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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的觉醒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动荡不安的。秋季,滹沱河发了一场洪水,接着,就传来日本人已攻到保定的消息。每天,有很多逃难的人,扶老携幼,从北面涉水而来,和站在堤上的人们,简单交谈几句,就又慌慌张张往南走了。

  “就要亡国了吗?”农民们站在堤上,望着茫茫大水,唉声叹气地说。

  国民党的军队放下河南岸的防御工事,往南逃,县政府也雇了许多辆大车往南逃。有一天,郎仁渡口,有一个国民党官员过河,在船上打着一柄洋伞,敌机当成军事目标,滥加轰炸扫射。敌机走后,人们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弹头和更粗一些的空弹壳。日本人真的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原来在外地的小学校教书,“七七”事变,我就没有去。

  这一年的冬季,我穿着灰色棉袍,经常往返于我的村庄和安平县城之间。由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就驻在县城里,我有几个过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当时我虽然还没有穿上军衣,他们也分配我一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第一次是在家里编写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政治部作为一个文件油印发行了。经过这些年的大动荡,居然保存下来一个复制本子。内容为:

  前奏。
  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
  下篇: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三、怎样演出。

  接着,我还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名叫《海燕之歌》,在县城铅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红色的封面。因为印刷技术,留下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意外地给阎素同志的封面设计,增加了一种有力的质感。

  阎素同志是宣传部的干事,他从一个县城内的印字店找到一架小型简单的铅印机,还有一些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铅字。又找来几个从事过印刷行业的工人,就先印了这本,其实并非当务之急的书。经过“五一”大“扫荡”,我再没有发现过这本书。

  与此同时,路一同志主编了《红星》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题为《现实主义文学论》。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其中引文太多了,王林同志当时看了,客气地讽刺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

  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同志,却对这洋洋万言的“论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出现,非常满意,一再向朋友们推荐,并说:“我们冀中真有人才呀!”

  这篇论文,现在也不容易找到了。抗战刚刚胜利时,我在一家房东的窗台上翻了一次。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

  《红星》是一种政治性刊物,这篇文章提出“现实主义”,有幸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等等当前革命口号,同时提示到广大的抗日军民面前。

  不久,我在区党委的机关报《冀中导报》,发表了《鲁迅论》,占了小报整整一版的篇幅。

  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算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那时冀中区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叫人民武装自卫会。吕正操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由史立德任主任,我当了宣传部长。会后,我和几个同志到北线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和新被提拔的在那些县里担任县政指导员的同志们打交道。这个会,我记得不久就为抗联所代替,七、八月间,我就到设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

  这个学院由杨秀峰同志当院长,分民运、军事两院,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我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事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

  民运院差不多网罗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它设在深县中学里,以军事训练为主,教员都称为“教官”。在操场,搭了一个大席棚,可容五百人。

  横排一条条杉木,就是学生的座位。中间竖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里讲课。这样大的场面,我要大声喊叫,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

  我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的提纲。每周讲两次。三个月的时间,我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刺杀,投手榴弹,很不相称。

  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晓楼,讲授哲学,他也感到这个问题。

  我们共同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学员们给他的代号是“矛盾”,而赋予我的是“典型”,因为我们口头上经常挂着这两个名词。

  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我应命了,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

  去文习武,成绩也不佳。深县驻军首长,赠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他没有马夫,每天自己喂饮它。

  有一天,他约我去秋郊试马。在学院附近的庄稼大道上,他先跑了一趟。然后,他牵马坠镫,叫我上去。马固然跑的不是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因为职务和级别,我始终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匹马。我也不羡慕骑马的人,在不能称为千山万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练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功夫,多么黑的天,多么崎岖的路,我也很少跌跤。

  晓楼已经作古,我是很怀念他的,他是深泽人。阴历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不久就占领了深县城。学院分散,我带领了一个剧团,到乡下演出,就叫流动剧团。我们现编现演,常常挂上幕布,就发现敌情,把幕拆下,又到别村去演。演员穿着服装,带着化装转移,是常有的事。这个剧团,活动时间虽不长,但它的基本演员,建国后,很多人成为名演员。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就调到阜平山地去了。这个学院的学员,从那时起,转战南北,在部队,在地方,都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

  197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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