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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名


  名之为害,我国古人已经谈得很多,有的竟说成是“殉名”,就是因名致死,可见是很可怕的了。

  但是,远名之士少,近名之士还是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名和利又常常联系在一起,与生活或者说是生计有关,这也就很难说了。

  习惯上,文艺工作中的名利问题,好像就更突出。

  余生也晚,旧社会上海滩上文坛的事情,知道得少。我发表东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的的确确没有稿费一说。战士打仗,每天只是三钱油三钱盐,文人拿笔写点稿子,哪里还能给你什么稿费?虽然没有利,但不能说没有名,东西发表了,总是会带来一点好处的。不过,冷静地回忆起来,所谓“争名夺利”中的两个动词,在那个时代,是要少一些,或者清淡一些。

  进城以后,不分贤与不肖,就都有了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每个人也都有不少经验教训,事情昭然,这里也就不详谈了。

  文人好名,这是个普遍现象,我也不例外,曾屡次声明过。有一点点虚名,受过不少实害,也曾为之发过不少牢骚。

  对文与名的关系,或者名与利的关系,究竟就知道得那么详细?体会得那么透彻吗?也不尽然。

  就感觉所得,有的人是急于求名,想在文学事业上求得发展。大多数是青年,他们有的在待业,有的虽有职业,而不甘于平凡工作的劳苦,有的考大学未被录取,有的是残废。

  他们把文学事业想得很简单,以为请一个名师,读几本小说,订一份杂志,就可以了。我有时也接到这些青年人的来信,其中有不少是很朴实诚笃的人,他们确是把文章成名看做是一种生活理想,一种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我读了他们的信,常常感到心里很沉重,甚至很难过。但如果我直言不讳,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太简单,又恐怕扫他们的兴,增加他们的痛苦。

  也有一种幸运儿,可以称之为“浪得名”的人。这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几十年间,是常见的,是接二连三出现的。或以虚报产量,或以假造典型,或造谣言,或交白卷,或写改头换面的文章,一夜之间,就可以登名报纸,扬名宇内。自然,这种浪来之名,也容易浪去,大家记忆犹新,也就不再多说了。

  还有一种,就是韩愈说的“动辄得咎,名亦随之”的名。

  在韩愈,他是总结经验,并非有意投机求名。后来之士,却以为这也是得名的一个好办法。事先揣摩意旨,观察气候,写一篇小说或报告,发人所不敢言者。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先看准现在是政治清明,讲求民主,风险不大之时。如果在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的年代,弄不好,会戴帽充军,他也就不一定有这般勇气了。

  总之,文人之好名——其实也不只文人,是很难说也难免的,不可厚非的。只要求出之以正,靠努力得来就好了。江青不许人谈名利,不过是企图把天下的名利集结在她一人的身上。文优而仕,在我们国家,是个传统,也算是仕途正路。

  虽然如什么文联、协会之类的官,古代并没有,今天来说,也不上仕版,算不得什么官,但在人们眼里,还是和名有些关联,和生活有些关联。因此,有人先求文章通显,然后转入宦途,也就不奇怪了。

  戴东原曰:仆数十年来……其得于学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

  他的话,未免有点高谈阔论吧!但道理还是有的。

  1982年4月25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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