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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发展的总路线和新经济政策的“重新估量”


  ——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

  新反对派。 一九二三年秋天托洛茨基[1]就起来反对俄国党的中央,自己提出所谓“新方针”;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又发表《十月教训》那篇文章,——总之,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使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撤消托洛茨基的军事部长,这是列宁死后俄国政治上第一次的大变动,上面已经说过。可是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的时候,党内又发生“新的反对派”——就是季诺维叶夫[2]派,亦叫做“列宁城派”。

  俄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上(一九二五年四月),虽然大家一致的通过了好些议决案,可是,俄国党中央和政治局里面,仍旧没有统一的意见。本来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时候,季诺维叶夫为着主张撤消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发生争论。后来这种争论之中,添上了许多原则上的问题。那年秋天,国家采办粮食和草料的时候,计算上发生很大的错误;因此,分配粮食和草料给全国工厂和机关的时候,收入和支出就不能够相抵。为着这个缘故,于是工人国家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就特别紧张起来。加美尼夫[3]说,全国“剩余粮食”的百分之六十一,是在百分之十四的农民手里,就是在富农手里,——富农是农村之中的“中心”人物,却并不是中农。照加美尼夫的意见,调节市场的人也是富农,而不是国家。加美尼夫和季诺维叶夫从这种不正确的意见里面,又做出许多其他的结论,因此他们就准备和中央斗争。他们调动列宁城党部的干部,列宁城党部的书记札鲁茨基[4]完全是他们一派的人。他们“发明”一种“理论”,说俄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和法国大革命时候右派推翻了罗倍士比埃尔[5]实行山岳党[6]革命独裁的领袖之后的情形一样,就是已经走向“开倒车”的道路;罗倍士比埃尔被杀的那一天,是法国革命新历“热月”九日——“热月”,法文Thermideur(德尔米它(1))——所以季诺维叶夫派说俄国党已经发现“德尔米它式的腐化”、“热月政变的腐化”。季诺维叶夫派在列宁城地方党报《列宁城实话报》上,发表许多反对党和中央决议的文章。在列宁城省区党务会议上,季诺维叶夫就去准备反对中央的斗争。他做报告的时候说:莫斯科省区党务会议的议决案的意思,是提倡一个“打击列宁城的人”的口号,——其实没有这么一回事。第十四次全国大会之前,各地进行选举代表的时候,列宁城省区的党部,为着要保障列宁城省区代表团内部的“一致”,把赞成中央委员会的人,都从候选名单上勾掉——其中有史太林、资尔仁斯基[7]、郭万洛夫、洛白夫等。这样,在第十四次大会上,发现了“新反对派”。这件事情,在俄国党内引起非常之奇怪的感想。当初的确有许多党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几十年来,季诺维叶夫一班人,一直说托洛茨基主义是孟塞维克主义的一种,说让托洛茨基来领导是非常之危险的,尤其是在需要剧烈转变的关头,这班人许多年以来一直说中央的路线是完全对的,可是,现在忽然间出来说,中央的路线不对,说他们和中央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开始的时候,仿佛只有列宁城代表团一派人攻击中央。可是,在季诺维叶夫做副报告的时候,已经可以听得出他的意思:是要拉拢一切反对中央的分子,不管这些分子的政治立场是怎样,只要能够加强对于中央的攻击。季诺维叶夫在他的副报告结束的时候说:“我们对于党内派别的问题,仍旧是站在以前的立场上,可是,现在应当委托中央委员会吸引党内以前的一切派别,并且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工作的可能。”他并且要求出版一种经常讨论的周刊。这种意思是很明显的,他想借此拉拢一切不满意中央路线的分子。讲到“给以工作可能”的问题,那么,俄国共产党向来有一个标准,就是要看这个同志是否赞成,是否真正有能力执行党的总路线,如果是的,那么,必定给他相当的工作——这是以前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亦是这样主张的。而且俄国共产党的惯例:即使这个人不完全同意中央的路线,可是能够尊重党的决议而去执行,亦给他苏维埃国家的很负责的领导位置。事实上也一直是这样的。并用不着季诺维叶夫来替他们要求!所以季诺维叶夫的“新反对派”,一开始就存着结合无原则的反对派联盟的居心。他那些说话,不过是拉拢不满意分子的手段。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之中,这个“新反对派”变成了各种反对派的大联合——他的领袖就是托洛茨基——俄国党第十四次大会到第十五次大会之间党内反对派思想上的大首领。

