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瞿秋白

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一　中国人权派的“反对”国民党和政府

　　中国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下，现在有一个所谓“人权派”[1]。这些自称为“人权运动者”的大学教授胡适之[2]、罗隆基[3]等，在一九二九年写了好些篇文章，说了好些俏皮话，搭出了“反对政府派”的架子。那位罗隆基博士并且曾经被捕过一次——当然立刻就保释了，被捕而又保释之后，做了一篇“感想”，说了一大泡愤慨的话。最近，五月五日的国民会议开过了，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也颁布了——这本是一九二九年人权派的要求，那时胡适之说过：“我们的口号是：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论理，人权派可以满足了。中国的人权运动大功告成了！然而不然，国民党的这种滑稽到万分的约法，太欺骗不了人民——人权派是知道的，因此，他们又发了一次传单表示反对那个约法。总之，他们的“反对政府派”（Copposition）的架子，还没有拆掉。

　　现在中国的政治是异乎寻常的黑暗，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异乎寻常的露骨，民众一点儿自由也没有，一点儿“人权”也没有，有的只是挨打、挨杀的“权利”，和饿死、冻死、淹死、烧死……的“自由”。地主资本家自己，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分成许多种式的集团派别互相竞争和抢夺，演成军阀混战。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一切劳动民众，正在不断的反抗和斗争；那不统一的散乱的中国地主资本家的阶级统治，正在肢肢节节的瓦解，这里许多脆弱的地方就已经拆了台——豪绅地主资本家的统治推翻了，政权到了当地工农群众的代表会（苏维埃）手里。总之，目前的形势对于整个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实在是太没有乐观的根据。因此，不但民众方面，一般的反抗情绪天天在那里高涨，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分子正在走投无路的徘徊动摇，不满意，就是剥削阶级内部也就有很多的裂痕，互相的埋怨着，你说我是“赤祸”的罪魁，我说你是“造灾”的能手。一般的景象，是个剥削阶级手忙脚乱的样子。于是“人权派”的一些敲边鼓的议论和俏皮的文章，自然会有点儿的销路。甚至于情绪是革命的一些人，读了人权派骂政府的话，也觉得痛快，俏皮。

　　因此我们得问一问：“人权派为什么反对政府和国民党呢？”

　　二　“反革命大竞赛”之中人权派的新鲜旗帜

　　中国人权派反对国民党和政府的原因，说起来很有趣，——是为着国民党不会反共，是为着国民党反共还不彻底，是为着国民党快要不能够保障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了。中国的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并不是反对什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这是人权派的真面目。最近（《新月》杂志[4]第三卷第十期），罗隆基发表了一篇大文，叫做《论中国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这篇文章就把人权派的真面目完完全全的暴露出来了。

　　罗大人（Sir Lo Longki）不是被捕过么？人权派胡适之等等不是被国民党政府“警诫”过么？他这篇文章难道是为着要表明态度，刷洗自己的“共产嫌疑”而做的？不是！不是！假使我们这样说，未免太小看了罗大人们了。这有他们人权派的政治良心——阶级良心使他们做的。他们的反对共产并不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他们的反对工农民众是他们的阶级立场。

　　中国自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工农民众的革命运动不久又开始发展，到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出现、扩大，红军的进展……共产党影响的日益增高，在一般的经济危机深入的背景之上，实在使整个的统治阶级感觉到死亡的危险一天天的接近。于是乎剥削阶级的内部出现日益紧张的“反革命竞赛”。

　　“反革命竞赛”是什么？就是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之中的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派别、每一批走狗，都争先恐后的表示只有他自己才是反对共产，消灭“赤祸”的能手，都在力竭声嘶拔剑张弩的声讨其他各派“勾结”、“帮助”、“引起”共产的罪名。对付共产本领，早已成为谁应当统治的最主要的考试题目。一切种种反革命派在对付共产的问题上进行着极热闹的大竞赛：

