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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关于青岛,关于它的美丽,它的历史,它的现状,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了。关于海、海滨、贝壳,那写过的就更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可以从报刊见到。

  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平原上,是一个常年干旱的地方,见到的是河水、井水、雨后积水,很少见到大面积的水,除非是滹沱河洪水爆发,但那是灾难,不是风景。后来到白洋淀地区教书,对这样浩渺的水泊,已经叹为观止。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到青岛这美名胜之地,去避暑观海。认为这种地方,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去得的,去了也无法生存。

  从小汤山,到青岛,是报社派小何送我去的。时间好像是一九五八年一月。

  青岛的疗养院,地处名胜,真是名不虚传。在这里,我遇到了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有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都是老干部,当然有男有女。

  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

  一个市的文化局长,我们原来见过一面,我到那个市去游览时,他为我介绍过宿地。是个精明能干的人,现在得了病,竟不认识我了。他精神沉郁,烦躁不安。他结婚不久的爱人,是个漂亮的东北姑娘,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着他,并肩坐在临海向阳的大岩石上。从背后望去,这位身穿高干服装的人,该是多么幸福,多么愉快。但他终日一句话也不说,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是右派吗?”

  别人不好回答,只好应酬两句离去。只有医生,是离不开的,是回避不了的。这是一位质朴而诚实的大夫,有一天,他抱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对病人说:“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当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并没有能把他的病治好。右派问题越来越提得严重,他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就再也见不到他和他那穿红毛衣的夫人了。

  我邻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的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约来,一同欣赏。

  但谁也不能去摸他那台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他撰写的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用了一个大惊叹号,他写文章,也是以多用惊叹号著称的。

  我对西洋音乐,一窍不通,每天应约听贝多芬,简直是一种苦恼。不久,教授回北京去,才免除了这个负担。

  在疗养院,遇到我的一个女学生。她已进入中年,穿一件黑大衣,围一条黑色大围巾,像外国的贵妇人一样。她好到公园去看猴子,有一次拉我去,带了水果食物,站在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我说,她十七岁出来抗日,她的父亲,在土地改革时死亡。她没有思想准备,她想不通,她得了病。但这些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到了夏季,是疗养地的热闹时期,家属们来探望病人的也多了。我的老伴也带着小儿女来看我,见我确是比以前好多了,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我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学会了几招,但不敢到深处去。有一天,一位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我一起游。他慢慢把我引到深水,我却差一点没喝了水,赶紧退了回来。这位工程师,在病人中间,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总是先下场,个人独舞,招徕女伴大众围观,洋洋自得。

  这是病区,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在这里,会养的人,可以把病养好,不会养的人,也可能把病养坏。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

  疗养院的干部、医生、护理人员,都是山东人,很朴实,对病人热情,照顾得也很周到。我初来时,病情比较明显,老伴来了,都是住招待所。后来看我好多了,疗养院的人员都很高兴。冬天,我的老伴来看我,他们就搬来一张床,让我们夫妻同处,还叫老伴跟我一同吃饭。于是我的老伴,大开洋荤,并学会了一些烹饪技艺。她对我说:我算知道高汤是怎么个做法了,就是清汤上面再放几片菜叶。

  护士和护理员,也都是从农村来的,农村姑娘一到大城市,特别是进了疗养院这种地方,接触到的,吃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鲜东西。

  疗养人员,没有重病,都是能出出进进,走走跳跳,说说笑笑的。疗养生活,说起来虽然好听,实际上很单调,也很无聊。他们每天除去打针散步,就是和这些女孩子打交道。

  日子久了,也就有了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的感情都是容易付出的,也容易接受的。

  我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多。因为住的时间长了,在住房和其他生活方面,疗养院都给我一些方便。春夏两季,我差不多是自己住着一所小别墅。

  小院里花草齐全,因为人烟稀少,有一只受伤的小鸟,落到院里。它每天在草丛里用一只腿跳着走,找食物,直到恢复了健康,才飞走了。

  其实草丛里也不是太平的。秋天,一个病号搬来和我同住,他在小院散步时,发见一条花蛇正在吞食一只癞蛤蟆。他站在那里观赏两个小时,那条蛇才完全吞下了它的猎物。他对我说:有趣极了!并招呼我去看看,我没有去。

  我正在怀疑,我那只小鸟,究竟是把伤养好,安全飞走了呢;还是遇到了蛇一类的东西,把它吞掉了?

