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的信|瞿秋白

致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的信

　　致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的信(1)（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国际执委和中央：

　　四中全会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恰好是模糊混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互相对立不能并存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立三同志的路线。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三中全会的前后，屡次提出立三同志在冒险主义政策之下走向反共产国际斗争的道路上去。可是，我和当时政治局都不赞成他这种意见。这种对于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的态度，更使调和主义的错误加重，因为当时并没有清楚的提出不赞成的理由，而且含混的简单的不把国际代表的意见写入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这样使当时国际代表没有可能及时来纠正当时政治局的调和主义错误。四中全会指出：这种调和主义错误（三中全会及其后），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态度的最主要的责任，是我应当负的。我对于这种指斥完完全全的接受；我对于议决案的全部，也是完完全全的拥护。

　　我在四中全会的发言里面，曾经公开的对于全党承认我的错误。党在国际指导之下，经过四中全会纠正了自己的路线，解决了党内问题——更新了党的领导机关，将要在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之中，在一般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之中，特别是反对现在右倾的主要危险，将要在这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部分的也就是反对我的过去错误的斗争之中，领导工农群众的伟大斗争。不但补偿过去错误所给的许多损失（四中全会所指出的），而且引导革命到新的胜利。我必定尽我的力量参加这个斗争，在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央的领导之下，坚决的纠正自己的错误，反对立三路线，反对其他一切形式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及其调和主义，反对假的反立三路线斗争掩盖之下的右倾及其他分子的不正确倾向和活动，这些分子是在企图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个人的派别的斗争，其结果也要走上反共产国际的道路的。

　　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有系统的。因为我对于革命的好些根本问题，例如“第三时期”[1]的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矛盾和战争的观察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殊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富农问题，中国改良主义的作用和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武装暴动和征取群众的问题——从六次大会之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过好些和立三同志大同小异的观点。因此，三中全会的时候，虽然我是参加过共产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的议决案的讨论的，可是看见了考察了立三同志和当时政治局的意见和路线（六月十一日议决案），居然会以为这不过是个别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际不同。这证明我以前连六次大会所批评指斥的盲动主义错误，也是没有真正认识和了解的。立三同志的许多观点，只是我在六次大会前后的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我当初看见立三的意见就自然觉得他在个别问题，在估量时局上等等是过分了，除去这些过分的地方，仿佛就正确了！在这种基础之上就发生我在三中全会前后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和对于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态度。

　　我以前的这种非布尔塞维克的立场，既然使我事实上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所以我对于党内派别问题的观点也是绝对错误的。我在莫[2]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者的时候，对于在俄中国同志之中的派别斗争问题，不但没有能够有正确的立场帮助联共党的领导去取消这种派别斗争，反而客观上卷入派别斗争的漩涡。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已经有过决议[3]。可是，我对于国内党里面存在着同样性质的派别观念，仍旧是没有能够实行坚决的正确的斗争。党内这些种种形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观念，都是布尔塞维克化的很大的障碍；这些派别观念之中，有些是以工人和智识分子对立，以“实行家”和“理论家”对立，以“老”的干部和新的干部对立，以国内工作者和国际留学者对立；这里包含着极坏的倾向，甚至于武断的煽动，说国际执委的某某工作人员故意到中国党内制造派别等等……这样企图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个人纠纷，把为着国际路线的斗争解释成为派别的斗争，攻击和破坏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的信仰。对于这种派别观念，我以前是没有正确的和他斗争的。这种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和我过去的整个的非布尔塞维克的立场联系着的。正因为政治立场的错误，所以对于这些派别观念，不去坚决的反对，不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从政治上去打碎派别成见，却想去调和这些派别，使之互相谅解——这是市侩式的“和事老”的立场。

　　我现在公开对国际执委和中国全党揭发和承认自己的错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这一时期（一九三〇年五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正是很紧要的时期；中国革命在世界经济危机正在日益深入扩大，世界工人运动一般的高涨，殖民地革命运动发展的条件之下，走到了新的高涨，而且往后更加要开展。同时，中国革命斗争之前摆着许多困难，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动员一切反动力量压迫革命和苏维埃运动，自然在工人之中的某些阶层里面，还有不了解革命运动发展的前途的，他们就会体现着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者拼命的情绪。立三路线的拼命主义和他对于中国革命绝望的实质，只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一种方式，调和主义和派别观念，亦是这种动摇的表现——右倾机会主义公开的主张退却和妥协，正是这种动摇的态度发展去引导的托陈取消主义的。党的任务是要克服困难，是要肃清这些小资产阶级性的动摇，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吸引领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来参加自觉的革命斗争，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层，都要这样去争取的。如果这些种种式式的动摇侵入了党的领导机关，是非常之大的危险。这一路线和调和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里面，不但侵入，并且有一个时期占着了统治的地位。

　　共产国际执委的指示，党员群众的积极斗争，得到正确的领导，方才克服这种危险。

　　四中全会的一切决定，保证党能够把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完全肃清。现在每个党员要清楚的认识共产国际的路线，要坚决的实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所以也就要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反对离开共产国际路线的每一步——就算是最小的一步，反对一切种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每一步的离开，每一些儿的动摇，都要被敌人利用的。

　　党要肃清立三路线，必须坚决的反对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同时亦要经常不断的实行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和消极怠工，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左倾”空谈和盲动冒险，反对对于一切“左”右倾的调和主义；就是要实行坚决的布尔塞维克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右倾危险是主要的危险，这是全中国全世界革命运动的现在环境所决定的，这一点应当时时记着，应当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然而右倾分子爱掩盖在“左”的假面具之下，这是必须会去揭发他的。中国党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斗争，开始了很不久，但是这一斗争的过程之中，已经发现许多不正确的倾向，已经有右倾分子，以及以前的立三主义者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掩盖之下积极活动起来，有时更是努力在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个人的派别的纠纷。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必须坚决的打碎这些企图；同样，必须加强反对陈托取消派的斗争，反对他们的暗探破坏党的阴谋，他们正在利用党内的派别观念和一切动摇进行这种阴谋呢。

　　立三路线的破产，我的错误的揭发——一切离开共产国际路线，以至反对共产国际分子的“屈服”，是共产国际和党的胜利。这是四中全会成功的主要意义。此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瞿秋白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注释

　　[1]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0页注13。

　　[2]莫，即莫斯科。

　　[3]指1930年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因中国劳动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决议指责中共代表团在实际上帮助了中国劳动大学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同年6月，共产国际撤销了瞿秋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职务。

　　(1)这是瞿秋白被撤销中央政治局领导职务后，写给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的信。原文大部分曾在1931年2月15日《党的建设》第3期上发表。这里根据中央档案全文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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