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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在县城里,吴大印知道了村里的很多事情,故乡的新的变化,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约略的轮廓。老温也和他谈了自己结婚,现在就去参军的事。直到天快晌午,豆腐脑棚的买卖忙上来,他们才分手告别。

  吴大印领着女人回子午镇去,这十八里路,他走得非常快,女人得时时喊叫他等一等。

  起晌以后,他们到了子午镇的东街口。墙院还是旧墙院,堤过上的柳树高密了。乡亲还是旧乡亲,子午镇的男女老幼都集在十字街口的广场上。用碾场的碌碡支着台板,搭起来的席棚里,挂着宽大鲜红的幕布。它不像是庙会演戏,台上没有锣鼓胡琴的响动,台下没有各种叫卖的嘈杂。在席棚附近是严肃的、紧张的,好像在讨论什么要紧的事情。

  一进街口,两个背枪的青年民兵,就把吴大印拦住了,虽然吴大印笑着说这里就是他的家,并且还能指着叫出一个民兵的小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可是因为他身上带来的过多的风尘,身后女人的远方打扮和外路口音,使得两个青年查问得越发紧了。

  十字街口的席棚那里,有人在讲话,尖利又带些娇嫩的声音,传到村外来了,吴大印望见那里,是一个女孩子站在台上。

  “那讲话的不是春儿?”他对两个青年民兵说,“我就是她爹!”

  两个民兵才好像想了起来。一个民兵带他们到会场上去,在路上,这个青年也不肯安静,不住的用鞋尖踢着道沟边上的土块,说:“走这么远路,怎么你就不开个路条呢?”

  “没有路条,我能从关外飞回来?”吴大印兴奋的说,“到了自己家门,我就该是活路条,谁知道碰上了你们两个年轻的,偏不认识我,论乡亲辈儿,你该跟我叫爷爷呢!”

  “咳!”青年民兵一拧身子,把枪枝换到另一个肩膀上说,“你就算我的亲爷爷,出外这些年,回来也要查问查问哩!你们先在这里站一站,不要搅乱了会场。等妇女主任讲完了话,我再去给你通报。”

  吴大印和女人只好靠着墙站住。他提着脚跟,望着自己的女儿,想听听她在白话什么。

  “妇女同志们,”春儿在台上正讲的高兴,“今天这个大会,是个选举会,选举村长和村政权委员们的大会。我们选举的村长,是抗日的村长,是坚决抗日的人,是誓死不当汉奸的人。选他出来,好领导我们抗日。我们妇女,在过去不能参加选举,就是穷门小户的男人,也不能参加选举。过去的村长,都是几个人唧咕成的,他们财大气粗,可是不给老百姓办事。今天参加选举,是我们妇女的权利提高了,我们绝对不能马虎,要在心里过一下,看谁抗日坚决,就选举谁!”

  春儿讲完话,就退到后面去。这一回站到台前来的是老常。老常在台前这一站的姿势,引起了吴大印一段亲切的回忆:在从前,乡村演唱大戏,总得请上几个管台的人,管台的工作,是维持台下的秩序。乡下人看戏,要拚着全部力气和一身大汗。戏唱到热闹中间,比如《小放牛》唱到牧童和小姑娘对舞对唱,《喜荣归》唱到花头一手叉腰一手扬着花手绢来回踏碎步,《柜中缘》唱到哥哥要开柜、妹妹不让开的时候,台下就像突然遇到狂风的河水一样,乱挤乱动起来。

  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讲究看戏扒台板,就像城里的阔人,听戏要占前五排一样。他们通常是把小褂一扒,三五个人一牵手,就从人群里劈进去。挤到戏台前边,双手一扒台板,然后用千钧的力量一撅屁股,这一动作,往后说可以使整个台下的人群向后一推,摧折两手粗的杉篙,压倒照棚外的小贩;往前说,可以使戏台摇摇欲坠,演员失色,锣鼓失声。当这个时候,管台的人,就站到台前边来了,他们一手提着烟袋荷包,一手一按一扬的喊:“乡亲们!这是和谁过不去呀?还看不看戏呀!”

  态度既从容又急迫。这样台下就会渐渐安静起来,管台的笑一笑,又退回打锣鼓的后面,抽着烟看戏去了。

  这种角色并不好当,第一要有人缘,第二要有涵养,第三要人佩服。面对着动乱的群众,他负责的显然是临阵指挥的工作。但是今天他的老伙计来到台前,并不是为了台下挤。

  台下的人正在鼓掌,人们问什么话,老常笑着解答着。吴大印等不及,他说:“我可以过去了吧?”

  “还得等一等,就要选举了。”青年民兵说,“我也要去投一张票哩!”

  “我们也要去投票呀,”吴大印说,“赶上了,还能放过去?我当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参加过村长选举哩!”

  “你刚来,你知道选谁?”青年民兵说,‘允许不允许你投票,我还得去问问呢?”

  青年民兵说着就到台那里去了。这时台下放上了几张桌子,每个桌子有一位写票的,一位监视的。工农妇青,都按小组编好,拿着票到桌子前边,轻轻说明自己要选的村长,写好了,再投进台前的票箱里去。

  那个青年民兵只顾自己投票,一直没有回来。吴大印着急,自己走过去了。春儿第一个看见,从台上跳下来。吴大印说:“春儿,别的事家去再说,我要写一张票!”

  群众决定让新回到家乡来的吴大印参加选举,发给了他一张票。吴大印拿着票走到写票桌跟前,写票员小声问他:“你选谁?”

  “我选老常。”吴大印说。

  “他的大名叫常德兴。”写票员笑着说,“你真有眼力呀!”

  选举的结果:老常当选了子午镇的抗日村长。老常站到台前来,讲了话,作了抗日的动员。去年冬天,高庆山在地里和他谈话,说工人可以当村长,他当作一个笑话听。现在,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他推托,他要担负起这艰难沉重的工作。最后,他约请他的老伙计吴大印发表一点回到家来的感想。

  吴大印站到台上去说他的感想。他说,他出外不久,那里就叫日本占了,农民们更不能过活。在那里很受了几年苦,回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占了我们很多地方,他只能挑选偏僻的道儿走,整整走了三个月。可也见到很多新鲜事儿,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地面上,不管是铁路两旁,平原村镇,山野森林,湖泊港汊,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凡是八路军到的地方,农民们就组织了抗日的团体,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有时看着并不相连,有时又被敌人切断,可是,它们实际上是叫一条线连接着,这就是八路军坚决抗日的主张,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抗日的政策。他知道这条线通的很远,它从陕北延安毛主席那里开始,一直通到鸭绿江岸的游击队身上。他想,这条线,现在是袭击敌人的线,动员群众的线,建立抗日政权的线;以后,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线赶走日本。回到家来,看到村里的热烈的抗日气象,他要告诉大家的是:象我们这样同心协力坚决抗日的地面,是很宽广很强大的了。他要求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

  在他讲话的时候,人们都往台前挤,高四海和秋分也赶来了。只有田大瞎子和老蒋退到远远的地方,低着头抽起烟来,好像不爱听。这一天,春儿家里,亲人团聚。一年以来,在子午镇和五龙堂,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流散在外的,像高庆山、高翔、吴大印,全都回来了,像芒种、老温,成群结队的从村里走出抗日去了。无论是回来和出去,分离和团聚,都是存了保卫乡土、赶走日本的一片热心的。

  也有那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的,像田耀武和高疤。因为他们并不保卫乡土,只知道闹磨擦,乡土也就不再需要他们,不再在他们身上寄托任何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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