　　孙传芳[5]、吴佩孚[6]、张作霖[7]、张宗昌[8]等却曾经声明他们是反赤最早。

　　西山会议派[9]几乎要说他们“自始即反对国民党之改组”，“首揭国民党的反共旗帜”。

　　蒋介石戴季陶[10]派说，没有我们的三月二十政变[11]和四月十二上海的屠杀，国民党早已断送于共产党之手。

　　汪精卫[12]张发奎[13]派说，镇压广州暴动之功应归我有，而且现在再改组国民党，实行“民主主义势力”的大集中，方能根本消灭共产。

　　邓演达[14]谭平山[15]派说，我们反对第三国际干涉中国和束缚中国革命，同时抛弃已经不是欺人的国民党旗帜，而树立第三个“民众”的政党[16]，共产自会消灭于无形。

　　托洛斯基陈独秀派[17]实际也是说，列宁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已在深入民众，故必须假借“列宁马克思主义”之名，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然后共产才会真正消灭。

　　这个热闹的反革命大竞赛里面，每一派都开出一张药方来，当做消灭共产的万应灵药。现在人权派的罗隆基大人，就把他们的药方整理起来清清楚楚的写了一篇文章。自然，人权派的这些药名早就已经说过，现在不过是综合起来罢了。因此人权派参加反革命大竞赛的旗帜也就格外鲜明了。

　　三　人权派替地主资本家想着的“出路”

　　中国人权派对于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和其他的剥削阶级的一切派别一样，抱着非常之悲观的态度。他们说：经济上……“兵事愈多，人民愈穷，人民愈穷，土匪愈起，土匪愈起，社会愈乱，社会愈乱，人民更穷……毕竟，穷乱，乱穷，……直到真正破产而止”，政治上……“已成的政府，不克维持，无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国家不求崩溃，亦必崩溃……稍有资望……的人民……杀戮逃亡，几已近尽。剩下一般市侩流氓，他们政见上朝秦暮楚，政绩上行险侥幸。……地方政治愈恶化，人民愈纷扰，毕竟政治上……立刻真正亡国而止。”“总之，国共相持的结果，在我们看来，亦有：（一）经济上的破产，（二）政治上的亡国”。这都是说“假使共产党继续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成功，又不能立刻消灭”的话。如果假定共产党能够成功，“成为支配政局的势力”，那又怎么样呢？据他的意思，中国工农只能够打倒中国的资本家，而外国的资本家，可否动其毫末，是又成为大问题，他以为“英、美、法、日的共产革命未成功以前”，中国工农只能够在内地得到胜利，在大商埠上洋人要来共管。所以“结果，中国的内部，流氓共产；中国的商埠，洋人共管”。“洋人共管，流氓共产”这是共产党胜利后的局面，照他看来，自然这亦是破产亡国。再假定蒋介石讨共胜利，肃清了“红匪”，那时又怎么样？他说：“尽管讨共军得到胜利，湘、鄂、赣彻底肃清，然而余毒未尽，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样：（一）如果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继续蔓延，又不能成功，结果是“破产亡国”；（二）如果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居然”成功，结果是“洋人共管，流氓共产”；（三）如果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幸而”彻底肃清，结果，这仅仅是暂时的，始终又要有“共产”发生——仍旧是老套。可怜呵可怜！中国的绅士，中国的资本家，中国的一切大人老爷，竟这样的命苦吗？

　　罗大人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有绝绝妙的方法。这个救命方法是什么？——就是第一，“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古谚所谓‘两恶相权取其轻’即此意耳。然而国民党剿共工作的成败，有待于他们的策略。”因此，必须有第二个方法，就是：“（一）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二）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

