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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


  我们的对内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本来“好为人师”的书生,一则喜欢打人家手心,二则喜欢充博学。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脸的。小学生问三问四,尤其是他所讨厌的。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式:譬如说:“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那么“小学生们,拿这公式去读熟,快来背罢”!如果学生问他:“为什么,怎么样……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么,他必定再摇头晃膀子,大背其他的公式,甚至于所答非所问。最后他说,这是列宁说的,“我即列宁,我难道会错吗?”这种教育当然不能使群众迎受下去。至于对外宣传,也是看轻群众。“群众只要简单的口号。不好一次太多了,分着几个阶段来。”这种公式,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而只是逐段应付环境,群众反易拘泥;第二是不切事实。工人群众尤其在革命行动时,他们的问题多着呢。五卅时我看见小沙渡工人站着读墙上贴着的《商报》长篇大论的记载;他们心上要知道:“咱们的工友打伤几个,怎样打死的,如今怎样了……商人怎样办法,工会怎样办法,‘学生先生’怎样办法。英国要不要再开枪,再开枪怎样的对付,不开枪又怎样对付。”我们却说他们简单。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看轻群众,我们的鼓动是收效很少的,这不是提高他们阶级意识的办法。再则,中央机关报上的政治鼓动,却也太“复杂”了。其实也不“复杂”。不过总是多“分析”、“研究”,而没有鼓动性。例如“分析”靳云鹗怎样要倒戈,怎样暂时不能倒;研究北洋军阀官僚出身是山东、直隶、安徽人居多,而南方军人、政学系、联省自治派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党人都是广东人居多等。总之,偏重于多闻多见学博才高之表现居多,而鼓动群众,激刺群众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气太多,而激刺一般右派群众的太少。至于理论宣传,简直不必谈起。除译书外,主观上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上不愿意适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于一般能读些书的群众之中。为什么?因为“我即列宁,我即主义,我已经懂了,放在肚子里,逐段的抽出来,按公式教导党部下级人员及群众,以至于孙中山,如此这般,革命自然成功。至于他们那些人,没有功夫来懂得全部理论和主义。”至于工人群众中宣传主义,简直大家默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智识很浅;再则,工人只要实际行动中生出阶级觉悟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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