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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5)


  我的眉毛剔起来了,其余六人也都露出愤愤不平之色,校长室外探头探脑的满是围拢过来瞧动静的人,她们察言观色的仿佛知道我们已碰了钉子,大家就在外面切切擦擦地私语起来,有几个胆大的还放大声音喊:“我们要去!要去!”

  刘校长慢慢站了起来,摇摆着向门口走去,门外的人都笑着跑了,脚步凌乱地。他这才又踱回来,顿了一顿,严肃地向我们说道:“你们一定要去,也可以。我请几位先生保护着你们去吧,不过你们要听话。——国庆是应该欢喜的,我爱民国。但是,唉!”他默默了一会儿,我们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也不理会这些,只鱼贯退了出来,报告众同学去了。

  果然,第二天上午总务主任马先生忙着亲自去购办灯笼了,晚饭提早半小时,整队出发。立正,报数完毕,足足有四百六十七人,于是矮的在前,长的在后,灯笼红绿相间,蜿蜒街街间,看热闹的人愈来愈多了,流氓们高声说笑:

  “这么多的鸭屁股,倒着实好看。”

  “这些姑娘们只要给我两三个也够了。”

  “那个好看呀!这个丑死了。”

  “瞧,她们在笑哩!”

  “瞧,她们在换自己的……呢!”

  说得大的女同学们都把头来低了,小的歪头嘻嘻笑,体育教员吴先生穿着紫红旗袍,短齐膝头,背上还搭块金黄与黑相间成条的大围巾。阳历十月里围巾本来嫌早些,但是吴先生身躯素来娇弱,今年还只有十七岁,刚从上海××女体专毕业回来的,因此穿得特别漂亮。“这个是谁?”路人们开始注意她了:“是校长的女儿吧?”

  “也许是小老婆!”

  吴先生听了咋声:“要死!”脚下高跟鞋一滑,就跌倒了。总务主任马先生赶快来扶,但她仍痛得走不动,他只好挽着她走,于是队伍中又开始切切擦擦起来,说他们是“两老”(即宁波话夫妇之意),又说他们在“体贴”了。

  大家到了中山公园。

  于是开会,读遗嘱,演说,喊口号,最后才轮到提灯游行。先是党部代表,机关代表,孤儿院音乐队,各民众团体代表,最后才是整千整万的学生。次序是省立×中在先,县立工校,商校次之,我们女中也是县立的,依理可以接上去了,但是率领的马先生们却羞涩涩的,越趄不前,惹得几个教会中学都不客气地抢上来了,别的私立中学也不甘落后,我们终于成了殿军。幸而其时还有几个妇女协会代表不愿混在别的男人团体当中,诚心诚意来找我们合队,当然我们就让她们在先,自己跟着。

  浩浩荡荡的提灯会就此开始了,先是队伍从公园大门口出来,瞧热闹的人们早已万头攒动。那些游行的人也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有的还互相扯耳朵恶该。后来还是指导的人看着太不像样了,便道大家不许扰乱秩序,还是跟着音乐队唱几只歌吧,于是先唱党歌,再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唱着唱着走到园门口了,“哼!女生呀!”一阵乱糟糟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有些吓,但也有些感到莫名其妙的得意。然而情形愈来愈不像样了,不三不四的男人横闯直撞穿入队伍来,有的拧胖女学生一把腿,有的咧着嘴巴嘻嘻笑,样子又下流又令人作呕,这么一来可使我们真着急了。

  ——哎呦,要死……

  ——我的灯笼烧起来啦!

  ——马先生!马先生!

  马先生急得满头是汗,一面高喊诸位不要慌,朝前走,朝前走!总算前面也得知了,一会儿不知从什么地方找了来十几个警察,朝着流氓们吆喝要打,这才使存心揩油的人不得不适可而止,纷纷退出,又是一阵骚乱,女学生们恐怕警棍敲过来殃及地鱼,嚷呀嚷的说要当心,声音还带些哭。惹得警察们也捏着喉咙说:“您甭怕,我的棍子怎舍得触您,放心得哩!”说得吴先生满脸通红,紧紧扯着马先生的袖子低声说:“快逃回学校去,快!”女学生们也没有主张了,只得纷纷脱离队伍,携着轧扁的,烧毁的,甚至只剩一根竹竿儿了的灯笼垂头丧气逃回校去。刘校长是顽固的,然而这个社会却也实在开通不得。

