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苏兆征

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

　　——在泛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上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

　　各位同志：我谨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向泛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这次会议致敬，并欢迎来自各国的代表们。

　　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1925年“五卅”运动唤起了全中国的工人和城市贫民，使他们积极地投入了国民革命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各个城市都发生了罢工，农民斗争开始具有巨大的规模，香港实行的罢工，获得了鼓舞着全世界的成就。广州形成为革命的中心，它击溃了南方的军阀，并发动北伐，直抵武汉与长江流域。在斗争中，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肩前进。但同时群众的生活极为贫困，他们必须为生活的立即改善而努力对此，资产阶级表示不能同意，在革命运动内，按照这些阶级的路线，斗争发生了，资产阶级分子转过头来反对革命。

　　自资产阶级变成反革命以后，他们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对工人阶级进行反攻。为此目的，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各省和地方商会的全国会议，组成了一个中央联合会。由国民党付诸实施的，这个团体的纲领，主要有四点：（一）政府应取消从前各工会与厂主订立之一切协议；（二）一切工会应被禁止；（三）雇用和解雇工人之权应绝对属于雇主，无任何限制；（四）商人应建立自己的武装（“商团”）。同时他们正在组织某些工业的特别雇主联合会；如，为了反对罢工和镇压工人，英国、美国和日本纺纱公司，新近组成了一个联合会。在长江和粤港的航运业中，中国雇主和帝国主义者雇主已经组成了联合的协会。

　　资本家进攻的主要武器是军事力量：外国的武装和最残酷的国民党军阀。在英美烟厂的罢工中，出动了英国部队。日本纱厂用了日本部队。在东三省，日本部队被用来反对工人。在汉口，英国和日本部队已经杀死了工人。在香港，政府逮捕不合己意的任何工人，并送交广州当作共产党人加以处决，香港工人稍有活动，结局也是被送交广州，国民党政府为此与英国当局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和反革命合作，照例引渡工人，送去枪毙。国民党已公布法令，宣布罢工者和鼓动罢工者将被处死。

　　国民党已成为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者和地主的刽子手。他们已经取消了各工会的一切协议；禁止一切工会，拒绝给予工人所有的所谓自由。他们说，国民党从前许可的罢工、集会、出版等等仍然允许，但除非为了他们自己的某种反动措置、或实行某种欺诈的阴谋，之外均不允准。工人生活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下。虽然苏联无产阶级帮助中国已有数年之久，国民党却与苏联断绝了关系。中国工人一直认为，苏联是自己最亲密的不可缺少的朋友。

　　反动派利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从四月以来，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没有一个党是革命的。反动派解散工会，逮捕并杀害其领导者；他们委任叛徒或资产阶级的官吏“改组”工会，企图接管他们，并由反动国民党加以控制。这些事在全中国都有发生。二月间，他们在江西赣州刺杀了当地总工会委员长，开始反动。三月间，上海工人发动暴动反对孙传芳，援助南方军队。在军队抵达之前，工人武装占领了上海，但是在蒋介石到达之后，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杀害数百工人。在上海，国民党从未停止逮捕与杀害工会领袖。四月间，军阀李济深在广东发动政变，一个晚上逮捕了二千多工人，并且枪毙了其中一百人而没有宣布他们的名字。在那些被谋杀的人中，有广州工人代表会的主席。在湖南，国民党领导者杀人以千计。在湖北，他们强迫工人接受充当工资的没有价值的军用票。当兵工厂工人要求实物工钱时，他们杀死了工人的领袖，并以武力镇压罢工。他们还杀了人力车工会的领袖和纱厂工会的职员。武汉铁路工人举行示威，要求发放拖欠了十一个月的工资，结果遭到白色恐怖的镇压。在河南，在“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统治下，三百纱厂工人因罢工而被杀，河南总工会被禁止，它的领袖被杀，原因是他们支持了铁路工人发放拖欠工资的要求。在四川，在镇压工会时，成百的工人被杀。在厦门，当工人集合起来要求释放被捕的领袖时，部队竟向他们开火，杀死无数。在安徽，出现了同样的事件，总工会的委员长因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被捕了；他已经失踪，生死未明。在北方：在奉天，七个矿工因继续罢工而被杀。在北京，十二个铁路工人因要求发放拖欠了九个月的工资而被枪决。在广西，成百人被捕和被杀。在各地，都可说出同样的或类似的情况。