　　这里，罗大人自己说的清楚得很，不用代他再加说明：——人权派的所谓人权，其最主要的用处是在消灭共产。人权派的立场，整个儿就是忠告国民党说：要替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本家消灭共产，就必须采取我们人权派的主张；我们人权派主张的“自由”决不是要平民群众自己得到什么自由，我们人权派所主张的“自治”也决不是什么真正的平民群众的民权主义，这“自由”和“自治”都不过是豪绅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农的更有效力的工具——比国民党的统治来得更加有效力！这就是人权派在反革命大竞赛之中的旗帜。

　　谢谢你，罗大人！谢谢你们，人权派！你把“自由”和“自治”的真面目这样显露的标明出来，我们工农群众真是少吃几碗迷魂汤，不胜感激之至！

　　可是，中国国民党对于这些人权派，却不给他们以充分的发展可能。人权派这样忠心耿耿的替国民党上条陈，出计策，替地主资本家想出“剿灭共产”的办法，而国民党对他们，还是没有好脸色给他们看，所以人权派要大呼小叫，痛哭流涕长叹息的说经济上破产，政治上亡国……这真是“孤臣孽子”的“椎心泣血”。所以大家不要听见他们说什么“思想压迫，民情堵滞，走投无路的时候，发生与尔偕亡同归一尽之想”，就以为人权派怎么大胆的用革命来恐吓国民党。不是的，不是的。人权派是决不革命，誓死以反革命，而且是自命为最会反革命，真正能够消灭革命的专家呢！

　　四　人权派赞助屠杀的“聪明”方法

　　总之，中国人权派的立场，根本上是和国民党完全相同的。他们的所以反对国民党和政府，原来是只因为“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他们说：“如今国民党的组织，他的党治的策略，他的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那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抄袭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所以如果国民党放弃这些“师法”共产党的地方，人权派一定不但不反对他，而且要竭力拥护他。人权派的所以反对国民党，决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治，决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是压迫和剥削工农民众的政治，而只是因为国民党的“采用共产党制度”。

　　究竟国民党的党治是不是采用共产党制度，我们以下再说。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人权派和国民党的分别，决不是根本的政治立场上的分别，而只是他们自己所说的策略上的分别。什么策略呢？他们自己也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就是“剿共工作……的策略”。

　　那么，这策略上的分别，是否是国民党主张用屠杀方法，人权派反对用屠杀方法呢？决不是的！国民党主张用屠杀方法，人权派亦馨香而祷祝屠杀的成功——罗大人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五十师大兵，五十万人马，主席出征，总长临敌，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国民党对剿共，总算慎重其事了。

　　这几句文章，已经是对仗工整，声调铿锵，值得摇头晃尾的高声朗诵几遍，以表示人权派颂扬国民党的大杀人，大放火，大大摧残蹂躏真正的自由和民治的情调。何况罗大人还直说“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因此，我们断定人权派绝对不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绝对赞成国民党的枪炮、飞机、炸弹、瓦斯等等……的一切杀人方法，认为这些不但不违背“自由”和“民治”，而且还有所不及。人权派的反对国民党是反对他除屠杀政策之外，不会更精细的进行反革命的欺蒙人民的宣传政策。所以人权派和国民党的分别，所谓策略上的分别，只在于这一点。“分别”是有些“分别”，可是这个“分别”正是忠心耿耿的人权派，不辞劳怨，不避艰险的对于国民党的直谏，这正是人权派努力帮助国民党屠杀民众的地方！

　　五　人权派所有的一些儿有限的常识

　　在有些问题上看来，中国人权派的确比中国国民党要聪明些，的确比国民党要有常识些，固然这点小聪明和小常识是有限的。比如，人权派对于共产党的力量和在群众之间的影响，就有点儿小识见。

　　国民党和一般肥头胖脑的豪绅，常常说“中国无产可共”，而人权派知道这是没有常识的蠢话。人权派知道“共产党所主张的是根本打破私有财产制，是生产工具公有制，中国虽穷，私有财产制存在一天，生产工具私有制存在一天，土地私有一天……共产党之在中国就有发展的可能”！因此，人权派警告国民党和豪绅资产阶级，教他们不要自欺欺人，糊里糊涂的说什么“无产可共”的宽慰的话，教他们不要放心大胆，而要警醒起来，更聪明些更精细些进行更彻底的反共斗争。