  经济建设的成绩。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之前,国内的经济情形怎样呢?新经济政策[8]实行之后,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五年,这五年的成绩实在可以算是很大的;现在已经可以更加广大的来计画社会主义的建设,增加社会主义发展的速度——国立工业方面是这样,合作社运动方面也是这样。农业经济的恢复,比较起欧战之前的程度来,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一,当时预算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可以恢复到百分之八十八。工业方面,在当时——一九二四——二五年度,亦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一;后来到了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就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五。再则,苏联经济的特点,是在新经济政策之下有两种工商业:一种是国立的或者各种合作社办的,这是各社会主义的部分;一种是私人企业家承租的或者外国资本家来承租的,这是资本主义的部分;苏联国民经济之中这两种部分的互相比较,是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时这两种部分的比较:

  2

  同时,无产阶级的数量也增加了,各种工业以及农业之中的工人都增加了。照劳动部的统计:

  1924年 全国工人——5,500,000人

  1925年10月 全国工人——7,000,000人

  工人的工资也增加了:一九二五年四月,工资比较欧战以前的程度是百分之六十二;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就已经到了百分之九十五(每个工人的平均生产量比欧战以前的程度是百分之八十五)。社会保险费的基金亦相当的增多了。其他满足工人阶级和贫农需要的国家预算,都相当的增多了。

  这些统计表里的数目字,很明显的表现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发达的程度。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必须郑重讨论好些极重要的经济问题。总起来说,就是要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俄国共产党已经应当规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也就是苏联整个国家发展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决定,是第十四次大会的历史任务;他决定的主要意思是:俄国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抱着一个目的——就是把俄国这种“农业工业的国家”变成“工业农业的国家”,换句话说,是要把只有少许工业的农业国家,变成农业亦用工业方法经营的工业国家。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有极重大的意义,他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方向应当是更坚定的“工业化”的道路。这和“一个国家里面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重新讨论。 “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上(一九二五年四月),已经讨论过;当时,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亦是一致赞成而通过了相当的议决案,甚至于托洛茨基亦没有起来反对。那么,为什么到了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旧事重提”起来呢?因为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通过之后,不久,季诺维叶夫等“新反对派”忽然又反对起来,当时出版的季诺维叶夫的《列宁主义》,还有萨法洛夫[9]、札鲁茨基等的文章,对于“一个国家里面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大的攻击讪笑起来,他们亦不管确定这个理论的俄国共产党党务会议议决案,还只是刚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批准(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五年四、五月)。后来,季诺维叶夫等,同着一切反对派,例如萨普洛诺夫[10]派等等,都来讥笑这个理论是“狭隘的民族成见,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责备俄国共产党有“狭隘的民族成见”!这句话是从那里来的呢?

  这句话的来源却远得很呢!

  还是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他个人的机关报《我们的话》上面就说出这样的话的。当时托洛茨基责备列宁有“狭隘的民族成见”。因为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八月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无条件的公律。因此,社会主义先在几个甚至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胜利是可能的。这个国家里面的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没收了资本家,组织起自己的社会主义生产,去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全世界,吸引其他各国被压迫的阶级来赞助自己,引起他们反对资本家的暴动,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于自己用军事的力量去反对压迫阶级和他们的国家。(《列宁文集》第二版第十八卷,第二三二到二三三页)托洛茨基就说这是狭隘的民族成见的理论,他说:

  如果在民族范围之内去考察社会革命的前途,那就要成为狭隘的民族成见的牺牲,——这种狭隘的民族成见正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实质。

  托洛茨基并且抓住了这个题目,大做其文章,证明社会爱国主义之中,除出最庸俗的改良主义之外,还包含着一种民族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就是以为只有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或者说按照工业发达的情形,或者说按照民权主义的制度,或者说按照革命的历史传统,因而正是负着引导全人类到社会主义去的使命的民族。

  这样说来,托洛茨基是骂列宁做狭隘的民族成见的牺牲,是社会爱国主义派,是“俄国负着引导人类到社会主义去的使命”的夸大狂!这是十月革命以前的话,是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主义的话,而“新反对派”却又拿来反对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新反对派”思想上完全投降托洛茨基。

  俄国共产党是反对这种意见的。这不但是理论上的问题——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俄国这种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绝对可能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政权建立起来了,全国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都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有着合作社的组织——联系农民群众的小农经济而指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有着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正确政策;所有这些情形综合起来,就能保障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

  “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的意见是怎样的呢?自然,反对派始终不能够否认:俄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不过反对派不顾列宁的说话,竭力要想证明俄国现在的国立企业并不是完全社会主义式的企业。反对派只承认俄国开始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可以去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据他们说:这是建设不成功的,所以反对派说:——一个国家里面可以去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不能够建设成社会主义的。

  有一次,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说:因为俄国技术上经济上的落后,所以俄国共产党没有能力克服国内的困难——如果是国际革命不来救命的话;这简直是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理论,孟塞维克才向来认为俄国技术上经济上落后不能够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当时史太林就说,必须有一个建设工作的前途,没有前途是不能够认真的工作的,他的话是:

  不知道为着什么而建设,那是不能够建设的。不知道走路的方向,自然一步也走不动的。前途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党向来总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在前面的。究竟是预先计算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去为着社会主义而建设呢——还是马马虎虎盲目的去建设,“以致于等待着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实际上替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栽培基础”呢?这是现在的根本问题之中的一个。对于这个很清楚的问题没有根本的回答,是不能够认真工作的。(史太林:《列宁主义的问题》第三一六页)

  然而,也许因为俄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国内有两个阶级存在(工人和农民),所以就妨碍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功罢?列宁也预先见到这里的困难而有过指示的:

  如果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不同意见,那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社会制度之中并没有包含着这种分裂的必然的根据。(《列宁文集》第二版第二十七卷,文章的题目是:《我们怎么样去组织工农检举委员会》)

  所以问题是在于:确定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正确政策,预防分裂的危险,使这种分裂不致于发生。

  列宁认为:这种矛盾是我们自己所能够解除的,能够预防的,这种分裂是能够避免的。而托洛茨基的主张就不同。他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的赞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够握得住政权,而把自己的暂时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的独裁制。”(托洛茨基著:《我们的革命》,一九〇五年出版)列宁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很明白清楚的指示出来:社会主义在俄国是能够建设成功的;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如果俄国共产党没有做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可能的。所以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完全不相同的。而“新反对派”却在这种根本问题上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因此,俄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大会责备“新反对派”的没有信仰和悲观主义,同时,特别着重的说明:

  关于经济建设的问题,本次大会认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国家,的确有“建设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必要的前提”(列宁)。大会认为为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斗争,是本党的根本任务。最近报告的这一年度很明显的证明了这些意见的正确。在别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可是,有别国无产阶级的赞助,不用外国资本的所谓“帮助”,和我们国内的私人资本不断的斗争着,——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基本群众联合着,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得着了初期的巨大成绩。(第十四次大会的议决案)

  苏联发展的总路线。 苏联既然是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的,那么,这个建设在最近期间的方向怎么样呢?苏维埃联邦整个国家发展的总路线是什么样的呢?

  列宁认为俄国的希望在于:“能够从俄国乡下人用的马背上走下来,骑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勒霍夫电站[11]等等的马背上去。”这句话就已经给了苏联最近几年发展的总路线。当时俄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大会就特别把这种意思说得更详细精确,因为直到那个时候,还是有人尽在争论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

  第十四次大会之前《经济生活》报以及其他报纸上,有些人的主张是很不对的,如果照他们那种主张,就可以停顿苏联当时的经济计划。这些主张是:苏联还有很久应当是农业国家,一天天的更加多运农产品出口,去换工业设备品(以及其他货物)进来。如果照这种主张,那就要缩小苏联自己的工业发展计划。这种主张是一个名字叫做沙宁的人发表的,而中央委员莎郭里尼夸夫[12]一部分是赞成他的。如果苏联照这种主张发展下去,那就可以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莎郭里尼夸夫认为国外贸易的独占可以放松些;农村里面的合作社可以用“官办商铺”去代替。还是在一九二二年,关于组织国立托辣斯的问题,他就主张这种托辣斯“应当从纯粹的国立机关变成私人资本的企业,由外国资本来参加。”这种路线,俄国共产党是不能够赞成的。第十四次大会反对莎郭里尼夸夫等的主张,反对他所提议的前途,决定:

  (一)首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一切方法来保障社会主义式的经济对于私人资本的胜利,巩固国外贸易的独占,发达社会主义的国有工业,在国有工业的领导之下,利用合作社的帮助,把群众的农民经济一天天的更加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去。(二)保障苏联的经济独立,使苏联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的附属,因此要定下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且造成经济上应付手段的准备金。

  关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第十四次大会认为:

  农村之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道路是——要在国有工业的社会主义企业,国立信用机关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命脉,(这些都在无产阶级的手里)——要在这方面经济上的指导日益增高的情形之下,把农民的基本群众吸收到合作社的组织里面去,而保障合作社组织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利用,同时克服,以至于排斥合作社组织的资本主义成份。

  新经济政策的“重新估量”,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 俄国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之下就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期间所采取的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进攻的步骤。这难道需要“重新估量”吗?本来是不需要的。然而季诺维叶夫等“新反对派”却要求重新估量一下!因此,第十四次大会就要讨论到这个问题。列宁自己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是怎样说的呢?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实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广泛的农民田地联络。”当时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工具之一——商业是:

  无产阶级先进部队和农民之间唯一可能的联络方法,这是唯一可能的一个枢纽,从这个枢纽上可以有共同的战线,去振兴经济。(《列宁文集》第二版,第二十七卷,《俄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列宁想出新的粮食政策的时候(就是决定不用粮食征收法而改用粮食收税法的时候),列宁说过:“只有这个政策,能够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使社会主义得到胜利。”

  然而在第十四次大会之前,季诺维叶夫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来了:——他说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府对于农民的让步是对于农村的上层阶级的让步,他说整个的新经济政策本来就是对于资本家的让步。为什么列宁没有说这个话?!而季诺维叶夫甚至于说:“如果一九二一年我们不直接对工人说新经济政策是对于资本主义的让步,那么,这是我们的虚伪。”这样说起来,列宁说的:我们退却几步,以便用广泛的战线去进攻,新经济政策是和农民联络,——这些话是列宁对工人用虚伪的欺骗手段吗!加美尼夫在第十四次大会上,也发表这样的观点,他说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政策是对富农让步的政策。史太林对于这些人指示出来:你们不要以为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你们要知道列宁说过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要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呢。”列宁从没有把一九二二——二三年的俄国当做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一定说:现在的“资本主义的俄国要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呢”。

  第十四次大会反对有些党员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或者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新反对派”的代表,在好些著作里面,企图证明“现在我们所有的经济,暂时还只是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札鲁茨基著:《干部的组织者和他们的任务》)莎郭里尼夸夫在第十四次大会上说:俄国的铁路、国家银行、对外贸易机关,都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俄国的货币制度也是完全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制度。

  列宁的意思是和这班修正派完全反对的,他早就说过:“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工人对于那些属于国家的工厂,他们的态度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态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列宁曾经证明过:俄国的农民是和社会主义的工厂实行着商品交易,国家工厂的生产品是社会主义工厂的生产品。史太林、布哈林[13]等在大会上指出“新反对派”关于国有工业的观点是和列宁的观点互相矛盾的。布哈林说的:如果说国有工业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性质,那么,难道苏联国内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吗!

  “新反对派”对于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对于国家资本主义,都有极不正确的了解,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坚决的反对他们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上看,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发展的观点上看,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什么呢?照季诺维叶夫和萨法洛夫的意见,这是两个进攻之间的休战。照列宁的意见,这新经济政策是为着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的。

  第十四次大会论农民、中农、贫农和富农的危险。 第十四次大会之前,“新反对派”到处说俄国共产党里面有富农的危险。他们特别收集了好些布哈林、史铁茨基、波古塞夫斯基、康托尔等人的文章,旁边加着注解,汇集了一大夹子,拿到各处去研究“富农倾向”;他们做了不少文章,以及演说报告,都是说“富农倾向”,都是要证明中央委员会里面有“富农倾向”。

  在第十四次大会上,这种叫骂更加厉害。然而实际上这不过是“新反对派”的一种企图,要想推翻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决定,以及第十三次大会的决定,要想推翻党的许多决议——这些决议的主要意思是保存无产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联盟。反对派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忘记了:必须不但和贫农有巩固的联盟,并且要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还是在俄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的时候,列宁就证明必须从旧的口号“无产阶级和贫农联盟,使中农中立”,进到新的政策“和中农结合巩固的联盟”。列宁说:“我们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样一个时期,在这种时期里面,应当在农村工作的经验之中具体的详细的规定出根本的规律和指示,用来指导我们,以便对于中农,能够站在和他结合巩固联盟的基础之上。”(《列宁文集》第二版,第二十四卷:《俄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上的演说》)。所以俄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为着中农而斗争,争取中农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为着这个目的,自然要改良下层的政府机关,正确的经营合作社和国有商业,减低工业品的价钱,各级苏维埃的积极化,以及其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办法(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决定的那些办法)。而“新反对派”却说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路线是富农路线。

  史太林回答反对派的时候,指出:党内有两种倾向存在,一种是对富农的危险估量不足;一种是对于中农的作用估量不足,史太林说:

  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好的,如果这两种倾向发展起来,那么,他们可以使党腐化,可以亡党。我认为我们党里面,有力量足以打击这两种倾向。然而比较起来,党准备得更加好些的一方面,却是去运用“打富农”、“没收富农”的口号,而不是另一方面,就是去实行反对对于农民估量不足而斗争,就是去运用经过联合中农而孤立富农的更复杂的政策。