　　但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感情决不稍减。工人在自己原来的工会领导之下，继续进行斗争。

　　中国统治阶级即使是采用这种办法能稳定自己的地位吗？我们回答说：不能。正如帝国主义不能稳定它自己一样，中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仆从们，更不能稳定自己。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也不能达成协议，如，敌对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只能在镇压革命时取得一致。以往，当工人阶级运动强大地领导着国民革命，国民党尚未叛变，帝国主义者被赶走了，租界被收回了；那时，帝国主义者为了扑灭革命，能够暂时地联合起来。但是现在，随着军阀之控制国民党，反帝革命斗争之倒退，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又冲了进来，他们勾结了各争吵中的军阀，掠夺一切他们能够从另一方掠夺的东西，如日本之从英国，美国之从英日；他们在镇压革命上的团结一致，让位于瓜分战利品的剧烈斗争。每一个帝国主义者都企图争取各式各样的军阀；而军阀，他们除了贪婪金钱和权力以外，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堕落为拼命挣扎的雇佣兵集团。因此，战争不会停止。因此，他们并不统一，并不稳定。他们组成了各种联合与组织，逐日更替，但他们不能够巩固。

　　进一步看看经济和财政。军阀政府银行的纸币继续落价。在武汉，任何人都不接受钞票。在广州，钞票的价格一元只值三角，并且还在继续下落。即使在北方，奉天张作霖的钞票迅速变成不值钱的东西，以致经济生活完全失常。经常发生的战争破坏了所有的运输，各地的商业正在衰落，工厂正在倒闭，外国的贸易也缩减了。军阀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各自为自己的私利而斗争，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为自己的腰包争得更多的钱财、更多的地盘、更多的部队、更多的武器。他们能勒索的赋税毕竟有个限度，但是这个限度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掠夺人民，转而彼此掠夺。今天他们完全和好相处，明天他们就缴别人的械。军队正在每时每刻地扩大，以致对受苦人民的过度的剥削所得，已不敷他们的资用；一个军阀必需打倒另一个，为自己争得生存的地盘。因此，集团间，联盟间，经常是变动，经常是斗争，经常是战争。由于这些理由，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稳定。

　　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不断恶化。上海雇佣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是十一银元（墨西哥银，合美金五点五元，或二十二先令）。仍在开工的工厂里，工人们工作的速度加快了；在纺纱厂，由于打垮了工会，每三个工人便被削减了一个；留下的二人要做从前三个人做完的工作；吃饭时间减少了，工人不准坐着工作，从前各工会的协议被取消了；工时加长了，工资减少了。海员工会在大罢工中赢得的协议已经被取消了，香港机器工人的工资，在一九二一年的斗争中增加了，现在又减低到他们从前的等级。同样的事情，到处继续在发生。在这种形势下，工人们必须继续斗争。

　　工人们在毅然地继续斗争着。在上海，仅十二月份。即有五十起罢工。其中包括店员、纱厂工人、电车工人的大罢工。在汉口，铁路工人包围了局长，要求支付工资，一万余纱厂工人公开集会示威，要求恢复他们原来的协议，发放花红；当“改组委员”企图制止示威时，有七个“改组委员”被枪毙；人力车夫罢工，反对将车租从每天八十枚增加到一百四十枚。在河南，铁路工人已有九至十一个月没有发给工资，他们从站上夺得钞票，自己进行分配，因为他们知道铁路的收益已被冯玉祥拿去用于军事目的。河南的纱厂工人最近罢工，反对削减工资。在湖南铁路工人由于路方拒发工资，聚集起来占领了市镇，虽然他们只有一枝连发的手枪。在厦门，汽车司机新近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东三省，与京绥铁路工人开展增资运动的同时，发生了一系列的矿工罢工。在香港，造船厂工人，由于银价下跌了百分之五，要求发放现钞。香港的树胶工人发动了罢工，四个领导人被捕，但是工人在总督署前举行了示威，使他们获得释放。不仅已发生了如我们例举的由赤色工会领导的这些斗争，甚至在广东反动的机器工会控制下的工人，也参加了我们领导的斗争广州机器厂工人，在我们领导下罢工已有五个多月之久；机器工会不仅没有帮助自己的会员，而且与此相反，去“调停”罢工，因此，现在广州机器工人已完全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从前香港的造船工人受机器工会的领导，但他们最近的运动是我们领导的。