　　国民党只知道造谣诬蔑说共产党杀人放火，说什么在苏维埃区域已经“实行共产”，人权派可知道这也是糊涂昏蛋自己给自己当上的蠢话。人权派知道：国民党“专制的中国，的确‘有权可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策略上很可利用的民众心理，这或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成功的理由”！这里，人权派了解到现在的苏维埃运动，的确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很大的危险。苏维埃运动是工农群众自己起来拿到政权，这是工农民众要解除压迫和剥削的政治斗争，这是大多数“民众心理”——政治觉悟上的领导方针。国民党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放任民众心理的“共产化”，懂得要为着苏维埃而斗争——为着工人、农民、兵士以及城市贫民自己选出代表来组织自己的政府而斗争，那么，这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最大危险。无论你用多么怪诞的“共匪杀人放火，挖心肝，吃肚肠……”等等的笨宣传，也吓不退民众的“苏维埃化”。因此，人权派为国民党着想，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着想，提醒这一点，劝他们早些实行所谓“自由”和“民治”，挽回这种“民众心理”的发展，还可以实际上更巩固的保障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保障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

　　六　人权派用“共产嫌疑”恐吓国民党

　　人权派反对国民党的党治，不过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是因为要挽回中国地主资本家统治的崩溃，不过是因为要消灭工农革命。

　　所以人权派眼光里的国民党罪状，只是：“（1）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孙文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2）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孙文的‘以党治国’）；（3）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工作（党衙门威权愈高，党主义威权愈低，党老爷声望愈大，党主义声望愈小。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时日曷丧，及尔偕亡，在这之际，共产党利用人民心理，利用国民党弱点，乘机以进了）。”

　　这种议论，在豪绅地主资本家看来，或者也可以算人权派在反革命大竞赛之中可以博得锦标的手段。可是，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值一笑。中国现在有好些地主资本家看见国民党不能够保障他们的利益和统治，看见国民党的反革命势力一天天的动摇，的确会这样抱怨国民党。这就是人权派的阶级背景。但是，在工农民众看来，罗大人的这种议论，不过是更加暴露人权派苦心孤诣的替国民党出计策保障国民党主义的威权和声望，更加暴露人权派苦心孤诣的替地主资本家出主意保障他们的统治罢了。

　　我们已经说过：人权派的小聪明和小常识也只有限。这里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孙文说民生主义又名共产主义，这正是孙文的老奸巨猾。他想偷天换日的把共产主义换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孔孟仁政的民生主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孙文的民生主义，就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罗大人说因为国民党的主义有这样的解释，所以播下现在“共祸”的种子。这真是罗大人老爷式的见解。事实上，工农民众只有了解一分国民党的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剥削主义，他们才有一分革命。凡是现在热烈参加革命斗争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

　　再则，罗大人说，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学共产党的榜样，这尤其是天大的笑话。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冒充着模仿俄国，也是孙文、蒋介石的狡猾。民众的羡慕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得到解放，这种觉悟十年以来一天天的增长，使得国民党很早就抢着说：我们国民党也学俄国办法，他们想这样欺骗民众。其实，共产党绝对不主张以党治国！俄国的苏维埃政府是各级苏维埃选举出来，从市区和村镇一直到中央政府，都是工人农民——总之，一切不剥削别人劳动的人民，真正普遍的参加选举而选出来的，绝对没有党的机关指定政府的事！

　　至于说国民党帮助共产党的实际工作，那么，这是罗大人们真正痛心疾首的事！国民党的政治是太不巧妙了，一天天的更加激起工农的革命。可是，这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办法，国民党的腐化政治，只有苏维埃革命能够推翻他。