  第十四次大会认为贫农,首先是雇农,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之中的支柱,而中农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之中的同盟者,他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如果没有中农群众做巩固的同盟者,如果仅仅只能够中立中农,那就不能够在无产阶级独裁制巩固之后进一步去建设社会主义。同时,第十四次大会也责备对于农村之中的阶级分化估量得不足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不看见国内富农的发展而发生的危险,以及各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危险;这种倾向不愿意了解必须打击富农,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势;这种倾向是不看见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应当去组织团结贫农和雇农来反对富农。所以“新反对派”说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甚至于大会的大多数有富农倾向和富农路线,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大会对于他们给以坚决的打击,因为他们借口反对富农路线,企图混淆农村之中共产主义政策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是争取中农的问题,因为中农是农业之中的中心人物,这个问题也就是合作社的问题,因为合作社是农村进到社会主义的根本组织方式。大会对于“新反对派”的“左倾”倾向,是特别着重的反对的。

  第十四次大会上的组织问题,当时党的组织状况,党的发展的调节,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新反对派”的亚克谢尔洛德[14]主义。 反对派对于组织问题也有许多不正确的意见。当时关于党的组织状况,是莫洛托夫[15]做的报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为止,俄国共产党有一百二十五万党员。俄国共产党的党员超过一百万人,这是第一次。党的成份,一年比一年的都是工人增加,小资产阶级分子减少:

  3

  “我们的党真正是工人阶级选举出来的党”——这是史太林说的话;然而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不是随便什么工人都可以算共产党员的,所以一定要明确的了解所谓“选举出来”的意思。而季诺维叶夫等的“新反对派”就不了解这一点。第十四次大会上,列宁城代表团说:列宁城的党部认为在第十五次大会之前,要使党里面工业工人——真正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占到百分之九十。列宁城的代表之一萨尔吉斯还加以解释,说要在一年之中发展工人党员百分之九十的地步。照这样算起来:全党党员应当增加到六百万人,而且要在一年之中做到,这就是要一年之中拚命招收五百万党员!这些“列宁城派”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把应当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和工人阶级本身混淆起来了。还是在一九〇二年,孟塞维克的老祖宗亚克谢尔洛德就有过这样主张。所以季诺维叶夫、萨尔吉斯等就变成了亚克谢尔洛德主义者了。——亚克谢尔洛德曾经提议过要组织一个所谓“无党的工党”——不问党派的广泛的“工人大会”。关于工人进党的问题,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就和季诺维叶夫有不同的意见,当时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莫洛托夫说到这个问题。这封信是列宁对于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提议: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延长进党的候补期间。季诺维叶夫的意见,是工人候补期半年,其余的一年。我提议:只有大工业工厂之中做了真正工人十年以上的人,可以用半年的候补期。其余的工人——一年半;农民和红军兵士——两年,其他的人——三年……

  现在到处都可以碰到老老实实是小资产者,而偶然的做了极短时期的工人——也算是工人了。

  这封信是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写的;那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了这个问题(工人的候补期一年);可是二十六日列宁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他还是反对,他说:“帝国主义战争以来,俄国工厂工人的成份比以前是更加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了,因为战争的时候,有好些人进工厂去,为的是要逃避军役。”列宁还说当时俄国的党的政治教育,比起那种困难时机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所需要的程度来,一般的讲,平均起来还是不充分的。他说党现在已经是政府党了,大家都会有企图进党的念头。所以他认为一年的候补期,还是不够。他提议:

  (一)延长一切候补期间。(二)特别详细的规定:某种出身应当有什么样候补期,怎样才算真正是某种出身,什么是具体而实际的条件——能够使候补期的确起作用,而不成为形式上的手续。(三)必须使决定新党员进党的机关之中有大多数人是熟练的党务职员。(四)必须使进党的批准不但经过省委而且经过监察委员会。(五)还要想出某些办法,来肃清那些完全不是共产主义的分子,完全不能够实行真正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政策的分子。

  列宁对于“党和阶级”的问题,他的意见是这样。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反对萨尔吉斯的意见——萨尔吉斯和列宁城代表团的提议,是要乱七八糟的扩大党,是要吸收动摇的实际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分子,这是亚克谢尔洛德主义。

