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军阀混战和上海废战同盟|瞿秋白

四川的军阀混战和上海废战同盟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四川刘湘和刘文辉等等的混战[1]，明显的表演着军阀的抢夺帝国主义走狗的饭碗和地盘。这些互相混战的军阀都是真心诚意的要“剿灭共匪”的，因此，他们又互相责备着“内战妨碍剿匪”。他们各自代表着当地绅商之中的小帮口，互相抢夺着霸占地方市场的特权。他们不仅只是“军人”而已，他们都还有经济的、商业的、金融的利益。

　　然而刘湘现在占着上风了，他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负起了统一四川军权”[2]的责任。同时，上海的“废战同盟”[3]也就通电指斥刘文辉的罪状——其中第一条当然是“妨碍剿匪，挑拨内战”。这所谓“内战”是军阀内部、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上海的废战同盟是谁？——就是虞洽卿[4]、钱新之[5]等等大资本家和新式“巨绅”，这是一帮买办和大商人，还有“国货工业家”，历来指仗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政变[6]，是他们借了一千二百万元“反共特别经费”给蒋介石的；五六年来的十二万万公债，是他们替宋子文[7]包销的，……屠杀上海的工人，屡次都是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驱使和支配之下来主持的。现在，最热心的“请求”和“帮助”国民党“剿匪”的是他们；最出力的压迫和欺骗罢工工人的，也是他们（例如虞洽卿的宁波同乡会和黄色海员工会的关系）。这次的“干涉”四川军阀混战，不过是再表示一次他们的“坚决和忠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罢了。

　　刘文辉在上海废战同盟的通电里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军阀。其实，刘湘的十恶不赦何尝不是一样？只不过因为刘文辉的帮口“太薄弱”了，负担不起屠杀四川几万红军和几千百万工农的责任，所以他就受到上海绅商的严厉的指斥。刘文辉等也曾经出力屠杀过，现在正在屠杀，将来也还要尽力屠杀；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刘湘那么大的“能力”，因此，英国帝国主义的借款只落在刘湘手里，因此，上海绅商的颂扬也只落在刘湘头上。刘文辉等对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是“不能够把全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过于早的只顾自己一帮的“私利”。所以，这所谓“废战同盟”就把开始战祸的罪名都加到他们身上。他们自然要努力杀“匪”来赎罪了。

　　对于我们，这里最明显的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它们临死挣扎的时候，正在“生长着”，正在团结着一切反动势力来进攻工农兵民众的革命。假使有人还只觉得国民党政府、党部和军阀是民众的敌人，而不知道各地商会领袖，以及一切种种“绅商”、“闻人”是同样凶恶的敌人，那就是一个大错误。这是需要极广大的民众知道的。

　　原载1933年7月30日《斗争》（油印）第49期

　　署名：康

　　注释

　　[1]1933年8月初，四川军阀刘湘同刘文辉在岷江开战，刘文辉失败，退入西康。刘湘，见本卷第610页注③。刘文辉（1895—1976），四川大邑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和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省主席、川康绥署副主任等职。1949年12月在四川省彭县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1933年8月初，南京政府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3]上海“废战同盟”，即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九一八事变后，由上海商会联合会、银行公会等发起组织。

　　[4]虞洽卿，见本卷第226页注⑦。

　　[5]钱新之（1885—1958），浙江吴兴人。金融资本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财政部次长、浙江省政府财政厅长、中央银行理事等职。1929年后辞去政界职务，专营实业。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上海地方维持会，任副会长。

　　[6]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政变，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7]宋子文，见本卷第603页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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