瑞在这种环境中，慷慨进谏，上呈了他的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书》。海瑞上书后，买了棺材，遣散僮仆，告别家人，准备被捕或被处死。后来果然被捕入狱，直到朱厚熜死后他才出狱。应该说，在那样的环境，忧国忧民，把生死置之度外，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的风格确是难能可贵的。除了学海瑞，还可以学学魏征。作为封建帝王来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较开明的，比较容易听取反面意见的，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种环境和气氛，所以魏征很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了说明问题，他甚至举出亡国的君主做例子来讽谏，以至李世民把自己当做金矿中的金子，把魏征当做冶金的良匠。我们的时代和以前的封建时代大不同了，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从来就是要求大家开展批评，敢于提意见。作为党员，更应该放弃个人的得失，为了我们的事业，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作为各级的领导者，应当切实做到从善如流，虚怀若谷。否则我们确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更不要说是领导者了。

　　通气问题

　　上下通气，互相通气，我看主要是要听反面的意见的问题。通气就要有不同的两个鼻孔，只有正面意见，那就只有自己相同的一个鼻孔通气，这不能算真正的通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容易助长思想上的片面性。要多听反面意见，考虑问题才会全面，即使反面意见未接触到事物的主要方面，但对我们了解问题更全面一些、更深刻一些也有好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这个意思。领导上应该养成善于听取反面意见的习惯。不做到这点，很难算是高明的领导。因为高明的领导看问题应该是很全面的，如果不能汇集各方面的意见，加以比较，加以分析，那怎么能够全面呢？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着的，还有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九个指头要讲，但有时候也要讲一个指头。领导机关更应该多讲一个指头。因为大家都清楚成绩是肯定的，谁也否认不了的。尤其是在工作顺利的时候，多讲一个指头更有好处。

　　保护干部的积极性问题

　　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广大干部去做的，因此，干部的积极性什么时候都要保护，没有干部的积极性就不能做好工作。有问题我们应该替他们担当起来。有些人认为干部做工作只能完美无缺，不允许犯一点错误、有一些缺点，因而一旦看见一些缺点就指手划脚，大发议论，这是不好的。但是另方面也要注意对干部必须不断加以教育和提高，有了缺点和错误必须进行批评，问题是要采取教育的态度。共产党人是经常强调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不仅出于我们对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责任感，而且基于我们的认识论。我们的事业既然是人民的事业，就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关心并且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对工作中的缺点，哪怕是很小的缺点，都要加以克服。同时，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开始就很完备，必须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加深。如果有了缺点和错误，不加以批评，就很容易使其脱离群众，这是没有好处的，也不符合认识事物的规律。只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才能更好地联系群众，更好地暴露与认识事物的本质方面。只要我们干部能经常正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能不断提高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而正确地改造我们的世界。

　　(1)这是陶铸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扩大）汕头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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