  自从我们参加提灯会被搅乱,因而证明刘校长的“先见之明”以后,同学当中也就分成两派:一派是认为刘校长上了年纪的人毕竟有见识,于是心中佩服,嘴里却也不好意思直说出来的;一派是同我差不多的人,自己也并没有什么高深或正确的见解,只是对这件新鲜玩意儿失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偏不服气心理。瞧,刘校长的神气是多么的得意洋洋——不,简直有些幸灾乐祸样子。

  他满脸假正经假慈悲地以家长自居,而把我们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一面放做沉痛的说道:“我也赞成男女平等,不过……”或者说:“你也希望学生爱国,不过……”模不过,竖不过的,我们这批学生子弟,就得像被网的鱼儿般给关在死水池子中了。假如谁敢哼出一声不愿来,就是天生骨头轻,喜欢提着灯笼找野男人去给他们摸呀摸的。

  五姑母也常掀起鼻孔对我哼:“阿青,你这个人呀,就是聪明不肯正用。譬如刘校长昨天就对我说起……总之,他很替你可惜。从此你得冷静些儿才好!”

  发愤用功吧,冷静些儿!然而,天晓得,读些什么好呢?国文教师程先生是个红鼻子酸秀才,又脏,站在讲坛上嘟的摸出一大串鼻涕来,没有手帕儿搭,只把分剩的讲义纸搓成团来拭了,污纸就塞在抽屉里。算学是刘校长兼的,把难题都跳过,说是女子又不会做工程师,要懂得高深的数理干么,还是天天听他的训活要紧。英文现在也改请一位蒋先生教了,念起来声音像吃糠似的,嘶哑又生硬,听着真吃力,而且据说他又是专研究文法的,一条一条,像法律又像公式,临考时便记一下,有一次考期偶然变更了,大家造一口气,就把这些条条儿忘记得干干净净。

  还有一位教党义的赵先生,更是起码角色,因为刘校长说大党员老爷请不起,而且假如无意中开罪了他又吃不消,因此还是马马虎虎的找个候补货来吧,他在讲坛上简直像专供我们开玩笑似的,说到学问连运河是连贯南北抑东西的也不晓得,东方大港又弄不清楚,因此我们就叫他不必念建国方略了,还是说出来让我们笑笑,究竟作先生是不是与孙总理的跟班的儿子点过头,还是给什么省党部委员典过皮包的呢?他只呆笑笑,老着脸皮,一个钟头一块钱还是拿下去了。

  不过要是他迟到十分钟,我们就要喊:“扣去一角八!扣去一角儿!”他也像过意不去,只好苦着脸哀求我们:“大家马虎些吧;小考我给你们范围。”不过最后一次他却是醉醺醺的踏了进来,而且听到我们喊“扣去一角八”似乎不屑似的剔起眉毛一笑,他讲他的东方大港及运河,我们嚷我们的,不久就换人了,后来我被学校斥退后有一次在路角碰到他,他昂然坐在包车上,车轮雪亮的,滚着滚着疾转,前面的铃尽管叮当叮当响,他阔了。

  现在我得来说说自己为什么被学校斥退的事吧。民国十八年春天,不知怎的校里竟请来了一位姓徐的先生。这位徐先生年纪才不过二十七八岁,瘦削的脸,皮肤是淡黄色,界上架着白金丝边眼镜。他说话声音不高,可是举止很安详,使人见了肃然起敬。

  他教的课程是历史,可是他说古代的事少知道些也罢,只把从前社会的大概情形弄明白了,历代皇帝姓谁名谁体管他娘,妃子的姿色更不必说了,随后便一本正经地教起我们近百年史来。一个个昏庸无识的人物,一桩桩令人发指的事件,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他都解释得明明白白。他说我们的国家应图自强,青年力谋前进,妥协畏缩是不成的。有时候他简直讲得声泪俱下,同学们也摩拳擦掌听,下课钟打过了都不管它,不知在什么时候上课钟又响了,他还在兴奋地讲,我们也在兴奋地听,刘校长却凸着肚子走了进来。

  “别管他!”我的眼睛向他一瞥,即刻回射到徐先生脸上去,希望他再讲,多多讲。

  “让他去!”别的同学似乎也发觉了,但是一致的要求是希望历史课延长,算学让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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