　　共产党的党员，在俄国不但没有任何的特权，而且多负很多的义务，并且多加一重党所给他的责任。举一件极小的事来说：俄国一切非共产党员，不论是政府机关或其他社会团体的职员，可以拿到的薪水，是不受什么限制的；党员，就有一种“党员的最高限度。”——以前是二百五十卢布，现在是三百卢布。所以党员无论兼职有多少，至多只有这一点收入，即“升官”也无从发财的。这为什么可能呢？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每一个党员都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作，无产阶级是为着全人类的利益——创造将来的无阶级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而斗争。而国民党的党员，在中国却是老爷，是大人，可以是封建诸侯，也可以是市井流氓，可以是资本家，也可以是资本家的走狗。国民党的党员替天行道——替帝国主义和豪绅资本家执行政权，一方面压迫工农，别方面表演帝国主义豪绅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争夺——互相争夺在工农身上榨出来的血汗。这些阶级，中国的豪绅地主资本家，在历史的道路上已经一天天的走近他们的死期，所以自然而然只有这些狼吞虎噬，奸淫掳掠，贪污卑鄙的代表——国民党党员。所以国民党，为着要保证豪绅资本家之中的某一些集团榨取工农血汗的特权，只能够实行所谓“以党治国”。谁借假得着国民党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名义，谁就可以多剥削一些；谁借假不着，谁就只能够少剥削些。这是“以党治国”的真诠。

　　罗大人，如果你愿意知道为什么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会发生在中国，我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理由。这就是你自己说的中国的“贫穷”。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豪绅资本家的“贫穷”。他们愈“穷”，就愈要互相争夺，愈要互相争夺，就愈要凭借所谓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他们没有英美资本主义初兴时代的余裕，“可以规规矩矩”的在“自由”的市场上实行“自由贸易”的竞争，可以在国会式的“老牌民治主义”的政治舞台上实行“自由政见”的竞争。

　　因此，你罗大人的苦心，永世也行不通。你罗大人罗博士，很迷信英美国的宪政学说——不流血的带着白手套的人权运动。可惜你罗博士投胎投晚了二三百年，又投错了三四万里！你现在在中国来用“共产嫌疑”恐吓国民党，要他放弃党治，实行你的所谓“民治”，也不中用了。

　　七　人权派用“共产足以召共管”来吓人

　　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状况，很明显的表示着一种趋势，就是：如果苏维埃运动暂时不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只有日益殖民地化——亡国破产，而只有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能够救中国，只有苏维埃运动战胜国民党，消灭国民党的统治，消灭一切种种形式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独裁，而建立工农民权的独裁，才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苏维埃运动，就是把全国的政权交给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从市区和村镇起，由当地的工人、农民、红军，其他不剥削别人劳动的人，不论男女，一概绝对平等的参加选举，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就是当地的政府，这些市区、村镇、城市、省份的各级苏维埃，再选出代表来，召集全中国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就是全国最高的主权机关，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是中央政府。只有政权完全归在这种苏维埃手里，只有这种真正工农民众的政权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土地，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一切企业，实行真正保护劳动的工厂法、劳动法——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且严厉处置怠工破坏生产的中国资本家，一直到没收他们的企业……只有这样，方才能够把中国从经济危机和破产之中救出来。地主资本家在中国现在也闹“穷”，可是“穷”的只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日益破产的一些地主资本家。他们虽然“穷”，自然还有因为他们的“穷”而大大发财的少数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大官僚、大“党老爷”。他们虽然“穷”，他们还是要剥削工农，而且他们愈是“穷”，他们愈加要加重剥削工农。工农对于他们不能够比对于大地主大资本家有什么特别优待，所以他们的地位是十分“为难”。所以你们这班“穷”的地主资本家要想早些“脱离苦海”，只能够等着“永生西天极乐世界”！总之，只有消灭中国的封建余孽，消灭中国的土地私有，引导中国走上消灭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

