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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聊斋志异》


  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

  《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我不是一口气读完,断断续续读了若干年。那时,我在冀中平原做农村工作,农村书籍很缺,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掠,成本成套的书是不容易见到的。不知为了什么,我总有不少机会能在老乡家的桌面上、窗台上,看到一两本《聊斋》,当然很不完整,也只是限于石印本。

  即使是石印本的《聊斋》吧,在农村能经常遇到,这也并不简单。农村很少藏书之家,能买得起一部《聊斋》,这也并非容易的事。这总是因为老一辈人在外做些事情,或者在村里经营一种商业,才有可能储存这样一部书。

  石印本一般是八本十六卷。这家存有前几本,过些日子,我又在别的村庄读到后几本,也许遇到的又是前几本,当然也不肯放过,就再读一遍。这样,综错回环,经过若干年月,我读完了《聊斋》,其中若干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

  最初,我是喜欢比较长的那些篇,比如《阿绣》、《小翠》、《胭脂》、《白秋练》、《陈云栖》等。因为这些篇故事较长,情意缠绵,适合青年人的口味。

  书必通俗方传远。像《聊斋》这部书,以“文言”描写人事景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读者面,但是,自从它出世以来,流传竟这样广,甚至偏僻乡村也不断有它的踪迹。这就证明:文学作品通俗不通俗,并不仅仅限于文字,即形式,而主要是看内容,即它所表现的,是否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它的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中,已经铸为一体。因此,即使经过怎样好的“白话翻译”,也必然不能与原作比拟。改编为剧曲,效果也是如此。可以说,“文言”这一形式,并没有限制或损害《聊斋》的艺术价值,而它的艺术成就,恰好是善于运用这种古老的文字形式。

  过去有人谈过:《聊斋》作者,学什么像什么,学《史记》像《史记》,学《战国策》像《战国策》,学《檀弓》像《檀弓》。这些话,是贬低了《聊斋》作者。他并不是模拟古人古书,他是在进行创作。他在适当的地方,即故事情节不得不然的场所,吸取古人修词方法的精华,使叙事行文,或人物对话,呈现光彩夺目的姿态或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是艺术的胜利突破,是蒲松龄的创造性成果。

  行文和对话的漂亮修辞,在《聊斋》一书中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说,非同凡响的修辞,是《聊斋》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接受前人的遗产,蒲松龄的努力是广泛深远的。作为《聊斋》一书的创作借鉴来说,他主要取法于唐人和唐人以前的小说。宋元明以来,对他来说,是不足挂齿的。他的文字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之强,无以复加的简洁精炼,形成了《聊斋》一书的精神主体。

  在哲学意义上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又起很大的反作用,即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这一般非只就一部作品完成了它的创作形态以后而说的,是指创作的全部过程。

  一种内容可以有各种形式,有成功或失败的形式。决定艺术作品成功与失败的,是作家对这一内容的思想、体验、选择和取舍,即艺术的全部手段。

  汉代是一历史内容。它有《史记》和《汉书》两种不同的形式,各有千秋,另外还有许多不能完整流传下来的汉书,不能流传,自然是一种失败。

  同样,《聊斋》所写,很多内容,是古已有之的。神怪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汗牛充栋的。但是蒲松龄在这一领域,几乎是一人称霸。

  什么原因?我在陆续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这个问题。

  鬼神志怪书,晋及六朝已盛行。真正成为文学创作,则是唐开元天宝以后的事。著名的作家有沈亚之、陈鸿、白行简、元稹、李公佐等。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明显地影响了《聊斋》。

  唐人小说,包括大作家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在内,在创作上形成一个新的起点,继往开来,为中国短篇小说开拓出一种全新的境界。

  唐人小说的特点:

  一、很多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为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平凡人物作传。在这些传记性的作品里,都有鲜明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性格,表明深湛的哲学道理,生活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它不再侈谈神怪,也不空谈因果。

  二、他们不再把“小说”当作奇怪见闻、游戏文章,轻率地处理。而是郑重其事,严肃周密地去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都含有人生和社会的重大命题。他们的故事生动曲折,主题鲜明突出,人物活泼可爱。他们从简单重复的神奇怪异的小圈子里走出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这一时代的小说,现实主义的内含,特别突出显著。

  三、唐代小说作者,也都是诗人,他们非常重视语言的艺术效果。在他们的散文作品里,叙事对话,简洁漂亮,哲理与形象交织,光彩照人。

  这些特点,在宋元的同类作品中,逐渐减弱。一些作者,在小说中,有意卖弄才情,塞进大量无聊诗词,破坏小说的组织,使小说充满酸气。到了明末,好的传统可以说是消磨殆尽了。

