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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


  独秀先生!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近年以来所出的杂志,我所看见的,第一个改用横式的是美国留学生所办的《科学》。后来教育部出版的《现象丛报》,也是用横式。这两种杂志,都是讲科学的,常有算式表谱嵌在文章中间,用横式便利,自不消说得。至于别种杂志书籍,即不纯粹讲科学,或完全和科学不相干的(小说诗歌之类),也是用横式比用直式来得便利。因为以后的中国文章中间,要嵌进外国字的地方很多。假如用了直式,则写的人、看的人,都要把本子直搬横搬,两只眼睛两只手,都费力得很。又像文章中间所用的符号和句读,要他清楚完全,总是全用西洋的好(《科学》的符号和句读,全用西式,看下去很明白。《现象丛报》仍用中式,便不醒目),这又是宜于横式的。(直式的用西洋符号和句读〔引号在直式里面,只能用“ ”、‘ ’两种,西洋引号,很不适用〕,止有《旅欧杂志》和《旅欧教育运动》,把.,:;?!记在每句每读的底下,留出字的右旁,以便记“本名符号”等等。依我看来,究竟不甚清楚。)况且眼睛是左右横列的,自然是看横比看直来得不费力。《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这改直式为横式,虽然是形式上的事情,然而于看写二层,都极有便利,所以我总想先生早日实行。(《新青年》于原文译文并列的文章,既用横式,而Page的排列,仍照中国旧式,这更不便,尤其不可不改良。)

  改用横式以后,符号和句读,固然全改西式。但是有人说,疑问号的“?”,嗟叹号的“!”,可以不必用。胡适之先生道:“窃谓疑问之号,非吾国文所急需也。吾国文凡疑问之语,皆有特别助字以别之。故凡‘何’、‘安’、‘乌’、‘孰’、‘岂’、‘焉’、‘乎’、‘哉’诸字,皆即吾国之疑问符号也。故问号可有可无也。”(见《科学》第二卷第一期《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刘半农先生道:“‘?’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然在必要之处,亦可用之。‘!’一种,文言中可从省,白话中决不可少。”(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我之文学改良观》)我以为这话不很大对。我国文章里面的“也”字,也有当疑问词用的。《论语》:“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从之也”,“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这几个“也”字,都是疑问词。《礼记·祭义》:“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欤”,这个“欤”字,又是决定口气。(这是俞樾说的。见《古书疑义举例》卷四。)又《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吕刑》:“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记》所引的底下都加“乎”字,这个是疑问词不用“乎”字的。又像那“焉”字,在每句头上或中间的,除训“何”的外,还有训“于是”的(见王引之《经传释词》)。又“乎”“哉”这类字,疑问也用他,嗟叹也用他。像“人焉廋哉”的“哉”字是“?”,“恶用是鶃鶃者为哉”的“哉”字是“!”;“其然岂其然乎”的“乎”字是“?”,“使乎使乎”的“乎”字是“!”。诸如此类,倘使不加符号,实在不能明白。所以我以为这两种符号,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人说,上列的几条例,是古人文章的不整齐。现在新体白话文章,出于人造,这种地方,当然要做得很整齐,决不许再有例外,那么似乎“?”“!”仍是可省。这话我也不以为然。新体文章用字固然有定,倘使再加符号,岂不格外明白。又我所主张中国书籍须加符号一层,并不限于现在的书。就是古书,将来如其有人重刻,也非加符号不可。)

  还有“……”符号表“说话停顿”和“语意未完”,也是不可少的。《左传·襄公廿五年》有句道:

  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

  这一节里加了“……”符号,才能显出“所不与崔、庆者”底下“有如上帝”四个字还没有喊出,就被晏婴抢了去重行说过。

  又《尚书·顾命》:“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江声注:“肄肄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语吃也。”《史记·张丞相列传》:“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都应该用“……”号去表他口吃的神情。《史记·高祖本纪》:“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章太炎先生说,这一句,《汉书》里改做“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比《史记》明白完备得多。大约汉高祖那时看见诸侯将相做出一种“天命攸归奏请登极”的样子来,请他做皇帝,心里虽然快活得很,面子上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出来,于是胀红了脸,说出这样一句不爽快不完全的话来。《史记》直录原语,《汉书》照他说话的意思译成一句明白完备的文章,所以两书记载不同。那么,在两个“便”字的中间,用“……”号表说话停顿,“家”字底下再用“……”号表语意未完,便活跳画出一个正要做皇帝时候的汉高祖来了。

