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2)|瞿秋白

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2)

　　二、策略问题和革命高涨的新时期

　　（1）长沙战争[21]是革命战争局部的开始——从工农运动部分的进攻进到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

　　策略问题，大家也说了很多关于策略方面问题，因此我解释也要详细一点。首先要说策略不是空的去讲，自然中国党中央对于列宁主义马克思辩证法是缺乏深切的了解，可是要知道没有一个列宁的策略能运用在每一个环境都能符合的，因为列宁的策略不是呆板的，不是机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是德国那样环境，我们是不是能运用我们现在所用的策略呢，这是很明白的不能够。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目前的策略是一面建立中央革命政府，和强固的红军，发动极广大的农民战争和苏维埃运动，一面和扩大工人政治斗争相联系起来。这是合于中国当前的形势的。因此，中国党的责任是要具体的来估量中国目前的形势，方才能够真正执行国际的指示。我同意刘明佛[22]同志所提出要大家注意，对于长沙事变的估计，我们是否在国际指示之下，对于长沙问题会发生不清楚的观念？我想到会的同志是不会得的，但是下层同志是会不了解的。第一次进占长沙而又退出，第二次进攻长沙不能得到胜利，这本来是在军事行动上常有不足为奇的。党就可以发生一种观念：国际议决案写在长沙占领之前，现在长沙战争的暂时没有得到胜利，是否是可以估计成为广州暴动的情形一样，会有长期一个休息才能再起来呢；或者另一种看成进占长沙和退出长沙与进占吉安退出吉安的一样不足轻重呢，这样都是错的。在这里更可证明国际指示的正确了。我们在攻长沙之前是有长期的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是长大了集中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这次进攻长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其他许多苏维埃区域仍旧有进攻前面的城，失去后面的城的现象，我对于这样作战的方式，加一个名字，叫做“无后方的作战”。长沙事变之中的战争，规模虽然很大，可是，严格的说来，也还带着许多“无后方的作战”方式的残余痕迹，虽然这次不是全无后方的攻长沙，如果没有平浏[23]先得，也不会有攻长沙的事，虽然这次作战是后方的军需上的供给，虽然集中了四、五、八各军力量，我们还要说，后面太弱了，太不巩固，指挥上也太不集中和统一了。我们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去年九月的情形，现在是要转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但只是这样一个口号，已经不够了，因为现在部分的已经有了革命战争。转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口号，已经部分的开始变成事实。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独裁口号，季诺维也夫[24]和嘉米聂夫[25]反对说：布尔塞维克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都是用的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现在这一口号还没有实现，为什么又要换新的口号。列宁回答他们说：你们太蠢了，你不看见俄国现在到处已经有苏维埃么？现在的（一九一七年四月）苏维埃，事实上正是工农民权独裁的实现；现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是资产阶级独裁（俄国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26]和工农民权独裁（少数党等占优势的苏维埃）的两重政权的特殊现象。中国现在的战争问题上，我们要用列宁这种方法来观察。所以我们说：共产党转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口号，已经开始在一种特殊形式之下实现起来——当然，还只是开始，还只是局部的开始，还只是局部的开始了一种形式的转变（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之正式战争）。这正是目前形势下的一个特点：革命战争已经局部的开始了。所以必须同时不但提出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而且还要提出“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我们决定策略，也就要根据这一特点，全国一般的工农运动都带着从部分的进攻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的现象——从“无后方的作战”进到巩固的向前进攻的形势。