  第十四次大会和俄国共产党的统一及派别问题。 第十四次大会上,“新反对派”发明了一个希奇古怪的理论:——他们说,并不是他们自己组织什么派别,而是中央委员会里面有派别,说得更清楚些,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是一个派别。后来反对派总是叫中央委员会是“史太林派”。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等做了好些文章、报告、演说,说所谓“七人团”怎样怎样造派别。这所谓“七人团”是什么东西呢?原来不过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不过有的时候开会不通知托洛茨基罢了。这是因为有了不同意见,引起了许多问题,要预先交换意见,为的是要消灭这些不同意见,为的是要决定党的总路线。有些反对派的人说,一切问题都是背后商量好了,到政治局正式开会的时候,不过形式上投投票罢了。而实际上,在政治局会场上常常通过托洛茨基所提议的说法,或者简单的因为中央委员会大多数自己详细讨论之后,通过新的说法。——决不是什么“一切问题预先商量好了,政治局会议不过是形式上的投票”!而且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怎么会是一个派别呢?!所谓派别,一定和中央委员会有不同的派别政纲。现在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决定,自然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政纲、意见、决议,而决不能够说是什么“派别的”。第十四次大会上,列宁夫人——克普鲁斯嘉[16]居然也赞成季诺维叶夫派,她说:以前史托克荷尔摩大会[17](第四次大会——一九〇六年)的时候,也有过多数和少数,可是,当时的多数是孟塞维克派,可见,“多数”不见得就是对的。这句话引起了大会上极激烈的冲突和争论。要知道第四次大会的时候还不是共产党,而是社会民主党,其中有明显的两派;那次大会,也本来是两派的联合会议。如今列宁夫人把十四次大会来比四次大会,那就是承认一九二五年的共产党,仿佛也是两派联合的团体,这是和列宁关于共产党必须统一的观念,完全相反的。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在十个月以前,还为着托洛茨基有派别行动,而提议立刻开除他的政治局委员;他们曾经几十次讲过党的统一的重要,讲过党内不能容许小团体小派别的存在等等。而现在,他们的意见通不过,站到了少数的地位,自己马上就实行派别行动!真正是自相矛盾到极点!季诺维叶夫等在第十四次大会上,居然提议:党内以前的各种派别,都应当有他们自己的代表在中央领导机关之内。他们提出的要求很多。其中的一个就是:“大会上的少数派,应当得到一种可能,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意见到底,自然,他们一定自己对共产党和政治局负起责任来。”“新反对派”还要求:对于他“不能够用一切组织上的压迫、撤职等等”的办法。列宁曾经说过:“谁要是稍微削弱一下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他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这句话,“新反对派”却完全忘记了!加美尼夫并且提出反对派的组织问题上的政纲,他说:“我们认为必须把上层机关的组织,弄到政治局有全权的地步,政治局应当综合政治上的全权;技术上执行政治局决议的秘书处,应当服从政治局。我们认为现在的情形是一种异常状态——现在秘书处综合了一切政治和组织问题,实际上总是预先把政策决定了的。”史太林的答复说得很清楚:在经济政策问题里面,反对派内部的意见是很杂乱的,然而他们大家有一个共同之点——“他们大家要想改组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一致的。这很奇怪很可笑,可是却是事实。”“新反对派”的要求,是要使秘书处变成简单的技术机关。然而这种要求是不对的。至于服从政治局的问题,那么,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中选出的政治局本来是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还有一个组织局和一个秘书处,这两个机关本来是服从政治局的。再则,“新反对派”提出撤换史太林的总书记问题。俄国共产党里面,本来并不是总书记领导的制度,而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总书记的所以有信仰,仅仅因为他能够正确的反映全党的路线,能够反映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正因为史太林在列宁死后一直是俄国党的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正确的表示者,所以他在党内有极大的信仰。俄国共产党对于史太林是经过二十年的审查,是非常之看重他的。可是,亦正因为这个原故,从第十四次大会起,一切反对派都特别反对史太林,都是要求撤换史太林;这种要求,实际上是要求撤换党的领导,要想推翻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的领导,而换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

  俄国共产党的新章程,党的名称的改换。 俄国共产党在第十四次大会上通过了新的章程,对于旧章程有些修改。第一个最主要的修改,还是一九二二年就实行的——这是关于党的社会成份的问题。所以关于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的分别,规定得非常清楚明白。“因为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名义上有正式和候补的分别,而事实上在支部之中候补的也参加表决。所以新的章程要规定候补党员没有表决权。”(大会上起草章程委员会的代表安得列夫的报告)

  再则,新章程上有一个补充,就是中央政治局有权利批准重大地方党部的党报主笔。这个问题直到第十四次大会之上才发生的。当大会将要开完的时候,大会对于中央报告的议决案公布之后,列宁城《实话报》立刻就起来反对,说大会的议决案是不正确的。很明显的,季诺维叶夫派是在列宁城里面事实上组织了自己的中央机关报,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因此,第十四次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要保障列宁城《实话报》尊重大会的决议。于是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委员会召集紧急的全体会议,讨论列宁城《实话报》的问题。大多数中央委员主张撤换列宁城《实话报》的主笔札克斯葛拉德尼夫,而另外派史克沃洛磋夫[18]去当主笔。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派已经公开的赞成季诺维叶夫派,投票反对撤换札克斯葛拉德尼夫。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正式决定改名苏联共产党。——这当然是因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后高加索等的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正式决定联盟,建立了新式的“联盟国家”,定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简称苏联(U.S.S.R.),所以俄国的党也改名叫苏联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U.S.S.R.)。

