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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叫


  在这个大杂院里,总是有人养鸡。我可以设想:在我们进城以前,建筑这座宅院的主人吴鼎昌,不会想到养鸡;日本占领时期,驻在这里的特务机关,也不会想到养鸡。

  其实,我们接收时,也没有想到养鸡。那时院里的亭台楼阁,山石花木,都保留得很好,每天清晨,传达室的老头,还认真地打扫。

  养鸡,我记得是大跃进以后的事,那时机关已经不在这里办公,迁往新建的大楼,这里相应地改成了“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宿舍。这个特殊规定,只是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破了,家数越住越多,人也越来越杂。

  但开始养鸡的时候,人家还是不多的,确是一些“负责同志”。这些负责同志,都是来自农村,他们的家属,带来一套农村生活的习惯,养鸡当然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当年养起鸡来,并非习惯使然,而是经济使然。大跃进,使一个鸡蛋涨价到一元人民币,人们都有些浮肿,需要营养,主妇们就想:养只母鸡,下个蛋吧!

  我们家,那时也养鸡,没有喂的,冬天给它们剁白菜帮,春天就给它们煮蒜辫——这是我那老伴的发明。

  总之,养鸡在那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权宜之计。不过终于流传下来了,欲禁不能。就像院里那些煤池子和各式各样的随便搭盖的小屋一样。

  过去,每逢“五一”或是“十一”,就会有街道上的人,来禁止养鸡。有一次还很坚决,第一天来通知,有些人家还迟迟不动;第二天就带了刀来,当场宰掉,把死鸡扔在台阶上。这种果断的禁鸡方式,我也只见过这一回。

  有鸡就有鸡叫。我现在老了,一个人睡在屋子里,又好失眠,夜里常常听到后边邻居家的鸡叫。人家的鸡养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毛色,我都没有留心过,但听这声音,是很熟悉的,很动人的。说白了,我很爱听鸡叫,尤其是夜间的鸡叫。我以为,在这昼夜喧嚣,人海如潮的大城市,能听到这种富有天籁情趣的声音,是难得的享受。

  美中不足的是:这里的鸡叫,没有什么准头。这可能是灯光和噪音干扰了它。鸡是司晨的,晨鸡三唱。这三唱的顺序,应是下一点,下三点,下五点。鸡叫三遍,人们就该起床了。

  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在外地求学。每逢假期已满,学校开课之日,母亲总是听着窗外的鸡叫。鸡叫头遍,她就起来给我做饭,鸡叫二遍再把我叫醒。待我长大结婚以后,在外地教书做事,她就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我的妻子。一直到我长期离开家乡,参加革命。

  乡谚云:不图利名,不打早起。我在农村听到的鸡叫,是伴着晨星,伴着寒露,伴着严霜的。伴着父母妻子对我的期望,伴着我自身青春的奋发。

  现在听到的鸡叫,只是唤起我对童年的回忆,对逝去的时光和亲人的思念。

  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边的还是莺歌。

  1987年4月5日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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