　　（2）政治的同盟罢工问题

　　策略上的问题，在全国都要根据这种情形来配合。可惜，大家讨论的时候，只是各说各的：北方代表说北方的事，南方代表说南方的事，上海代表只说上海的事，仿佛北方土地革命或者上海政治罢工可以和这种全国重要的形势分割开来似的。这表示着：对于新的策略任务还没有更深切的了解。各位同志说，政治斗争的口号是停留在党部，还没有深入群众，这是实在情形，如同红五月政治斗争是不少，但是长沙占领曾否提出拥护长沙胜利的罢工呢，也许有地方有罢，但是曾否真罢下工了呢？在这情形之下，再加上对于目前环境的估计不正确，对日常斗争的忽视，更加上许多经济罢工群众自己也提了有许多政治口号，我们不能抓着而扩大他，自然我们策略就不会不错了。并不是以前过分重视政治罢工，并不是以前过于注意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而现在是要将他放得很遥远的前途去。如果以为现在占第一位的问题是“小范围的斗争”，那就客观上是犯了右倾。章龙[27]同志认为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现在不应当占“第一位”，就是犯了这种错误。可是，我们积极准备政治罢工，应当拿出总的政治斗争口号，这口号一定要和经济要求口号相联系。我们现在只是怕主观力量的不足，不能发动、实现罢工，可是，并不能因此就抛弃这个口号。不然的！我们要去抓住一切群众自发的经济政治的部分斗争的领导，要自己去发动这些斗争，要密切联系政治的总口号和日常经济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把所有这些工作都放在组织政治罢工和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全国政治问题上去鼓动号召总同盟罢工，这是现在一刻都不能停止的，更不用说把这件事放到第二位，第三位……“遥远的地方去”！即使我们一个同志也没有的地方，我们也应当公开的号召这个地方的工人群众来努力准备同盟罢工，号召他们拥护苏维埃和革命战争。举铁路罢工的问题来说。难道长沙战争期间，我们应当很迟缓的，很定心的，先号召一站罢工，再号召一路罢工，等一站一路都罢过了工，然后再替工人去讲政治的同盟罢工。这种主张是犯着很严重的政治错误，革命不是像木匠做桌子一样，先将桌脚做好以后，再把桌面子做好，然后再把桌面子装上去。

　　同时，我们应当指出来：在指导政治罢工问题上，中央政治局有些错误。就是没有充分的注意抓住群众日常部分斗争的领导之重要，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是组织政治罢工之中应当特别着重的——因为单是说明、提出政治口号去发动群众是不够的，是争取群众的策略上的缺点。问题不是不应当组织政治罢工，而是没有正确的知道怎样去组织政治罢工。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联系的。所以如果说出“小斗争是没有用处的”，“一站一路（铁路）的斗争和罢工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那亦是很大的错误。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只能“从政治口号发动罢工，再去联系经济要求”——亦就犯着这种左倾的错误。在现在拥护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拥护革命战争的斗争的全国形势之下，一定要密切的联系群众的部分斗争，一定要抓住群众经济政治的日常斗争的领导，领导到党的总口号之下来，一定要使政治口号更加深入群众，政治要求更加能够发动群众，这样去组织政治罢工，去加紧准备总同盟罢工。离开目前的实际形势，空口的来争论：究竟一般的应当是先来政治罢工，还是先来经济罢工——这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3）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和土地革命问题

　　关于地方暴动，用土地问题领导南北一切农民运动，富农问题，深入土地革命问题等，这次议决案上（国际议决案也是如此）都不须要再重复的详细来写，因为国际和中央政治局早已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不写，并不就是取消了以前的决议。可是，有些同志昨天和今天都说到地方暴动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更明显的答复。要问：地方暴动是为着什么的？自然是为着建立苏维埃政权。所以与其说地方暴动，不如明白的说“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尤其北方要注意，因为北方并非没有自发的农民暴动，而是不能得到苏维埃的领导。同样，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有些同志说：单是抗租抗税不够，必须说土地要求。甚至于说，“在北方必须从土地革命做起，然后再去联系到抗租抗税等等。”这句话就不正确了。共产国际告诉我们抗租抗税等的口号，是要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发动农民群众。抗租抗税抗债的口号，决不可以和土地要求对立起来。请问：游击战争发动之前，农民暴动胜利之前能不能没收土地，能不能分配土地；所以抗租只是要求土地的具体化的口号：“土地是农民的，土地上的收获用不着交给出租土地的地主（富农），我们要土地，所以我们抗租不交”——这就要达到游击战争，武装抗交，就要进到没收和分配土地——这就在农民群众的前面，具体的显示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必要。抗税问题，更是反对军阀政权的问题。不能说富农有时会利用这一口号，我们就要反对这一口号。真正相反，共产党应当领导反对当地军阀的农民群众斗争，把这种领导抓到自己手里，要彻底实现这一口号——武装抗交，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使军阀政府剥夺小农土地之上的收入部分（税捐），留在农民群众自己的手里，使这些农民真正取得土地。