  第十四次大会上的青年团问题。 第十四次大会上布哈林做了一个关于青年团问题的报告,大会对于这个问题有很详细的讨论。当时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有新的发展,城市和乡村之中新的资产阶级发生出来;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争取青年群众。反革命的政党,如孟塞维克党、社会革命党[19]的残余,正在活动。他们的秘密宣传,大致是说:俄国的国立企业,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企业,只不过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工厂,或者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资本家,一样的是在剥削工人阶级等等。他们否认无产阶级独裁,否认俄国的生产资料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的;他们利用俄国共产党的一些缺点极力的在破坏俄国共产党的信仰。所有这些,都是要工人群众和青年学生不相信自己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散布悲观主义的空气。这样的准备思想上的基础,以便于公开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运动。这样情形之下,加紧争取青年的斗争,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第十四次大会指出这样情形之下可以有各种可能的倾向。大会指出来:“要反对这些倾向,就要能够把青年个人的和小团体的利益,联系到整个阶级的利益,要说明日常建设工作是为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的。”第十四次大会特别指出俄国共产党应当提出好些新的任务:整顿青年的社会生活习惯、整顿青年团的工作、更清楚的解决领导的问题。

  平权论的问题。 第十四次大会说:共产青年团并不因为要注意风俗习惯的问题,因此就可以是一个“中立的”团体——对于共产党所管理的问题采取中立态度,——这是不对的,这就要根本破坏共产党和青年团之间的关系。同时,第十四次大会反对所谓“平权论”——就是说青年团和共产党有平等的权利:共产党管理全国的政策问题,青年团也要管理全国的政策问题。——在第十四次大会上,有几个乌克兰的青年团员提出这种理论。再则,季诺维叶夫在他所著的《列宁主义》上面,提议除出青年团团部之外,还要组织所谓农民青年代表会议,第十四次大会对于这种提议,亦是反对的:因为这样是要分裂青年团之中的工人和农民,这种“农民青年代表会议”单独的组织起来,势必致成为和共产青年团对立的团体。

  共产青年团的无产阶级领导问题。 当时俄国共产青年团里面,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了很紧张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年团的农民团员一天天的多起来。共产青年团的成份是工人和农民的,而他的领导,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青年团的组织状况,是向来工人和农民各占一半的光景,所以领导机关里面要坚固的保障无产阶级的影响,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俄国工人青年固然很多,雇农、贫农以及中农的青年尤其多,至少总有好几千万;所以必须有艰苦的工作,必须有共产党方面的坚强指导。

  而反对派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党对于青年团的指导是不能够保障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列宁城青年团团部的委员塔尔汉诺夫说:“不能够以为有了党的领导,就可以保障无产阶级干部的领导作用。”因此,关于青年团问题,第十四次大会的议决案说:“然而,青年团里面的无产阶级领导,如果没有党方面的坚强领导,那是不能够得到的。仍旧要照以前一样,极力注意青年团里面党员的增多。所以把党的领导问题和青年团内部无产阶级干部的领导作用问题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行上在政治上是有害处的。”

  第十四次大会之后,列宁城的青年团反对第十四次大会的决议案。关于党的第十四次大会,当然在各地方都做报告;而青年团列宁城省区青年团委员会居然以十六票对八票,认为党的第十四次大会议决案是不正确的。幸而这种反对派的列宁城青年团团部的上层机关,是“没有兵队的将军”,不久就取消了,——因为列宁城省区的青年团团员群众,都不赞成他们省委的这种态度,所以这个省委不久就改选了。可是这一次列宁城青年团团部和共产党全党大会对立的情形,在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要避免这种非常状态的发生,必须注意:使党平日对于青年团的领导坚固起来。

  第十四次大会上的工会问题。 第十四次大会上,托摩斯基[20]做了一个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大会对于工会问题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因为当时工会已经非常发达,人数很多,政治上也很积极,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决定要更加加强工会运动的发展,工会机关的负责人员都要是选举出来的,被选的委员要定期的对着选举人做清楚明了的报告,工会机关对于群众方面的批评,要极端的注意,要发展工会会员的自动能力,要最大限度的使工会机关简单化,接近群众,要使工会对于会员的帮助事业更加发展。尤其因为当时发见了有些工会下层机关里面有浪费公款的事情,所以特别着重的说明:“要整顿工会机关的庶务部,要改良工会机关的财政报告。加强对于下层工会机关的财政上的监督。”这个议决案,还特别着重的说明“生产会议”的重要;指出有些工会机关的职员,并不注意经济机关(国立企业的管理处)的行动和办法,往往例行公事似的赞成这些办法,其实这些办法之中有不正确的,已经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意,而工会机关却不会代表工人起来说话,不会发见这些不正确的地方而起来纠正。第十四次大会指出必须加强工会机关对于解决“冲突”的作用,明确的规定了工会对于罢工的态度。同时,指出必须加强工会的文化运动,尤其是引起工人群众的自动精神来办理俱乐部的工作。并且对于工会在农村之中的工作,在青年之中、妇女之中的工作,都给了相当的指示。再则,第十四次大会特别指出当时各国工人的代表团到俄国去,和俄国工会所发生的国际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要竭力的扩大和发展。