  《聊斋》一书,追溯唐人的现实主义源头。它把一束束春雨后的鲜花,抛向读者。

  《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成就,必然和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据有关材料,蒲松龄的主要生活历程为:

  一、明崇祯十三年,生于山东淄川县满井庄。
  二、少有文才,但屡困场屋。
  三、曾短期到江南宝应县任幕宾。
  四、长期馆于同邑名人家。

  蒲松龄在宝应县,只有一年多时间,他活了七十六岁,可以说,他整个一生是在故乡度过的。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人物众多,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最大最深的源泉,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尽宝藏,是国家经济政治最大的体现场所。所谓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语言,对创作《聊斋》来说,都是宏伟的基础。蒲松龄这个生活根据地,可以说是长期而牢固的了。古今中外,凡是伟大的作家,没有不从农村大地吸取乳汁的。

  在名人家坐馆,教授几个生徒,是很轻松的工作。他有充分的时间,从事采访、思考、观察和写作。鲁迅说:有闲不一定能创作,但要创作,则必须有一定的余闲。过于穷困,则要忙于衣食;过于富贵,则容易流于安逸。蒲松龄过的是清寒士子的生活,他兼理家务,可得温饱,因此,他可以专心著书。

  到江淮旅行一次,对他创作也是有利的。往返途程,增加不少实际见闻,体验了各处风土人情,交了不少新的朋友,并收集到很多奇闻异事,作为他以后创作的素材。我们在《聊斋》中,常常见到一些江淮情景,就是此行的收获。

  《聊斋》的题材,故乡的材料,占很大比重,包括历史传闻和亲身经历。他也从古代记事中取材,但为数不多。

  蒲松龄在文学修养方面,取精用宏。中国的志异小说,有《太平广记》等专集,供他欣赏参考。但绝不限于此,他对于经史子集中的记事,无不精心研讨,推陈出新,汇百流为大海。

  在技巧准备方面,他作了多方面的努力。据现有的材料,他曾写了文集十三卷;诗集五卷,又有续录;词集不分卷;杂著五册;戏三出;通俗俚曲十四种。

  这些著作的总字数,大大超过了《聊斋》的字数,但总观一过,虽然都有独具风格的才情和内容,其成就皆不及《聊斋》。文绝一体,天才孤诣;参天者多独木,称岳者无双峰。蒲松龄倾其才力于一书,所遗留人间的,已号洋洋,我们还能向他多求吗?这些著作,对蒲松龄创作小说,都可以说是准备。

  《聊斋》很多篇写了狐鬼,现实主义力量,使这些怪异,成了美人的面纱,铜像的遮布,伟大戏剧的前幕,无损于艺术的本身。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是很动乱和黑暗的,时代迫使作家采取了这种写法。作家在创作上,实际突破了时代和环境的樊篱。有很多作品,具备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无情地对社会作了揭露和批判。他写的狐鬼,多数是可爱可亲近的。

  他把一些动物,比如狐、獐、猫、鼠;飞禽如鸽、鹌鹑、秦吉了;水族如鱼、蛙;虫类如蟋蟀、蝇、蝶,都赋予人的性格,而带有它们本身的生活特征。他对于植物,如菊、牡丹、耐冬的描述,尤其动人。他对于各种植物的生态,有很细致的研究。大如时代社会,天灾人祸;小如花鸟虫鱼,蒲松龄都经过深刻的观察体验,然后纳入他的故事,创作出别开生面、富有生机、饶有风趣的艺术品。在这部小说里,蒲松龄刻划了众多的聪明、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这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

  这是一部奇书,我是百看不厌的。而蒋瑞藻作《小说考证》,斥之为千篇一律,不愿再读。他所指盖为所写男女间的爱情以及女子之可喜可爱处。如此两端,在人世间实大同小异,有关小说,虽千奇百态,究竟仍归千篇一律,况《聊斋》所写,远不止此。蒋氏作考证,用力甚勤,而于文学创作,识见如此之偏窄,不知何故。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喜爱那些更短的篇,例如《镜听》。同时,我也喜爱“异史氏曰”这种文字,我以为是直接承继了司马迁的真传。

  蒲松龄也是发愤著书,终其生,他也没得见到他自己的辛勤著作印刷出版。

  粗略地谈过这部名著,我们从作品和作家那里,能获得哪些有益的经验教训呢?

  1978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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