　　中国工人今日的斗争，不能局限于纯粹的经济斗争，工人们被迫起来以武力推翻军阀，建立自己的政权。在上海，去年三月，工会参加并领导了援助国民政府的三次暴动原文如此——译者，现在国民党已被新军阀所掌握，用同样的斗争去反对他们，是必要的。自武汉政府瓦解以后，七八月间，九江工人联合二万余起义的部队，举行了暴动。新近，即十二月，广州的工人与农民及一团士兵一起，参与起义，掌握了三天政权，这是自四月十五日政变以来长期斗争准备的结果；四月廿三日进行了总罢工，然后是一个反对取消工会协议的运动，六月廿三，沙基惨案周年纪念日，在“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下，工人举行了大示威；十月十四日，海员的一天罢工，得到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声援，群众举行了集会，接着有万余工人在红旗下游行，冲到被反动派占据的海员工会大楼，重新接管了该楼，打死了四个反动的“改组委员”，所有的工会以此为范例，驱逐“改组委员”，要求从监狱中释放被捕的领袖，如此等等，一系列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十二月的起义。

　　农民的起义遍及全中国各地。广东的运动，特别强大；农民苏维埃统治了海丰、陆丰、海南岛，以及广东北部的几个县。起义正在湖南湖北扩展，在某些县，起义者仍然掌握着政权，虽然尚不及广东那样强大。湖北某县，十万农民起义，但随后被军阀击败。在江西西部，农民统治了萍乡周围的几县，甚至在江苏，许多县也发生了起义。不仅华中和华南的农民运动置于我们的势力之下，而且在北部和最辽远的地方，也发生了起义，最近东三省的大刀会就是一例。

　　工人不能容忍目前的状况。农民也处于同样的地位。斗争始终在继续。现在群众循着广州工人十二月十一日指明的道路，由工人农民夺取政权。

　　工会的现状，在去年五月在汉口召开的泛太平洋劳动会议成立会上，我已向秘书处作了关于我们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历史、发展和成就的报告。你们知道了我们在一九一九年开始的运动，以及何以在一九年二五年“五卅”大罢工运动以后，我们成了中国革命发展中的支配力量。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举行于广州，一九二七年举行于汉口——每一次都标志着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一九二七年代表大会之召开，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我们从前的合法的工会会所，已完全被所谓“改组委员会”等等反动工具占领，他们是由军阀委任、出钱，并向军阀负责的。同时，我们被迫转入地下。反动派委任的领导人大多数不是工人，虽然他们自称为工会的“执行委员”，有些是军阀的人，有些是资产阶级有知识的佣仆，少数是工人叛徒。他们直接受命于国民党。他们对工人说，政府委任他们前来“指导工会为国民革命服务”。他们强收会费，并以武力逮捕一切拒交会费的人。工人们被请去向这些“执行委员”提出对雇主的控诉，他们表示愿意将工人们的要求提请国民党批准，但实际上他们却走到雇主那里，利用这些要求向雇主勒索贿赂。然后，他们又对工人说国民党不同意工人的要求。因此，他们挣钱有三种方法：从政府取得薪水，从工人取得会费，从雇主取得贿赂。

　　每一军阀各有自己的一套“改组委员”，他们彼此间的斗争犹如他们的主子所为。这样，由李济深委任的广州“改组委员会”接管了海员工会，夺去了存在银行的工会基金四万三千元，并将它花掉。李济深被张发奎赶走以后，张设立了一个新的“改组委员会”，它没有基金，不得不另寻新的勒索办法，他们用强制手段向每一个香港罢工工人搜括六元钱，当时，工人们刚好领到政府为了结束罢工而支付的年金。现在李济深又回来执政了，第二个“改组委员会”挟着它新的财宝逃走了，而第三批“改组者”正在准备用新的手段来填充自己的钱包。

