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大家卖|瞿秋白

有国大家卖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

　　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实际上已经完全占据了满洲：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省城都在日本军队手里。最近中国国民党党员、前东北政分会委员、副司令部参谋长臧式毅[1]，“受此间有产者之督促，为维持民生福利地方秩序起见”，居然“由当地法定人民团体之推举”，而正式就任日本驻满司令委任的辽宁省省长了。满洲所剩的只有锦州一角，现在日本军队——似乎是奉臧省长的命令——又大举“剿匪”进攻锦州了。

　　满洲，不但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学良[2]张大人的无抵抗主义断送了给日本，而且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前东北政分会委员臧式毅臧大人接办，公开卖国事宜。并且，所有这些交割手续，都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之下，逐步完成的。从镇静到镇压，从镇压到绑票，从绑票到屠杀，屠杀不了再行捆送车站递解回籍，——对内的内政方面，的确用尽了一切力量来镇压反抗卖国的民众了。从缴械到退却，从退却到提议列国联军驻防锦州中立区[3]，从恭请列国联军到敦请国际共管天津[4]，从敦请共管到举手赞成日本撤兵无限期（国联会上），从赞成日本不撤兵到欢迎国际瓜分中国的调查团[5]，——对外的外交方面，也是想尽了一切方法实行了卖国的各个步骤了。这些事情，请问：那一件不是国民党做的？

　　所以上海宝山路上的血[6]，广州永汉路上的血[7]，南京珍珠桥边宁粤合流的血[8]，已经同着上述的一切把戏证明了卖国的责任是谁的。

　　但是，卖国不比做一个“蹩脚”洋行的买办。卖国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全中国的一切种种“贤能才智”大家都看得眼红。这个“大买办”不能够一个人去做，不能够归一帮人包办。因此，汪精卫[9]汪大人等等要大叫反对个人独裁。而罗隆基[10]、胡适之[11]博士等等要大叫反对一党专政。于是乎大呼小叫，一递一声的喊着：民主、民权、人权……等等。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有国大家卖的主义！所以所谓民权人权，都不过是卖国权罢了。

　　宁粤合作的所谓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均权共卖”的问题。

　　然而，要讨论以后的“均权共卖”，难免要算算旧账，算算以前的“分权各卖”的旧账。这种旧账，一算起来，自然就要相骂。将来的新账一定又算不好，那时当然又要相打。

　　关于旧账的问题，现在已经相骂了。南京派的吴稚晖[12]在一中全会上说：广东派的人“赴日勾结日本来祸中国之卖国者，不能不科以相当之责任”。广东派的孙科[13]等等说：张学良应当“负丧师失地责，即南京政府亦当负重要责任”。两方面互相揭穿卖国的责任，互相推诿卖国的责任，这是多么好看的滑稽戏。

　　对于平民百姓，不成问题的事实，是整个国民党的卖国责任。广东派的陈友仁[14]到日本去，日本通讯社已经早已发表：他是去和日本商量“取消满洲之军国主义”，而实行“总理对日之新政策的”。陈友仁关于这一点，始终没有声明否认。足见吴稚晖说的丝毫不错。他错在于不服从神圣的孙总理的对日新政策。广东派要“惩办”张学良，表面上是要张大人负起不抵抗主义的责任。其实，他们是根据于陈友仁和日本的谈判，——所谓“取消军国主义”，就是撤换张学良。今天广东的柏文蔚[15]的提案，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东北事变[16]由一二人感情恶劣所致，日方目标与用意颇为明显，若因一二人致殃及多数之生命财产，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患将无底止，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若能稍事变通，可免许多祸乱（十二月二十八《申报》）。

　　至于南京派的责任，那是更加明显。解决济南惨案[17]的中日协定，到了三年之后的今天，还没有发表！蒋介石派和日本订立了密约，承认了某些条件，看他们直到现在的行径，的确有许多说不出口的苦衷。而且大家看得见的是：九一八以来一切不抵抗、镇静……政策，自然是南京派员大部分的责任。所以吴稚晖大人给张学良的电报里，还替无抵抗政策辩护，他说张学良以前是“抵抗适以召祸”。这句话还是反俄专家冯庸[18]说出来的。足见南京派方面，的的确确预先有个不抵抗的政策。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支配之下，准备好了把满洲送给日本，绝不抵抗，而且还要冯庸等类的反俄专家，帮同日本一块儿去打苏联。