  胡适之先生又说,一切“本名”,在西文里面,都是把第一个字母用大写。中国文应该在“本名”的下面记一横画(直式,则记在“本名”的右旁),这话我极其赞成。《孟子》:“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这一句有两种解法。

  (1)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赵岐说)

  (2)季孙曰:“异哉!子叔疑。”(朱熹说)

  《左传》:“遂置姜氏于城颍。”这一句也有两种解法。

  (1)遂置姜氏于城颍。(杜预说)

  (2)遂置姜氏于城,颍。(金人瑞说)

  这两条,朱熹和金人瑞的解说都是错的。假使当日孟轲、左丘明做书的时候有了符号,自己记得明明白白,那么朱熹、金人瑞也不至于随便乱解了。

  以前我写信给先生和适之先生,说《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金瓶梅》,和近人李伯元、吴趼人两家的著作,都是中国有价值的小说。这原是短中取长的意思。也因为现在那种旧文学家的谬见,把欧、曾、苏、王、归、方、姚、曾,这些造劣等假古董的人看做大文学家,反说施耐庵、曹雪芹只会做小说,便把他排斥在文学以外,觉得小说是很下等的文章,所以我们不得不匡正他们的误谬,表彰《水浒》、《红楼梦》那些书。其实若是拿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新文学眼光去评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因为他们三位的著作,虽然配得上称“为实体小说”,但是笔墨总嫌不干净。若是和西洋的Goncourt兄弟、Moupassant、Tolstoi、Turgeneu诸人相比,便有些比不上。这大概有两个缘故:(1)中国小说家喜欢做长篇小说,动不动便是八十回一百回,一定要把许多各色各样的人写在一处。人数既多,写的时候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于是写某甲写得很得神,写某乙便容或不能完全合拍。外国小说,专就一种社会,或一部分的人细细体察,绘影绘声,维妙维肖,不在乎字数多,篇幅长,在乎描写得十分确切。这是胜过中国小说的地方。(2)外国小说家拿小说看做一种神圣的学问。或则自己思想见解很高,以具体的观念,写一理想的世界。(中国陶潜的《桃花源记》很有这一种的意味。)或则拿很透辟的眼光去观察现在社会,用小说笔墨去暴露他的真相。自己总是立在“第三者”的地位。若是做的时候,写到那男女恋爱奸私,和武人强盗显他特殊势力那些地方,决没有自己忽然动心,写上许多肉麻得意的句子。所以意境既很高超,文笔也极干净。中国小说则不然,就是施、曹两公也未能免俗(像武松打虎,贾宝玉初试云雨之类),吴敬梓自己也颇有酸气(像虞博士祭泰伯初之类),这一层,是中国小说更远不及外国小说的地方。施、曹、吴三人以外,《西游记》虽说恢诡别有情致,究竟是“理想主义派”里的名产,拿新文学的眼光去看,实在是过去时代的东西,和施、曹的“写实派”去比,便有新旧的不同。《金瓶梅》虽具刻画恶社会的本领,然而描写淫亵,太不成话,若是勉强替他辨护说做书的人下笔的时候自己没有存着肉麻的冥想,恐怕这话总是说不圆的。(《野叟曝言》里的文素臣,《老残游记》里的铁补残,《九尾龟》里的章秋谷,写得全智全能,都是作者自道,叫人看了实在替他肉麻。)至于近人李、吴两家,适之先生说他“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这话很对,论到文笔意境,实在比《儒林外史》还差一点。所以我以为就是《水浒》以下的几种小说,也还远比不上外国小说。

  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Tolstoi、Moupassant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还可以读得。(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

  总而言之,中国现在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改革。政治革命,晓得的人较多,并且招牌上也居然写了“共和”两个字了。伦理革命,先生已经大加提倡,对于尊卑纲常的旧伦理痛加排抵,主张完全改用西洋新伦理。至于文学革命,先生和适之先生虽也竭力提倡新文学,但是对于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似乎有和西洋现代文学看得平等的意思。我以为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里面,必须要详细讲明,并且不可轻视,要认做当时极有价值的文学才是。为甚么呢?因为在当时,他是“开新的”,还有先生所说的“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的缘故。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学,又渐渐成了过去的陈迹。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文学,才是正当办法。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

  有人说,现在“标准国语”还没有定出来,你们各人用不三不四半文半俗的白话做文章,似乎不很大好。我说,朋友!你这话讲错了。试问“标准国语”,请谁来定?难道我们便没有这个责任吗?难道应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正”、“干么”、“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pie、称不用为pong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甚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语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杀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想来一定不是的。既然不是,则这个“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我们正好借这《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我以为这是最好最便的办法。先生,你道对不对呢?

  钱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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