　　（4）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

　　黄色工会以及富农等是“改组派”[28]、“取消派”[29]、“民权派”[30]、“社会民主党”[31]（邓演达[32]）等类政治派别的工具（至少客观上是如此）。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大家已经很明白。斯大林同志给我们说，现在更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些派别（“国民会议派”）的欺骗的企图党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之间；我们要努力在群众之中去暴露他们的，企图表面上中立——站在国民真相。固然，这些政治派别，不一定和黄色工会及红枪会等组织上正式联系得很密切；可是，在群众之中黄色工会的作用是和这些派别一样。黄色工会表面上总要“帮助”工人说几句话，调解仲裁劳资之间的经济冲突，企图欺骗工人，诱惑工人，阻碍破坏工人的革命斗争，工人不受欺骗，他们就公开告密，公开压迫，用法西斯蒂的手段。红枪会首领等等（富农、小豪绅），表面上有时还反对当地军阀，其实是勾结别一军阀，往往和黄色工会一样：黄色工会首领，常常公开告密拘捕工人，红枪会首领，自己也往往帮着“清乡”，出卖农民群众的斗争。这是现在通常的现象了。

　　因此，我党的任务是必须加强反对这些派别，以及黄色工会和红枪会等类的首领的斗争。这是争取广大工农群众任务之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投降政策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于罢工斗争，主要只要限于小斗争——限于日常经济斗争，事实上是投降黄色工会，对于农民斗争，主张只要停留在抗税抗捐运动，事实上也是投降富农。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必须集中火力来反对，否则就不能进行反对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富农路线的斗争——因为党内现在党部落在自发斗争之后的现象，尾巴主义的实际工作，政治口号的没有深入群众，土地革命的深入不足，农民意识的保守割据主义……的确是最主要的危险。

　　同时，必须明了黄色工会等仍旧还能够欺骗一部分群众的事实。问题不止是他们有没有真正的会员群众。问题还要看得深些。至少他们还能够使群众犹豫，不坚决，认不清目标。群众在他们包办公开宣传的情形之下，在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下，还会存着一种心理：以为共产党虽然好，但是一时一刻来不得暴动，日常斗争之中的经济要求，还得暂时请黄色工会去向资本家说几句话；一方面等待暴动来解放，别方面暂时请黄色工会“想想法”。这种情形之下，如果犯着“左倾”的错误，共产党不去注意领导工农群众（极广泛的下层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那么，事实上是帮助黄色工会，帮助富农。就是苏维埃区域，也要更加严重的注意到“左倾”的危险。不但要集中火力去反对投降富农的右倾路线——阻碍土地革命深入，阻碍分配土地，或实行利于富农的分配方法等等；还要同时反对反中农的倾向。我们决不能够：因为黄色工会只提经济要求的问题，我们就一定要只提政治要求的问题。这算反对黄色工会么！？刚刚帮助了黄色工会！我们决不能够：因为富农只提抗税抗捐的口号，我们就一定要只提分配土地的口号。这算反对富农吗！？刚刚是帮助富农！因为富农在苏维埃区域有地方甚至占有苏维埃下级机关，我们就一定要提出“杀尽富农”（南通几个同志）的口号，或者“凡是不是雇农的人，一律开除出党”的口号么？这算是反对富农路线么！？刚刚是帮助富农，使他们容易煽惑中农也来反对苏维埃。

　　总之，这些“左倾”的错误，至少给了黄色工会或富农一个绝好工具，他们可以宣传：“如果听我们的说话，则可以得着两个铜元的增加，如听了共产党的话，则捕去吃官司”，“共产党只要利用工人去暴动杀人放火，我们是替工人争求切实的经济利益”（！）；富农也可说：“共产党要没收一切土地，连我们‘老百姓’的土地都没收去；可是，如果听我们话，我们可以领导你们抗捐抗税，还能够联络吴大帅[33]，打倒冯总司令[34]，或者联络张大帅[35]，打倒蒋介石”。所以我们共产党必须和非共产党员的一般广大的工人群众，农民群众，直到最落后的群众，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在一切斗争，直到最细小的斗争之中，去领导他们。同时，随时随地都要将这些部分斗争，联系到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和总斗争。只有这样，党才能真正积极的去准备武装暴动，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才能更亲切的解释给工人听：在国民党压迫之下，黄色工会欺骗和恐吓，费尽了极大的力气，才能得到两个铜元，而在那些苏维埃政权之下的工人，如何能够自己改变他的地位和生活；农民在国民党政治之下减租减税都要受到这样的压迫，而在苏维埃区域是如何取得自己的土地。