　　罗大人怀疑着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能够“动摇外国在华资本家的毫末”。中国的工人阶级现在领导着农民战争，将来工人阶级在城市的大暴动，他的胜利的发展必然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什么领事裁判权[18]等等，必然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这是没有疑问的。罗大人毕竟是绅士，常识有也有限，他自然很怀疑中国工农有这样大的力量。他这种人根本也不会相信群众的力量。但是，我们只要举一件历史上的事实：汉口的英租界怎么收回的呢[19]？这不是什么陈友仁[20]的革命外交。这是武汉工人的群众力量，这是当时南部中国几千万农民革命斗争的力量。这还是在四不像的国民党左派政权时期。将来苏维埃的武汉、苏维埃的上海，那更不必说，帝国主义的力量固然是非常之雄厚，飞机大炮比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自然还要强十倍百倍。但是，中国几万万劳动民众的真正动员一定可以战胜他们。中国的革命不用等待英、日、法、美国内无产阶级先行革命；中国的革命民众至少也可以直接在帝国主义到中国来的军队里面发生革命的影响。俄国苏维埃政府初初成立的几年，有过十八路的战线，抵挡过英、美、法、日、波兰等等几乎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时，英、美、法、日等国的革命也没有起来。可是，俄国苏维埃政府始终战胜了这些外国的反革命进攻，以及国内的白党。为什么？因为有真正群众的力量。何况中国最近的革命，正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欧战后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经大大的动摇的时候，各国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至少可以对于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革命加以牵制。

　　罗大人当然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这些，他这是以“共产适足以召共管”来吓人。前清时候的保皇党[21]，如梁启超[22]之流，早就用过“共和适足以召瓜分”的话吓过人。这些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大人先生，企图预防革命消灭革命的手段，也只有这一点儿。罗大人始终没有在梁启超的技俩之外，想出什么多大的新鲜花样。

　　八　人权派原来也用“流氓土匪”的口实反对真正的民权

　　再则，罗大人不但反对共产党的“党治”，而且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和干部人才根本不能掌握政权。共产党绝对反对所谓党治，这我们已经在上文说过。至于领袖人才和干部人才的问题，也不像罗大人所说的那么简单。苏维埃的制度之下，共产党将要是政治人才的学校，许多工人和劳动者能够得到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训练，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学习管理国家的能力。大人先生们自然是看轻工农，以为他们之中不能够有什么领袖人才和干部人才。可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中国苏维埃区域现在已有的一些儿小小的经验，已经完全打破了大人先生们的成见。一九一四、一五年以前，俄国的绅士和资本家，梦里也没有想到现在俄国工人之中会产生这许多的人才。那时，除掉“地底下的”党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列宁等等。就是到了一九一七——一八年，还有许多白党天天咒骂布尔什维克这些德国侦探、刑事犯、流氓、无赖……说他们的政权至多只有六星期。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呢？！

　　自然，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就是罗大人的所谓人才，所谓领袖，所谓干部，另是一种解释。他自然只有绅士的眼光。他说：“目前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共产党的所谓下级人员，公开的说，大部分是市井的流氓，乡村的土匪。”罗大人自己首先向国民党提出警告说：“我们绝对不能这样轻视中国共产党，认一切相信共产的人，都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这是他对国民党的忠心，教国民党不要轻敌。但是，他说了几句之后，仍旧是“流氓土匪”的滥调。在大人先生的眼光里面，下等人的工农兵士，究竟那一个不是流氓土匪呢？！我们知道，罗大人是个西洋留学的博士，博学多能，不至于抄袭人家的文章。但是，有一件凑巧得很的事实：俄国二月革命[23]之后有一军官说过一篇话，简直像罗大人这种议论的俄文译本，我现在也不必再把他“重新”译成中国文。我们很知道罗大人不致于抄袭成文，同时，我们也很知道罗大人的阶级立场使他自然而然的说出和俄国白党军官同样的词句。

