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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古书


  我的读书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从小学到初中,可以说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教育。高中到教书,可以说是追求探索阶段。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可以说是学以致用阶段。

  进城以后,可以说是广事购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

  可以从第三阶段说起。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区,我们油印出版过一些小册子,其中包括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艺创作和新的文学理论。这些书,都是我在三十年代研究和学习过的。我所写的文艺方面的论文和初期的创作,明显地受这些理论和作品的影响。例如我的第一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和第一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所以说,这是“学以致用”的阶段。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虽然幼稚,但今天看起来,它在根据地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我在三十年代初,所学习的文艺方面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都尽量应用在抗日工作中去,献出了我微薄的力量。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又得以充实自己,发展所学,增长了工作的能力。

  为什么进城以后,我又爱好起古书来呢?

  我小的时候,上的是“国民小学”,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一个缺陷。中学时,我想自学补课,跑到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四书,没有能读下去,就转向新兴的社会科学去了。直到现在,很多古籍,如不看注,还是读不好,就是因为没有打下基础。初进城时,薪俸微薄,我还是在冷摊上买些破旧书,也包括古籍,但是很零碎,没有系统。以后,收入多了一些,我才慢慢收集经、史、子、集四方面的书,但也很不完备。直到目前,我的二十四史,还缺宋书和南齐书两种,没有配全。认真读过的,也只有《史》、《汉》、《三国志》和《新五代史》几种。《资治通鉴》,读过一部分,《纲鉴易知录》通读过了。近人的历史著作,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清史纲要》,等,也粗略读过。我还买一些非正史,即所谓载记一类的书:《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吴越备史》、《七家后汉书》等等。但对我来说,程度最适合的,莫过于司马光的《稽古录》。我买了不少的明末野史,宋人笔记,宋人轶事,明清笔记,都与历史有关。

  《世说新语》一类的书,买得很多,直至近人的新世说。

  我喜爱买书,不只买一种版本,而是多方购求。《世说新语》,我有四种本子,除去明刊影印本两种,还有唐写本的影印本,后来的思贤讲舍的刻本。《太平广记》也有四种版本:石印,小木版,明刊影印,近年排印。《红楼梦》、《水浒》,版本种类也有数种,包括有正本,贯华堂本。还有《续水浒》、《荡寇志》。

  各代文学总集,著名作家的文集,从汉魏到宋元,经过多年的搜集,可以说是略备。明清的总集别集,我没有多留心去买。我对这两朝的文章,抱有一点轻视的成见。但一些重要思想家、学术家和著名作家的书,还是买了几种。如黄黎洲、崔乐璧、钱大昕、俞正燮、俞樾等。一些政治家,如徐光启、林则徐的文集,我也买了。钱谦益的两部集子也买了。

  近代学者梁启超、章太炎,我买了他们的全集。王国维,我买了他的主要著作。近人邓之诚,岑仲勉的关于历史和地理的书,我也买了几种。黄侃、陈垣、余嘉锡的著作,也有几种。

  我的藏书中,以小说类为最多,因为这有关本行。除去总集如《太平广记》、《说郛》、《顾氏文房小说》以外,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小说家类,共开列三十六种,我差不多买齐了。其次是杂史类掌故之属,《书目答问》共开列二十一种,我买了一半多。再其次是儒家考订之属,我有二十六种。

  刚进城时,新旧交替,书市上旧书很多,也很便宜。我们刚进来,两手空空,大部头的书,还是不敢问津。《四部丛刊》,我只是在小摊上,买一些零散的,陆续买了很多。以后手里有些钱,也就不便再买全部。因此,我的《四部丛刊》,无论初、二、三编,都是不全的,有黑纸的,也有白纸的,很不整齐。廿四史也同样,是先后零买的,木版、石印、铅印;

  大字、小字、方字、扁字,什么本子也有。其中以《四部备要》的本子为多。《四部备要》中其他方面的书,也占我所藏线装书的大部分。

  谱录方面的书,也有一些,特别是书目。

  我买书很杂,例如有一捆书(我的书自从抄家时捆上,就一直沿用这个办法)的书目为:《黄帝内经素问》,《桑蚕粹编》,《司牧安骥集》,《考工记图》,《郑和航海图》,《营造法式》,《花镜》……这并非证明我无书不读,只是说有一个时期,我是无书不买的。

  198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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