　　一定要如此说明：在总的方针之下总的政治方针之下做部分斗争，也就是必须在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彻底土地革命的方针之下，领导局部的日常斗争，去争取群众。否则，准备武装暴动和争取群众两种事分了家——没有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那就一定是要走到冒险主义脱离群众的错误。

　　贺昌同志说的例子，非常之可以注意：例如河南的陈源道[36]同志有一种说法：“翻尽列宁主义全集，也找不到抗租抗税的策略”，于是他们决定抗租抗税的斗争，至多只能号召二十亩土地以下的农民来参加；这样决定了，自己又怀疑起来，马上又改为只号召十亩地以下的农民做抗租抗税运动，像这样的同志简直是富农的奸细。凡是这类的同志，客观上是不要反对富农，是反对反对富农，因为他们不是去使农民群众脱离富农的影响，而到党的领导之下来，却是使富农借此可以来动摇农民，中农必然因此而动摇——富农可以煽动中农脱离党的影响说：共产党反对抗捐抗税。因反富农而及于反中农问题，在联共党内是有长久历史的争论问题，我们对这问题的经验尚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力量更要加重。苏维埃区域更加要注意，如在闽西的帮助富农的方法，依生产工具而分配土地，即共产国际所指的富农路线的分地法。对于这种富农路线，必须集中火力，加紧反对。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一定要加深。但是同时要坚决的反对动摇中农的办法，听说有人提议要现在就改变党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口号”要改为“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南通、如皋的有些同志的“杀尽富农”的口号，这种倾向的发展，一定要走到向反中农的道路上去，是很值得注意的。这和职工运动上的错误一样，反对黄色工会而不抛弃在黄色工会之内的工作，而抛弃经济战斗的领导。其实在赤色区域的错误问题是更严重，因为这里是有我们政权的，是要做给全国的工人农民看。

　　（5）苏维埃区域土地政策经济政策上的问题

　　苏维埃区域的政策上，不但要注意现时革命阶段民权主义的任务，而且要注意根本上列宁主义政策的问题——要使全国工农群众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否明白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像托洛斯基的主张一样，认为小农是不堪走向社会主义的，所以用强迫的办法去建立苏维埃国立农场和集体农场（共耕）——这种办法现时民权主义革命之中不能用，就是将来进到社会主义阶段也是不能用的。我想那些要现在就没收富农全部土地，不许土地买卖，不许租佃（资本主义的），就算是贫富均匀保证剥削关系消灭净尽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这会场上也许没有了。但是我们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了，是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在里面，有十六万以上的农民，还有地方会发生这一类思想而且实行起来：不是投降托洛茨基的反中农的思想，就是投降富农的富农路线。我们在群众中，不仅是领导苏维埃区域的斗争，而是要做给全国民众看：在我们的政府之下是如何的设施；不仅农民问题如是，即经济政策亦如此。这里我们是说右和“左”的倾向都要反对，在执行这些问题时候，我们自然还是要认清以反右倾为最严重的，是因为党现在主要的危险现象，并非比群众走得太远，却还是落后——落在群众斗争之剧烈和深入的后面。我们在许多斗争中还不能抓紧自己的领导权，在工作中，或是反黄色工会而不加入黄色工会，政治斗争中不注意经济斗争，不深入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在拥护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中，不注意与一切斗争相联贯。这些问题上所以国际决议案上指示要集中火力反右倾的危险。别一方面，左倾的危险仍是不可忽视的严重，如对富农问题，对经济政策问题，不再详细说。这种错误不仅是太急进，而且是加强了右倾的立场，使他们可以说：“我们是对的。”在党内是如此；在群众中就是帮助了富农、黄色工会，使群众离开我们。革命进攻和争取群众的任务互相隔离起来，那就是策略上的根本错误。因此，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非常之重要。我们要能够真正胜利的从群众局部的进攻形势，进到总的革命进攻，就应当更加努力去发动领导极广大的，以至落后的群众起来，同着他们的先锋队一同斗争——达到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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