　　总之，主张“民治”的罗大人，等到碰见真正大多数人的民权主义，劳动民众的民权主义，镇压豪绅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民权主义，他就自然而然的说：这是流氓土匪的“快刀砍头快枪杀人”。他不愿意知道：现在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现在五年计划的成绩震惊着全世界的苏联，当初正是他所称谓“流氓土匪”的人才创立起来的。罗大人，请你看看苏联当初的“中小学生，流氓土匪”现在干的是什么样的建设事业，至少要比你们这班博士教授们高明几千万倍呢？！

　　九　人权派的理想原来如此！

　　那么，罗大人的所谓“民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治呢？

　　这种“民治”是为着铲共的利益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详细点来说明，就是：

　　（一）可以保持国民党的皇位——罗大人说，“英国的公园里，人民可以公开讲演打倒君主，直到如今，乔治第五[24]依然是皇帝”，所以，照此推论下去，就是如果国民党准许所谓“思想自由”，这正可以使国民党经过二百年“依然还是皇帝”。

　　（二）可以使共产主义自行退落——罗大人说：“十九世纪中叶及末年，英国的共产运动，也确有端倪！？后来费宾学会这班学者们出来……创造所谓费宾社会主义[25]……共产主义自行退落。我们觉得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聪明，最敏捷的方法”。

　　（三）可以取消民众争取政权的“口实”——罗大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以人民要求政权，所谓“有权可分”，如果说是“民治”——取消一党专政，就可以说，一切民众都有政权了，不用争取苏维埃政权，这更加巩固了“国民党反共的立场”，消灭“共产党的口实”。

　　（四）可以增加“人民”积极加入铲共的机会——罗大人说，现在“一班党外的反共人民，热心的束手无策，悲观的坐以待毙”，如果说是“民治”，所谓“人民”——豪绅资本家一定还要更加积极，组织团体，大大的参加铲共。

　　（五）可以团结“人民”拥护国民党的胜利——罗大人说：如今“人民不希望共产党的成功，他们却切望国民党的失败”。为什么？因为是党治。如果取消党治，“人民”不至于切望国民党的失败了，就不期待国民党以外的另外一个同是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来铲共了，而能够团结在国民党的周围，切望并且帮国民党铲共成功了！

　　（六）可以巩固地主资本家的统治——罗大人说，“党治”独裁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如果取消党治，把现在的地主资本家统治改良改良，就可以使他稳定而巩固了！

　　请看，罗大人说得多么清楚：每一条都是替国民党打算，为国民党设想。罗大人的所谓“自由”和“民治”的目的是在保持国民党——帝国主义走狗地主资本家的统治。

　　这种“民治”和自由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这不过是英美式的宪政，国会制度。照罗大人的口气，美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了：“美国是比较富足的国家，人民平均的财力，比任何国家的人民更高。共产党在美国发展机会，比任何国家更小。”人权派的大人先生们甚至于说美国差不多每家都有汽车（见《新月》杂志某期）。

　　这真是海外奇谈了。美国“人民”平均的财力，比任何国家更高；美国人民的自由比任何国家更大？政治上美国的“平等自由”，我们只要看一看辛克莱[26]、哥尔德[27]的小说就可以知道了：美国工人过的是何等惨酷的生活，何等的不自由，何等的不平等！这些文学家是美国人，他们知道美国社会的深切，至少比中国人权派的几个美国留学生胜过一千倍。美国家家都有汽车的海外奇谈，只好去骗小孩子！

　　同时，我们知道目前的世界经济的事实：全世界经济恐慌日益发展，而苏联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长足的进步。苏联不但没有一个失业工人，而且感觉到工人的缺少，而美国最近的官场报告，尚且说美国有七百万的失业工人，加上没有登记的失业工人，只做半工的失业工人，季候工人的失业工人，总数至少在一千万以上！这些失业工人的生活是困苦到极点。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所谓最理想的“民治自由”国家的成绩是怎样，而苏维埃国家的成绩又是怎样！