　　这些“改组委员”到处都作侦探，一方面把工人交给军阀处决，同时他们在书面上记载着，在“他们的工会”里有成千上万的工人。但是工人们并没有加入这些“工会”，只有为数极少的落后工人曾经暂时被骗。

　　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另一个工具是广州和香港的机器工会。这个工会有一定的历史和若干群众。从前它拥有8%—10%的工人，它是由一个行会发展起来的，现被一小撮始终与反动派保持密切联系的反动分子所控制；它曾支持军阀陈炯明驱逐孙中山先生出广州，现在它又支持着广东的新军阀。虽然，应用法西斯手段统治着这个工会的领导人是反动的，但他们控制下的工人并不如此坏。他们的一部分会员在我们领导下罢工已有五个多月之久。因此，这些会员现在对我们日益友好，而敌视他们的领导人，他们说：“我们的领导人告诉我们要支持国民党，但他们没有为我们向国民党争得什么，警察压迫我们，我们得不到保护；他们引导我们走上歧途。”他们还说：“当赤色工会和共产党人支持我们，我们同意他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呢？”机器工会中另一个有意义的进步，出现在被改工会控制的香港造船工业中。十一月间，他们发动了一个运动，反对缩减工资，要求满月工资；机器工会反对他们，但我们的秘密工会给他们帮助。一个群众大会采纳了我们的提议，决定奋力行动；但是机器工会一面伪善地表示服从群众的这一决议，同时秘密地向香港政府告密，出卖运动的领导者，并劝说政府如何扑灭这一运动。然后，他们接受了一个他们称为“妥协”的解决，据此办法，工人们没有实现自己的要求，而只得到了少些吃饭的时间。工人们被激怒了，并看透了机器工会领导人的叛卖；现在更容易使这个反动的工具在香港工人面前失去信用，虽然他在广州还控制着兵工厂和自来水厂。但即使在那里，工人们的心境也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在十二月十一、十二及十三日，当苏维埃政权统治广州的时候，这些工人继续工作，没有罢工，表示他们赞成我们的口号。机器工会作为一支反革命的力量，它的全部势力不是依靠什么工人群众，而是依靠军事力量，即所谓“体育锻炼团”。

　　第三个工具是蒋介石现在在上海成立的“工人总会”。原先，由他建立的“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已经完全丧失了信用，以致必须另找新的工具。虽然他假装要反对“统一委员会”，但实质上是同一类货色。它狡猾地开始运用新的策略，表示愿意援助英美烟厂的罢工（罢工是由我们发动的）。在给罢工工人以津贴的掩护下，他们逮捕了我们的领导，然后与雇主和解；厂方对工人作了意义很小的让步，给了政府几百万元钱。当工人提出要求时，新的“总会”更是迅速地去应付这一要求，企图去取得一些微小的利益。它利用了改良主义的伪装，说要与日内瓦及阿姆斯特丹建立联系。因此，它与机器工会一样，比“改组委员会”、“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更加危险。

　　尽管白色恐怖盛行，赤色工会却依然存在，但不是公开地而是秘密地存在着。原来的上海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汉口总工会、湖南总工会、各工业工会和大城市的工人代表会——都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但都处于秘密中。他们全都与中央、即中华全国总工会保持密切的接触，并对工人们握有充分的权力。但是，技术工作还十分混乱。现在不可能保存会员登记簿，这太危险了。会费没有照常交付，因为收会费的人一被发觉，便被立即枪决。因此，我们不可能提供关于目前组织力量的数字，去年六月，它有会员二百八十万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的组织已被数次解散，又数次重组，所以这一次对我们已不完全是新的经历了。我们的直接任务是加强工会的组织。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使我们的工会更深地在群众中生根。在这方面，任何表面性都将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从前，我们习惯于在合法条件下生长，目前的事实已造成更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正在很快地学习如何安排自己。我们已经更加进步了，我们已以更稳妥和更实际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工作。在广州，在这方面取得了最大的进步，我们在那里已有了更多受过训练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在汉口，工会正年轻，它们始于1923年，但立即遭到镇压；只是在我们参加武汉政府的六个月中，它们作为群众机关工作着；所以，汉口的运动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上海，象广州一样，有较长的非法斗争的经历。但是，各地的组织问题是尖锐的。

