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猫(4)

猫(4)

　　“不是的——”

　　“呀？”李太太倒诧异了。

　　“是的，是的！”颐谷绝望地矫正自己。李太太跟建侯做个眼色，没说什么，只向颐谷一笑。这笑是爱默专为颐谷而发的。象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欧美朦胧派作的诗，这笑里的蕴蓄，丰富得真是说起来叫人不信。它含有安慰、保护、喜欢、鼓励等等成分。颐谷还不敢正眼看爱默，爱默的笑，恰如胜利祈祷、慈善捐款等好心好意的施与，对方并未受到好处。老白又引客人进来，爱默起身招待，心还逗留在这长得聪明的孩子身上，想他该是受情感教育的年纪了。建侯拍颐谷的肩说：“别拘谨！”李氏夫妇了解颐谷怕生，来了客人，只浮泛地指着介绍，远远打个招呼，让他坐在不惹人注目的靠壁沙发里。颐谷渐渐松弛下来，瞻仰着这些久闻大名的来客。

　　高个子大声说话的是马用中，有名的政论家，每天在《正论报》上发表社评。国际或国内起什么政治变动，他事后总能证明这恰在他意料之中，或者他曾暗示地预言过。名气大了，他的口气也大了。尤其在私人谈话时，你觉得他不是政论家，简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谈国内外的政情，并且讲来活象他就是举足轻重的个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气象预测者说，刮风或下雨自己都作得主一样。他曾在文章里公开告诉读者一桩生活习惯：每天晚上他在上床睡觉以前，总把日历当天的一张撕掉，不象一般人，一夜醒来看见的还是没有撕去“昨日之日”。从这个小节，你能推想他自以为是什么样的人。这几天来中日关系紧张，他不愁社论没有题目。

　　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象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

　　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象鸦片瘾来，直打呵欠，又象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又说，他的作品不该在书店里卖，应当在药房里作为安眠药品发售，比“罗明那儿”（Luminal），“渥太儿”（Ortal）都起作用而没有副作用。这些话都是忌妒他的人说的，当然作不得准。

　　这许多背后讲他刻薄话的人里，有和他互相吹捧的朋友陆伯麟，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他虽没讲起抽板烟，但他的脸色只有假定他抽烟来解释。他两眼下的黑圈不但颜色象烟熏出来的，并且线形也象缭绕弯曲、引人思绪的烟篆。至于他鼻尖上黯淡的红色，只譬如虾蟹烘到热气的结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

　　陆伯麟深知这种态度妨碍着自己的前程，悟出一条妙法。中国人买了日本货来代替西洋货，心上还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买了日本古玩当中国珍品，在伦敦和巴黎旧货店里就陈列着日本丝织的女人睡衣，上面绣条蟠龙，标明慈禧太后御用。只有宣传西洋人的这种观点，才会博得西洋留学生对自己另眼相看。中国人抱了偏见，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国的古代日本。

　　日本文明学西洋象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象，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酽醋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象中文又象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袁友春在背后曾说，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他就是为淘气取名“䵣己”的人。

　　科学家郑须溪又瘦又小，可是他内心肥胖，并不枯燥。他曾在德国专攻天文学。也许受了德国文化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个“全人”，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把人生各方面的学问都霸占着算自己的领土。他自信富于诗意，具有浪漫的想象和情感，能把人生的丰富跟科学的精确调剂融会。所以他谈起天上的星来，语气宛如谈的是好莱坞里的星。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学家听他演讲电磁现象，在满场欢笑声中，羞得面红耳赤，因为他把阴阳极间的吸引说得俨然是科学方法核准的两性恋爱。他对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常发表言论，极得青年人的爱戴。最近他可不大得劲。为了学生爱国运动闹罢课的事，他写一篇文章，说自己到德国学天文的动机也是雪国耻：因为庚子之役，德国人把中国的天文仪器搬去了，所以他想把德国人的天文学理灌输到中国来，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榜样。这桩故事在平时准会大家传诵，增加他的名声。不幸得很，自从国际联盟决议予中国以“道义上的援助”，相类的名词象“精神上的胜利”，也引起青年人的反感。郑须溪因此颇受攻击。

　　西装而头发剃光的是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这个机关里雇用许多大学毕业生在编辑精博的研究报告。最有名的一种、《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书刊中误字统计》，就是赵玉山定的题目。据说这题目一辈子做不完，最足以培养学术探讨的耐久精神。他常宣称：“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仑布的发现新大陆。”哥仑布是否也认为发现新大陆并不亚于发现一个误字，听者无法问到本人，只好点头和赵玉山同意。

　　他平时沉默寡言，没有多少趣味。但他曾为李太太牺牲一头头发，所以有资格做李家的惯客。他和他的年轻太太，不很相得。这位太太喜欢热闹，神经健全得好象没有感觉似的。日常生活都要声音做背景，留声机和无线电，成天交替地开着。这已经够使赵玉山头痛。她看惯了电影，银幕上的男女每到爱情成就时接吻，海陆空中会飘来仙乐助兴。所以她坚持卧室里有时必须开无线电，不管是耶稣诞夜，电台广播的大半是赞美诗，或是国庆日的晚上，广播的是《卿云歌》。可怜她先生几乎因此害神经衰弱症。他们初到北平时，李氏夫妇曾接风请吃午饭，赵太太一见李太太，心里就讨厌她风头太健，把一切男人呼来唤去。吃完饭，大家都称赞今天菜好，归功于厨子的艺术和建侯的提调。

　　建侯说：“诸位别先夸奖！今天有赵太太，她在大学家政系得过学位，是烹饪的权威，该请她指教批评。”赵太太放不过这个扫李太太面子的好机会，记得家政学讲义里一条原则，就有恃无恐地说：“菜的口味是好极了，只是颜色太单调些，清蒸的多，黄焖和红烧的少，不够红白调匀，在感受上起不了交响乐的那种效果。”那时候是五月中旬，可是赵太太讲话后，全席的人都私下抽口冷气。赵玉山知道他太太的话，无字不误，只没法来校勘订正。

　　李太太笑着打趣说：“下次饭菜先送到美容院去化了装，涂脂擦粉，再请赵太太来品定。”陈侠君哈哈大笑道：“干脆借我画画的颜色盆供在饭桌上得啦。”赵太太讲错了话，又羞又气，在回家路上忽然想起李太太本人就是美容医院的产品，当时该说这句话来堵爱默的嘴：“美容院还不够，该送到美容医院去。”只恨自己见事太迟，吃了眼前亏。从此她和李太太结下深仇，不许丈夫去，丈夫偏不听话，她就冤枉他看上爱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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