　　人权派的大人先生们，你们的“理想”不过如此！你们的理想，充其量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民治”——国会制度，带上一层民选的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独裁，更聪明更敏捷的剥削劳动者的政治制度。你们现在的实际作用，只是帮助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忠告国民党在屠杀之后还必须实行“民治”、“自由”的欺骗。你们还嫌国民党摧残工农的自由，剥夺工农民众的人权，太不彻底！你们说：“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媒介，这是政府的飞机、炸弹、手枪、大炮所不能摇动其毫末的。”言外之意，实在是不胜惋惜之至。所以要你们这些所谓“反共政府派”大呼小叫，鞠躬尽瘁的上这么一大套“剿共铲共最根本，最聪明，最敏捷的方法”的条陈！人权派的真面目实在暴露得清清楚楚的了。因此实行无情的反人权派的斗争，应该是中国工农革命民众在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重要任务之一。

　　原载1931年11月10日《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9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人权派，又称民权派，见本卷第32页注30。

　　[2]胡适之，见本卷第58页注⑨。

　　[3]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曾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长等职。1931年与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次年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抗战时期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4]《新月》杂志，1928年由胡适、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等在上海创办，1933年停刊。

　　[5]孙传芳（1844—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直系军阀后期首领。

　　[6]吴佩孚，见本卷第32页注33。

　　[7]张作霖，见本卷第32页注35。

　　[8]张宗昌（1881—1932），山东掖县人。山东地方军阀，先后投靠直系、奉系军阀。

　　[9]1925年11月，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的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叶楚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四次执监委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反对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这批人当时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部一个极右派。

　　[10]戴季陶，见本卷第144页注⑧。

　　[11]三月二十政变，指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12]汪精卫，见本卷第58页注⑧。

　　[13]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等职。1930年参加汪精卫的反蒋活动。1931年同李宗仁、陈济棠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宁粤统一后，随汪精卫到南京，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4]邓演达，见本卷第32页注32。

　　[15]谭平山（1886—1956），原名鸣谦，广东高明（今高鹤）人。早期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曾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1945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16]第三个“民众”的政党，指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见本卷第32页注31、32。

　　[17]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见本卷第28、31页注⑥、29。

　　[18]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44页注⑨。

　　[19]1927年1月3日，武汉工人、学生集会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在英租界附近集会的群众遭英水兵袭击，死伤数十人。1月5日，武汉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大示威，示威群众驱逐英国巡捕，收回了英租界。1月6日，九江工人也收回了英租界。2 月19日，英国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

　　[20]陈友仁（1878—1944），广东顺德人。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赴欧洲游历，1930年回国，任广州反蒋派国民政府的外交委员会主席，1932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因主张抗日，被迫辞职。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赴法国。

　　[21]保皇党，即保皇会，全称为“保救大清皇帝会”，亦称中国维新会。1899年创立，康有为任会长，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1907年改名为宪政会。

　　[22]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时的重要活动家。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积极宣传西方思想文化，曾与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论战，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该党后改为研究系。

　　[23]二月革命，指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2月（俄历），彼得格勒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沙皇专制。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全国响应，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后，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支持下成立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24]乔治第五（George V，1865—1936），爱德华七世的次子，原在海军服役，1910年继父位为英国国王。

　　[25]费宾学会，即费边社（Fabian），1884年在伦敦成立，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所谓费边社会主义，原是英国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由费边社领导人韦伯夫妇、肖伯纳等人创立。

　　[26]辛克莱（Upton Beall Sinclair，1878—1968），美国作家。所写长篇小说《屠宰场》，描写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压榨工人的情景，并揭露了芝加哥屠宰场的不卫生情况，引起美国社会的极大关注。

　　[27]哥尔德（Michael Gold，1894—1961），美国共产党党员、工人作家，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主编。著有剧本《节日》、《战斗之歌》和自传体小说《没有钱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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