　　我们的运动的第二个任务是广泛地建立自卫武装，以便抵抗白色恐怖，保护工会的存在，并为必将来到的更大行动作准备。

　　第三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增进和巩固我们与农民的关系，我们自己的革命运动正在前进。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援助，农民运动便不能获得稳固的胜利；同时，工人阶级也需要伟大的农民革命的支援。因此，必须与之建立紧密的联系。广东出现的良好的工作关系必须向各地普及。

　　第四，在士兵中工作。即使是现在，破坏军阀武力的工作仍是十分重要的。除非这项工作成功，革命将处于很困难的局面。但这一工作并不象初看时那样似乎是很难的，士兵们对于将军们为利用他们而提出的目标，已经没有兴趣，当将军们穷奢极欲、美衣美食的时候，士兵们却过着十分可怕的艰苦生活，他们大多数是无地的农民或失业的工人，他们仅仅需要找到工作。在工农政府之下，他们全将得到较好的生活，向他们指明这一事实是并不困难的。在广州起义中，我们从旧军队中，整营整团地捉到很多俘虏；我们首先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立即派宣传员向他们解释情况，几乎所有的人立即要求发给武器，与我们一起参加反对军阀的战斗。在这些士兵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件叛变的案子，即使最后我们被打败了。这一经验清楚地表明，士兵们并没有与国民党或将军们联在一块。我们必须进一步实行瓦解军队的工作。

　　我们的第五个任务是最后地破坏国民党和将军们在工人中的反动工具，即：“统一委员会”、“改组委员会”和“工人总会”等等。

　　最后，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我们不仅要准备反军阀的起义，而且也要为工人的小的直接的需要进行日常斗争，对工会的这一基础工作的任何忽视，都将是犯罪的行为。我们必须使群众支持我们最具体最直接的要求，并由此前进到更广泛的行动。同时，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直接的要求，而要经常地宣传最长远的口号。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将是背叛。

　　在结束时，我必须说几句关于泛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的话。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组织的必要性，并且现在我们正在实际地了解将要从它获得的利益。为了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为了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它是一个必要的机关；为了应付太平洋地区日益尖锐的特殊问题，它也是必要的。

　　二年多以前，当澳洲总工会发起这一运动时，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不能派遣代表团去澳洲；我们是准备去的，但给我们的电报和信件被帝国主义者扣留了，接到时已太晚了。我们实在感到十分抱歉。我们有许多问题，有必要与太平洋方面各工会进行讨论。中国各工会始终感到需要一个泛太平洋工会组织。还在1924年，在广州举行了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有菲律宾，爪哇、中国和其他国家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变得如此尖锐，发展得如此迅速，致我们对国际联系不能给予适当的连续的注意。但无论如何，去年在汉口胜利地建立了我们的泛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我们遗憾的只是我们澳洲同志的缺席，原因是我们完全知道的。由于那次汉口会议的缺席，我们对我们澳洲同志担任这些会议的主席，感到特别的高兴。菲律宾工会同志第一次来这里开会。我们也为此感到十分愉快。汉口会议对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了应有的影响；我们公布了各种决议和演说。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宣传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因为会后不久发生了反革命。但在中国，我们从未能够对任何事情做足够的宣传，因为我们忙于行动。

　　我们以为泛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有三个突出的直接任务：（一）我们必须与一切国家建立更广泛更密切的联系。这次会议必须注意，在这件事上采取主动。（二）我们必须在一切太平洋国家领导组织工会，特别是在那些运动还幼稚或还不存在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阿姆斯特丹和日内瓦为了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现在正开始在东方采取行动。他们不接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但是现在却愿意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三）我们必须集合所有我们的工会，去支援苏联工人阶级，它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一切帝国主义者所憎恨；它仍然无畏地领导着世界无产阶级。我们必须保卫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家——苏联。关于中国的白色恐怖、关于各工会的状况，将提出进一步的书面报告。

　　（《泛太平洋工人》第1卷，1928年3月1日。收入《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928年2月4日至6日，有中国、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工会代表参加的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于上海秘密举行。苏兆征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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