　　这样说来，政策上的问题，根本主张上的问题，——广东派和南京派难道有什么不同么？丝毫也没有。问题只在于卖国佣金分配上的争执。因此，吴稚晖说：“但望会中不专攻击京方，则彼也不要求科粤方卖国者以责任。”这就是个互相赦免，合作卖国的转圜办法。有国大家卖的主张，这样公然的说出来，真不愧为中华党国全国第一超等丑角！脸皮的厚赛过万里长城了。然而全靠这样的厚脸皮，一场胡骂，暂时收篷。

　　暂时，这种合作卖国的好戏还要做一阵。而且他们还在企图扩大卖国团的范围：东北政分会的新名单发表了——胡适之、罗文干[19]、吴鼎昌[20]、熊希龄[21]、汤尔和[22]、张伯苓[23]、人权派[24]与研究系[25]都参加了。

　　等着看罢——有国大家卖的主义，实行到几个月再来相打？

　　起来干罢——看平民小百姓的力量什么时候推翻这个有国大家卖的扩大卖国团？

　　原载1932年1月15日《中国与世界》第6期

　　署名：樊梓

　　注释

　　[1]臧式毅（1884—1956），辽宁辽阳人。“九一八”事变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日本占领沈阳后，叛变投敌，任伪满洲国民政部总长。

　　[2]张学良，见本卷第58页注④。

　　[3]锦州中立区，见本卷第198页注⑤。

　　[4]国际共管天津，见本卷第204页注13。

　　[5]国际瓜分中国的调查团，即国际调查委员团。见本卷第193页注③。

　　[6]上海宝山路上的血，见本卷第199页注⑨。

　　[7]广州永汉路上的血，见本卷第199页注10。

　　[8]1931年12月初，因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各地学生纷纷赴南京示威。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3万余名学生举行游行，当队伍走到珍珠桥边中央日报馆附近时，遭到宁粤合流的国民党政府军警的镇压，30多名学生被杀害，造成流血惨案。

　　[9]汪精卫，见本卷第58页注⑧。

　　[10]罗隆基，见本卷第186页注③。

　　[11]胡适之，见本卷第58页注⑨。

　　[12]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1907年在法国编辑《新世纪》，鼓吹无政府主义。1927年后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国际最高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13]孙科，见本卷第220页注⑧。

　　[14]陈友仁，见本卷第188页注20。

　　[15]柏文蔚（1875—1947），字烈武，安徽寿州（今寿县）人。1912年任安徽都督兼财政部长，1913年起兵讨伐袁世凯。1924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时，上书南京政府，主张抗日。

　　[16]东北事变，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事件。

　　[17]济南惨案，见本卷第29页注⑧。

　　[18]冯庸（1901—1981），字镇雄，辽宁海城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后在东北军中任职。1927年在沈阳创办冯庸大学。1929年冬，中东路事件中，组织学生义勇军参加反苏作战。九一八事变后，拒绝留沈阳主持东北政务，被日军软禁。后辗转到北平，继续主办冯庸大学。

　　[19]罗文干（1888—？），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英国，研究法律。1912年任广东都督府司法部长、总检察厅检察长。以后历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财政总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外交总长等职。1931年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外交部长。

　　[20]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浙江吴兴人。安福系骨干，北方主要财阀。1926年同张季鸾等接办《大公报》，任社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支持蒋介石，后任实业部长。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赴日经济考察团，与张群、黄郛勾结，成为新政学系骨干。

　　[21]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913年同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1928年任蒋介石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一二八事变后，代表上海各团体救国会奉劝张学良出兵收复东北。

　　[22]汤尔和（1878—1940），名鼎，浙江杭州人。1930年后历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七七事变后，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23]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天津人。当时任天津南开大学校长。

　　[24]人权派，见本书第32页注30。

　　[25]研究系，即宪法研究会。1916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标榜研究宪法，组织“宪法研究会”。研究系在政治上依附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投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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