  我不会下棋、打扑克,也不像别人手巧,能把捡来的小贝壳,编织成什么工艺品,或是去照像。又不好和人闲谈,房间里也没有多少书。最初,就去海边捡些石头,后来石头也不愿捡了,只是在海边散步。晴天也去,雨天也去,甚至夜晚也去。夜晚,走在海岸上听海涛声,很雄壮也很恐怖。身与海浪咫尺之隔,稍一失足,就会掉下去。等到别人知道了,早已不知漂到何处。想到这里,夜晚也就很少出来了。

  在这一年冬季,来了一位护理员,她有二十来岁,个子不高,梳两条小辫。长得也不俊,面孔却白皙,眼神和说话,都给人以妩媚,叫人喜欢。她正在烧锅炉,夜里又要去炼钢铁,还没有穿棉衣。慢慢熟识了,她送给我一副鞋垫。说是她母亲绣的,给她捎了几副来,叫她送给要好的“首长们”。

  鞋垫用蓝色线绣成一株牡丹花,很精致,我收下了。我觉得这是一份情意,农村姑娘的情意,像过去在家乡时一样的情意。我把这份情意看得很重。我见她还没穿棉袄,就给她一些钱,叫她去买些布和棉花做一件棉袄,她也收下了。

  这位姑娘,平日看来腼腼腆腆,总是低着头,遇到一定场合,真是嘴也来得,手也来得。后来调到人民大会堂去做服务员,在北京我见到她。她出入大会堂,还参加国宴的招待工作,她给我表演过给贵宾斟酒的姿势。还到中南海参加过舞会,真是见过大世面了。女孩子的青春,无价之宝,遇到机会,真是可以飞上天的。

  这是云烟往事,是病期故事。是萍水相逢。萍水相逢,就是当水停滞的时候,萍也需要水,水也离不开萍。水一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了。

  我很寂寞。我有时去逛青岛的中山公园。公园很大,很幽静,几乎看不到什么游人。因为本地人,到处可以看到自然景物,用不着花钱来逛公园;外地人到青岛,主要是看海,不会来逛各地都有的公园的。但是,青岛的公园,对我来说,实在可爱。主要是人少,就像走入幽林静谷一样,不像别处的公园,像赶集上庙一样。公园里有很大的花房,桂花、茶花、枇杷果,在青岛都能长得很好,在天津就很难养活。公园还有一个鹿苑,我常常坐在长椅上看小鹿。

  我有机会去逛了一次崂山。那时还没有通崂山的公共汽车,去一趟很不容易。夏天,刘仙洲教授来休养,想逛崂山,疗养院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也捎上。刘先生是我上过的保定育德中学的董事,当时他的大幅照片,悬挂在校长室的墙壁上,看起来非常庄严,学生们都肃然起敬。现在看来,并不显老,走路比我还快。

  车在崂山顶上行驶时,真使人提心吊胆。从左边车窗可以看到,万丈峭壁,下临大海,空中弥漫着大雾,更使人不测其深危。我想,司机稍一失手,车就会翻下去。还有几处险道,车子慢慢移动,车上的人,就越发害怕。

  好在司机是有经验的。平安无事。我们游了崂山。

  我年轻时爬山爬得太多了,后来对爬山没有兴趣,崂山却不同。印象最深的,是那两棵大白果树,真是壮观。看了蒲松龄描写过的地方,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这篇小说,原是我最爱读的,现在身临其境,他所写的环境,变化并不太大。

  中午,我们在面对南海的那座有名的寺里,吃午饭。饭是疗养院带来的面包、茶鸡蛋、酱肝之类,喝的也是带来的开水。把食物放在大石头上,大家围着,一边吃,一边闲话。

  刘仙洲先生和我谈了关于育德中学老校长郝仲青先生的晚年。

  一九五九年,过了春节,我离开青岛转到太湖去。报社派张翔同志来给我办转院手续。他给我买来一包点心,说是在路上吃。我想路上还愁没饭吃,要点心干什么,我把点心送给了那位护理员。她正在感冒,自己住在一座空楼里。临别的那天晚上,她还陪我到海边去转了转,并上到冷冷清清的观海小亭上。她对我说:“人家都是在夏天晚上来这里玩,我们却在冬天。”

  亭子上风很大,我催她赶紧下来了。

  我把带着不方便的东西,赠给疗养院的崔医生。其中有两只龙凤洞箫,一块石砚,据说是什么美人的画眉砚。

  半夜,疗养院的同志们,把我送上开往济南的火车。

  1984年9月30日晨三时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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