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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政兄:

  前一礼拜,已经有一封信寄上,附有中俄文的国际执委致中央的信(论改组派的);今天听着少年国际[1]驻华代表(英国人)的口头报告,更知道国内一般的情形。不过你们这次带来的文件,尽有英文、德文的,没有中文的,因此,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要等他们翻印翻译。而且少年代表还答应我们细谈一次。所以我还不能对于国内的一切情形有详细的研究。很可惜的:独秀的三封信[2]的汉文原稿,你们都没有送来,对国际[3]亦没有政治局正式的汉文信件(关于中央全体会议亦然)。很可惜的。现今交通如此之难,一次差过便需等待好几个月,如何你们没有寄这些材料呢,如何总不对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写正式的报告呢?现在因为急走邮差之便,不能等待,先告诉你们下列的意见和问题:

  (一)中国革命高潮之已经开始是绝无疑义的。赤色工会之政治影响正在扩大,然而组织上之不发展是极大的缺点。农运的游击战争的新发展,正可以证明“轻视农民战争”之说,“农民暴动是无政府主义的胡闹”之说之破产。红枪会等原始农民组织,仍在反动影响之下,而我党的工作丝毫无可报告(英人如此说),亦是非常可注意的事。“轻视农民群众的革命作用”与“联合富农”之倾向,其同为机会主义无疑。兵士运动及饥民土匪的工作,以及反帝反军阀及其战争的运动之群众化,也应有更大更大的注意。当时一省数省政权之前途,现在可说证实不是“理论上意见上的争执”。总的革命前途,切切要放在面前,力争领导此高潮,……领导……[4]夺取政权,需要反对党内无意之中的右倾——悲观,取消主义(取消赤色工会),合法主义,争取自由主义之严格斗争,……尤其是联合托陈派[5],等待汪陈[6]等派之机会主义。

  (二)因此,在英人报告中,说独秀为最危险,其实,即表面上反对独秀,而实质上含有许多悲观取消之倾向,许多妥协之倾向,必须认为是党内主要之右倾危险。至于独秀,则必须采取“组织上的决定”,提出开除的问题。因为他是完全的消取主义,已不成其为党内派别。至于报告中说党内对独秀有相当的调和倾向,此事尤其令人不能不十分注意到右倾危险。国际等你们的电信。

  (三)国际反右倾的问题,反布哈林的问题[7],据说你们尚未讨论,这是太迟缓了。既然有了报告(英人说报告过了),有了我这里前后好几封信,中央政治局必须有讨论及决议,必须在全国党部之内实行广大的宣传。此事,国际方面也等你们的电信。

  再,邵力子的儿子邵子刚即日回国,他是党员,且为有用的人材,然而现在他可以利用做半公开的杂志刊物编辑的工作(如以前潘汉年[8]等类的出版工作)。只须党介绍他给相当的党外同情的出版团体,如创造社[9]等类,至于党内工作,可在视察之后。此人颇聪明,但骄傲而有知识阶级习气。余后详。

  秋白 十一月十四

  注释

  [1]少年国际,即少共国际,又称青年共产国际。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并选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1921年执行委员会迁往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少共国际。

  [2]独秀的三封信,见本卷第692页注⑥,独秀即陈独秀,见本卷第650页注⑥。

  [3]国际,即共产国际。

  [4]原稿有数字不清。

  [5]托陈派,即当时称托洛茨基陈独秀派。

  [6]汪陈,指汪精卫、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

  [7]指从1929年1月起,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和联共(布)党内所受的批判,并先后被撤销《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执委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8]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共党团书记。1931年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1933年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

  [9]创造社,1921年夏成立,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田汉等主持。曾先后出版《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和《创造》丛书。1929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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