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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鹿钟麟要到这县里来视察,直接给深泽县政府下了公文,李佩钟向高庆山请示怎么办,高庆山告诉她:“召开群众大会欢迎。”

  会场在县政府前面的跑马场上。宣传队在县政府的影壁上用艺术体写好“欢迎鹿主席抗战到底”的标语,每个字有半人高。因为拆除了城墙,这一排大字,在城南八里地左近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由高翔主持大会,这天早晨,下起蒙蒙的细雨来,城关和四乡的男女自卫队都来了,高翔和他们一同在雨中等候着。

  鹿钟麟一直没来,直等到晌午大错,才望见了一队人马。

  那真像一位将军。鹿钟麟到了会场上,由四五个随从搀扶下马来,他坐在台上,吸的香烟和喝的水,都是马背上驮来。休息老半天,才慢慢走到台边上讲了几句话,有四个秘书坐在他后边记录着。

  因为态度过于庄严,声音又特别小,他讲的话,群众一句也没听懂。群众被那些奇奇怪怪的事物吸引着,从十八里地以外跟来看热闹的老蒋挤到他女儿的身边,小声问:“俗儿,讲话的那是谁呀?”

  “鹿主席!”俗儿小声答应。

  “他讲的什么?”老蒋说,“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呀?”

  “人家是个大官儿,”俗儿说,“要叫你也能听懂,还有什么值重?”

  “对。”老蒋点头儿,“就得是这样。不能像高翔他们一样,蚂蚱打嚏喷,满嘴的庄稼气,讲起话来,像数白花菜一样。喂,你说人家刚才喝的那是什么水呀,怎么老远里看着黄橙橙的!”

  “花露水。”俗儿说,“你看那瓶瓶儿多好看,拿回家去点灯多好呀!”

  鹿钟麟讲完,是张荫梧讲。这个总指挥,用一路太极拳的姿势,走到台边上。他一张嘴,就用唱二花脸的口音,教训起老百姓来,手指着县政府的影壁墙说:“谁出的主意?带那么个尾巴干什么?添那么些个扯鸡巴带蛋的零碎儿有什么用?”

  “什么尾巴?”台下的群众问。

  “那个标语!”张荫梧大声喊叫,“欢迎鹿主席——这就够了,这就是一句完整的话。干什么还加上个‘抗战到底’四个字!”

  “你们不抗战到底呀?”群众在台下说,“你们没打算长住呀?喝完那带来的瓶瓶里的水,你们就往回走吗?”

  “混账!”张荫梧喊,“在我面前,没你们讲话的权利!”

  “你八个混账!”群众也喊叫起来,“我们认识你!”

  “把‘抗战到底’四个字儿给我擦掉!”张荫梧拧着粗红的脖子退到后边去。

  高翔到台边上来,他说:“我们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四个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我们这些老百姓,就不要淋着雨赶来欢迎你们了!”

  “对呀!”台下的群众一齐鼓掌叫好。

  “我们欢迎你们抗战,抗战是光荣体面的事情。”高翔说,“虽然在去年七月间,你们一听到日本的炮声就逃走了,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回来,我们还是希望你们抗战到底!”

  “报告主席,我讲几句话!”在群众中间,有一个女孩子举起手来,高翔和台下的群众,一齐鼓掌欢迎她。

  她把头上的一顶破草帽,推到脊背上去。细小的雨点落在她乌黑的头发上,又滴落到她的肩上。淋湿的小衭袄紧贴着她的身体,站在台前,她把胸脯挺得很高。她说:“我是子午镇的人,我叫春儿。我是一个没依没靠的穷孩子,现在是我们村里妇女自卫队的指导员。我愿意在今天这个会上讲几句话。”

  女孩子的热烈的真诚的声音,使台下上万人的会场安静下来,人们可以听见,春天的雨点落在树枝草叶上的声音。

  “这才过了半年多。”春儿说,“什么事情我们也记得。在去年秋季儿大水漂天的时候,听见日本人的炮响,官面和军队,有钱和有势力的人都往南逃跑了。这些人,平常日子欺压我们,临走拐带着枪枝和钱粮。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当时都说:等死吧。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中国不会亡国,八路军过来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来了,给我们宣传讲解,我的心才安定下来,才觉得眼前有了活路。坚决抗日!我们老百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我们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我们站岗放哨。破路拆城,我们学习认字,我们实行民主。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想:我们将来有好日子过。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了,也不叫那些混账东西们再来压迫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投降派!”

  群众随着她高举的小拳头呼喊,她从台上跳下来,腰里的手榴弹碰的小洋铁碗叮当乱响,跑到她村的队伍里去。

  接着由高庆山指挥,在跑马场里,举行了全县男女自卫队的会操和政治测验。高翔请鹿钟麟和张荫梧参加检阅,虽然一切成绩都很好,这两位官长,像土地庙门口的两座泥胎,站立在台上,却满脸的不高兴。

  “半年以来,群众在武装上,在思想上,都进步很快。”高翔说,“这是我们国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保证!”

  两位官长没有说话。

  “张先生在事变以前,不是也训练过民团吗?”高翔又问张荫梧,“那时的情形和眼下不同吧?”

  “不同。”张荫梧说。他招呼了鹿钟麟一声,就命令手下人把马匹拉过来,气昂昂的跳上马去走了。

  “不远送!”群众说笑着,继续进行检阅和测验,春儿带来的自卫队,表演的顶出色。

  检阅完了,人们要回去的时候,李佩钟跑过来,叫住了春儿。

  “什么事儿呀?”春儿笑着问。

  “有句话和你说。”李佩钟拉着她走到广场前边的一棵小槐树下面说,“好久看不见你,我很想你!”

  “我也想你。”春儿笑着,一边扬着手冲着她的姐妹们喊:“你们头里先走吧,一会儿我赶你们去!”

  “这些日子,你在家里净干什么?”李佩钟问。

  “不得闲儿,正赶着给军队做鞋。”春儿说。

  “上识字班没有?”李佩钟问。

  “上哩。”春儿说,“我们村里住着队伍,有个女同志给我们讲书,人们上学的心可盛哩,到的可齐截哩!”

  “认识多少字了?”李佩钟问。

  “说不上来。”春儿说,“反正课本上的字都学会了。”

  “田耀武回到你们村里了?”李佩钟一下转了题目。“嗯。”春儿说,“什么你们村里呀,不也是你的家吗?”

  “你把这个带回去,”李佩钟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交给田耀武。”

  “什么信呀?”春儿拿着信问。

  “你不是认识很多字儿了吗?”李佩钟笑着说,“又没有封着口儿,你自己看吧。”

  “我不看你们的私信。”春儿笑着把信塞进挂包里。“不是私信。”李佩钟严肃的说,“是个通知,我要和他离婚了。”

  遇见这种事儿,春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呆了一会儿她说:“李同志,还有别的话没有?我该追她们去了。”

  李佩钟送她,从拆平的城墙上绕到西关来。天气放晴了,天空跑着云彩,地基上长着一团团的野菜,黄色的小花头顶,吊着水珠儿。

  在西关头起分别的时候,春儿觉得应该安慰安慰女县长,她腼腆的说:“李同志,这以后你就好了!”

  说完,她就转身跑到堤坡下面去,遍地是长高的麦子,春儿跑在小道上,像在大海里浮游。白色的云朵掩过太阳,金黄色的跳跃的阳光,从天边那里一直铺到她的身上来。她周围的小麦,乱摇摆着身子。

  李佩钟站在高坡上望着她。在年龄上,两个人只差七八岁,应该庆幸,从今以后,不会再有种种苦痛,沾染一个女孩子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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