  第十四次大会之上,虽然有“新反对派”的攻击中央委员会,虽然的确因此而损害了俄国共产党的统一,然而第十四次大会做了极巨大的工作。俄国共产党从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讨论得非常深刻而广泛,而且这种全国党务会议,全国大会,中央委员的全体会议等的议案,都一直拿到最下层的党部里去讨论,每个党员都研究过,——这比较以前是做得更加深切了,一般党员的政治教育是更加提高了。自从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季诺维叶夫等“新反对派”的发现……列宁死后党内争论的开展,表面上仿佛是“纷争日多”的现象,实际上却是党员群众的了解布尔塞维克路线更加深入,俄国共产党的力量更加伟大了。自然,第十四次大会时候,“新反对派”抓住了列宁城党部委员会来反对中央,在大会上列宁城党部代表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对派,这种情形对于俄国共产党给了一个暂时的严重打击。中央委员会调动好几个中央委员到列宁城去做报告。列宁城的各工厂支部,各市区里面,争论了好几个星期。有些大工厂支部(例如“三角”铁厂——以前的普体洛夫铁厂等等),并不是一下子就了解季诺维叶夫派的错误的。可是,不久,中央委员会在列宁城的各支部里面,一个一个的争取到自己的胜利;结果,出于反对派意料之外,他们的地位在列宁城里面也被打倒了。因此,当时召集的列宁城省区的紧急党务会议上,极大多数的党员代表都已经起来反对“列宁城的反对派”了。于是“坐镇”列宁城的季诺维叶夫变成了“没有兵队的将军”。

  可是,俄国共产党里面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在第十四次大会的前后,还不过是刚刚开始;列宁城的问题虽然解决,然而不久,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叶夫派又联合的起来反攻。——于是俄国共产党反对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联合的反对派”的斗争,就充满了从第十四次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第十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之间的时期,我们另外再来论述罢。

  注释

  [1]托洛茨基,见本卷第29页注10。

  [2]季诺维叶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见本卷第31页注24。

  [3]加美尼夫,今译加米涅夫。见本卷第31页注25。

  [4]札鲁茨基(Пегр Антонович Залуцкий,1887—1937),当时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活动,1927年被开除出党。

  [5]罗倍士比埃尔,今译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首领。1793年5月领导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吉伦特政权,建立雅各宾派专政,成为实际的政府领导人。1794年7月热月政变中被处死。

  [6]山岳党,又称山岳派,即雅各宾派。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罗伯斯比尔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7]资尔仁斯基,今译捷尔任斯基(Φ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1926)。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并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

  [8]新经济政策,见本卷第303页注27。

  [9]萨法洛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афаров,1891—1942),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活动,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0]萨普洛诺夫,今译萨普龙诺夫(Тимоф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апронов,1887—1937)。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活动,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1]沃勒霍夫电站,今译沃尔霍夫电站,位于列宁格勒州沃尔霍夫市。1926年建成发电。

  [12]莎郭里尼夸夫,今译索柯里尼柯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1939)。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活动,1936年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13]布哈林,见本卷第30页注16。

  [14]亚克谢尔洛德,今译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1850—1928),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00年加入《火星报》编辑部。1917年流亡国外,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

  [15]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1986),苏联党和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历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决议,1957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1962年被开除出党,1984年恢复党籍。

  [16]克鲁普斯嘉,今译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1869—1939),苏联教育家,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十月革命后,任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7年起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1年后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列宁回忆录》等。

  [17]史托克荷尔摩,今译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大会,即1906年4月23日至5月8日在瑞典首都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18]史克沃洛磋夫,今译斯克沃尔佐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дов-Степанов,1870—1928)。苏联政治活动家,曾任联共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全俄工人合作社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出版局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19]社会革命党,1902年初由俄国几个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小组织和集团组成。十月革命后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取缔。

  [20]托摩斯基,今译托姆斯基(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80—1936),曾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工会工作。因参与布哈林、李可夫的党内派别活动,1929年被撤销职务,1936年自杀,1988年平反。

  (1)法国大革命初期,废除基督教的历法,另外施行一种革命新历,月份的名字都改过;这个“热月”——“德尔米它月”约当普通日历(基督教历法)的七月十九到八月十九,在新历的排法是第十一个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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