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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川先生年谱》记


  我读书不求甚解,又好想当然,以己意度古人文词,所以常常弄错。查词书的习惯也差。初中时,老师叫买《辞源》,我花了七块白洋买了一部丙种的,使用得不多,保存得很好。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汉奸抢走了。进城后又买了一部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造反派偷去了。

  比如“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本来一查就可明了的,可是我一直没去查考。因此,这个词儿,长期在我的脑子里形成的印象是:有两个弟子,去拜访程颐,程的架子很大,正在闭门高卧,两个弟子站在门外,天下着大雪,他们直直地立在那里不动。

  晚年读了《朱子文集》里的《伊川先生年谱》,才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原文为:

  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馀矣。其严厉如此。

  这说明,两个弟子是侍立在屋里,而不是站立在大门以外。是老师叫他们去睡觉的时候,出门来才看见下了大雪。

  这里记述了一下大雪,不过是为了增加描写的气氛。中国有许多散文,在结尾时,常常好用这个手法。这里,也反衬两个弟子侍立时间之长。

  雪下到一尺深了,恐怕要有两、三个小时才行。不过站在屋里,总比站在门外暖和多了,不然老师也不会老是闭着眼坐在那里。

  这个典故是表明古人的尊师重道的。然而,老师不说话,闭着眼睛,也许是在想自己的心事,也许是对两个弟子无话可说,也许是今天心情不好。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给他下个“严厉如此”。因为另有记载:“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

  不过程颐这个人,确是有些言语和行动,不近人情。例如他给皇帝讲书,过去都是站着讲,他独独要求坐着讲,以明尊师重道。朝廷的体制,是那么随便改得的?又如课间休息时,年幼的皇帝攀折了一条柳枝,他就说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像训斥乡间小孩子一样,弄的皇帝“不悦”。

  连举荐他来的司马光,“闻之变不悦”。和他同朝做官的苏轼苏辙兄弟,对他也很不满意。苏轼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

  按说苏氏兄弟也属于司马光这一派,但他们是会做官的,是办实事的,是讲究通达的。对程颐这种过于矫饰的空言泛论,时常加以无情的讽刺,直至结下仇怨。当然,也有人说,其中掺杂着一些争名夺利的成分。

  当时宰臣们荐举程颐的奏章,措词很高。其中谓:

  言必忠信,动遵礼仪;矜式士类,裨益风化。材资劲正,有中正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

  但这些溢美之词,并不保证程颐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到了京城,朝廷只给他一些管文化教育的闲散官儿做,除去叫他“说书”外,还叫他“兼判登闻鼓院”,就是叫他去管上访。他说:“入谈道德,出领诉讼”,不愿意干。其实这倒是一件实际工作。

  苏辙背后对太后说这个人“不靖”,就是说他不安分。但他为什么竟能享那么高的盛誉,而屡次为名公巨卿们所推荐呢?道理是:对宰臣们来说,他们能给天子找到这样一个刚正纯粹的大儒,以为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对程颐本人来说,既然自己是因为刚正纯粹,被朝野看重,就无妨再加大这方面的资本,弄得更突出些。

  这也是一种进身之道。不过也埋伏下了危机。当时朝廷的政局,像棋局一样,斗争激烈。等到荐引他的一派人失势,他也就跟着倒楣。或者他的一些奇特的令人非议的行径,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把帐算在举荐他的一派人头上。所以后来,谏议大夫孔文仲奏程颐:

  污下儉巧,素无乡行。经筵讲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型。

  以后又弄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就是说,不只著作被禁,株连弟子,而且又被挂上黑牌了。

  如果他老老实实,在乡下聚徒授书,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吧!

  1984年9月14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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