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吴泰昌问(2)_孙犁

答吴泰昌问(2)

　　问：您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普遍受到称赞，可惜都是未完成之作，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当初写《初记》、《前传》时，是否准备续写《后记》、《后传》？人们关心您是否打算续写《铁木后传》？

　　答：已经忘记，在写这两本书之前，是否有雄心壮志，要写几部几部。但确实因为没有全部完成，所以只好标题为《初记》和《前传》。实事求是地说，《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是因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你看这部作品的后面，不是越写越散了吗？我也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铁木前传》则是因为当我写到第十九节时，跌了一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住疗养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前后被抄六次，其中至少有三次，是借口查抄《铁木后传》的。造反派如此器重这部莫须有的文稿，使我一家人，百口莫辩。直到现在，我的书柜的抽屉还存在被铁器撬开的裂痕。这些人是为了判决我的罪名来找这部文稿的。在当时，一本《前传》，已经迫使我几乎丧生，全家遑遑。我想，如果我真的写出了《后传》，完成了它，得到了创作的满足，虽死无怨，早已经双手献出，何劳兴师动众呢？

　　现在大家关心这部《后传》，情况当然不同。但还是没有。

　　对于热心的读者，很可能要成为我终身的憾事了。

　　问：您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它写出来呢？

　　答：我的想法是：在中国，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

　　人在青年，对待生活，充满热情、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恋时一样，是执著的，是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我说得可能消极低沉了一些，缺乏热情，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就写不成小说。

　　与其写不好，就不如不写。所以，《铁木后传》一书，是写不出来了。

　　我现在经常写一些散文、杂文。我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不需要过多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写成。青年人爱好文学，老年人爱好哲学。

　　问：平日写作之外，您作何消遣？

　　答：“文革”期间，我听过无数次对我的批判，都是不实或隔靴搔痒之词，很少能令人心服。唯有后期的一次会上，机关的革委会主任王君说：“这么多年，你生活上，花鸟虫鱼；作品里面，风花雪月。”

　　我当时听了，确实为之一惊。这算触及灵魂了吧？王君虽“主任”这一新闻机关的革命大权，但他是部队出身，为人直爽，能用十六个字，概括我的罪行，我想他不一定有这般能力，恐怕是他手下人替他总结出来的。

　　这是有踪影的判词。进城以后，街上繁华、混乱、嘈杂，我很少出门，就养些花儿草儿。病了以后，我的老伴，又陪我到鸟市，买了一个鸟笼，两只玉鸟。蝈蝈也养过，鱼也养过，也钓过。但所养的花，“文革”一开始，就都被别人搬走，鸟也不知去向，虫死鱼亡，几与主人共命。

　　我养什么也没有常性，也不钻研养法，也不吸取别人经验，又舍不得花很多钱，到终了什么也弄不出名堂来。

　　其实，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

　　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确实是这样，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只有动乱的十年，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

　　修补旧书，擦摩小玩意，也是我平日的一种消遣方法。

　　我不会养生之道，也不相信，单凭养而可以长生，按照我的身体素质，我已经活得够长了。我现在不大愿意回顾我年轻时代写的作品，偶然阅读一些，我常常感到害羞。在年轻时代，我说了多少过分热情的，过分坦率的，不易为人了解的，有些近于痴想梦呓的话语啊！

　　问：现在有人提出，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首要任务不是写人物，塑造典型性格，而是要着重表现人的感受、情绪，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问：现在一些作家，如王蒙等，在运用西方“意识流”等表现手法，对这种探索议论不一，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文学现象？

　　答：因为我有些想法，已经散见于我近日写的其他文章之中，此处从略。

　　1980年9月16日答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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