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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批评右创作论


  譬之古人左图右书的读书方式,我建议人们在阅读文艺作品的时候,采取左批评右创作的作法,就是把批评文章和它所批评的那篇(部)创作放在一起,进行一番独立思考的比较、分析、判断。

  我想,这对于创作和批评都会是有益的,都可以得到提高。对于欣赏和学习,也可以收到一种实证化验的乐趣。

  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怀疑,究竟在这几年里,批评是否粗暴了?以及这种批评是否对创作发生了种种不良的影响——就是所谓障碍?

  批评是否可以起障碍的作用?我想是可以的。就其职责来说,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创作界流行着一种不正确的创作方法,或是在某一作家的创作里,确实已透露着一种不良的倾向,难道能够听其发展,看着它泛滥,而不允许批评家挺身而出,对它加以干涉指责,甚至当头棒喝吗?在泛滥为灾的水流前面,筑起一道障碍,甚至坚壁高垒,这都是应该的。别林斯基对于果戈理的错误倾向,就是这样做的,也没有听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创作界对他发表过什么怨言,更没有人说过他粗暴。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作者竟然说起批评者粗暴来了呢?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当代的作者,都害怕批评,忽然都变得脆弱,都成了胆小鬼。因为这确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局外人看得不很清楚,而从事创作的人,却有种种切身的体会。

  什么叫切身的体会呢?对于批评家,历史上的大作家们,例如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都发表过一些感想,这些感想,大家都是熟悉的,不必引证。这些大作家也没有一个不衷心地尊崇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批评家,例如鲁迅之于瞿秋白,这也是大家熟悉的。然而,为了说明什么叫做切身的感受,我们还是不妨引证契诃夫对批评家——这当然指的是不好的批评家的一个看法,他说有些批评家对于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

  这个比方当然是不够客气的,但是,它确实是契诃夫的亲身的体会,也正如耕作的马,确实有它本身的苦恼一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左批评右创作的理由。有些批评是发表了的,有些批评是直接寄到作者手里的,也有些是由报刊或出版社的编辑部转来的。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对作者颇有教益的文章,批评者的诚恳热情也是应该长久铭记在心的。但是,在前一二年(这一年来减少了),正当你铺纸濡笔,培养起情绪,准备写作的时候,忽然有一封批评稿件放到了你的桌上,对你的批评是:“我建议出版机关把这本恶劣到家的书,停止出版!”

  “这个作者太无耻了!”

  这些话都是来得这么突然,而出版社又限期让你答复这封“读者来信”。冷静些吧,你至少今天不能创作了;再有勇气些吧,意思就是叫你承认自己确实犯有这些错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批评界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从创作里摘取一句一段,再加以主观的逻辑,就给作者定下了这个那个的罪名。

  有些并不从事创作的同志,都会好心地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读者来信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它常常并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从来也不理解作品的生活实际,只会板“正确”面孔的个人的武断。在作者这方面,就有了马的苦恼。

  现在,有人又在害怕,是不是会又一棍子打死了批评者?

  我想创作本身永远不会一棒子打死批评者,因为从各方面考察,创作的武器作用,并不在这一方面。

  从事创作的同志,可以提出自己遭遇的事实。在广大的读者方面呢,就是要提倡把批评和创作对照起来看。一经对照,谁是谁非,是否粗暴,就会弄清楚了。如果创作和批评的篇幅都不很长,可以放在一起发表。过去,鲁迅就是采取这个办法的。

  这样做,就可以使创作和批评站在平等的地位,而免除多年来的批评好像是在审判,创作好像是在受审的感觉。

  这样做,就可以使读者看到耕地的深浅,看到马匹的勤惰,也可以看到批评是在认真地鞭策,还是在肚皮下嗡嗡!

  1956年8月13日作者附记:此系旧稿,写于一九五六年,未能发表。运动期间,家中文字荡然,此稿因为一青年友人取去,幸未遗失。运动过后,彼知我爱惜羽毛,将此连同其他一些稿件,送还我手,完整无损。深感保存此等物件之不易,现略加订正,表而出之。目前,文艺界之民主及实事求是作风,提倡甚力,已有成效。此文议论,作为历史经验教训观之可也。

  1979年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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