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瞿秋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我们来不及等待你们通报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活动和路线，就来谈谈我们对中国当前局势的看法，并就共产党的几项重大任务提出以下初步指示。

　　一、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这个危机表现在：1．各军阀集团之间再次因内讧发动战争，而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彼此间矛盾日益激化的帝国主义列强；2．形成了以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为首的、同南京国民党抗衡的国民党改组派，这个派系在一个军阀集团（张发奎）的支持下登上了政治舞台；3．由于反苏的冒险行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矛盾的加剧，而使整个局势呈现复杂化；4．吸收外国资本大量投资和修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一切打算，都成了泡影；5．国民党的整个国内政策明显地破产了，既没有把群众的革命运动彻底镇压下去（使用了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手段），也没有一丁点儿可能性实现国家财政和军事上的统一；6．由于外国资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一系列工业部门出现萧条现象；7．持久的、日益深化的农业危机，在当前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的束缚下，是毫无出路的；8．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本来已经难以忍受的境况，又普遍恶化了；9．工人运动高涨起来，它是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奏；10．农民运动，特别是游击运动活跃起来。

　　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盟，企图在反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国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如果说，在南京政府统治的初期，尚能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稳定发展的某些现象的话，那么现在，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增大，经济危机的深化，上层统治集团再度分崩离析，以及群众性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原有的各种矛盾又广泛地重新暴露出来。全民族的危机能否迅速转变为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是不能预言的，不过，现在就可以而且应该开始让群众做好准备，以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并应积极开展和扩大各种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如群众性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游行、游击队活动等等）。

　　二、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整个资产阶级结成统一的反革命联盟，其目的是镇压和消灭一九二七年底的工农革命运动；这个联盟在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取得胜利的初期还继续存在，而目前，这个联盟的内部矛盾和分裂正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尽管所有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性是共同的，尽管它们在对待中国内部以及中国同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上采取了大同小异的立场，这个联盟现在还是分裂为两个主要的政治集团。

　　第一个集团纠集了军阀、封建地主和本国大资产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买办和银行阶层，但也不尽然）。目前这个集团的政治代表是国民党当政集团和非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即蒋介石集团、西山会议派、安福系[1]、冯玉祥、阎锡山、桂系[2]等等）。由于经济结构多种多样，中国各地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就可以表明这些集团的阶级本质各具特点，因为这些集团代表着地主和本国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派系的利益。但是，它们都俯首听命于外国资本。由于封建割据以及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斗争的场所和争夺的对象，这就表明了这个政治阵营的内部是不会有和平的，必定要发生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

　　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派，即一部分工商业资本家，企图在政治上形成第二个集团。它和目前执政的国民党唱对台戏，并向中小资本主义企业家、心怀不满的小地主集团，以及城乡小资产阶级上层（剥削阶层）散布自己的影响。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在政治上就代表这个集团。这个派系大造社会舆论，提出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而斗争的虚伪口号，目前正企图利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来革新南京政权和防止爆发新的革命。这个集团同代表它的“改组派”一样，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工农革命运动的死对头，它敌视苏联，而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则采取彻头彻尾的妥协让步和卑躬屈节的态度。这个情况明显地表现在“改组派”依靠“本派”的军阀（张发奎）采取军阀主义的行动，并同北方的军事首脑人物（冯玉祥等人）建立了同盟。这个集团所代表的那些阶级，虽然想在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找出一条摆脱持久危机的出路，然而它软弱无力。它虽然也想改变现存政权的社会本质，但是在这方面，它同样地也是软弱无力。在独立的工农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条件下，它就会极其迅速地放弃对现存政权的反对派立场，而当无产阶级和农民起来进行坚决的阶级搏斗的时候，它就会立即同第一个集团同流合污，投入统一的资产阶级地主的反革命联盟。

　　但是，由于“改组派”（这个派系还对“革新”国民党存有一线希望）还没有在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原形毕露，所以在目前革命高潮初起之际，坚决反对它的反动的妥协主义影响，乃是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和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前提。

　　同这两个反动政治集团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个唯一革命的阵营。这个阵营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

　　由于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的背叛，由于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屈膝投降，国民党的各种政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和蜕化。任何不加批判地把当前时期和武汉时期各政治集团等同起来的企图，都是严重的机会主义的公开表现。绝对不能把中等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派的暂时地、有条件地脱离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盟，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单独行动，或说成是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右倾分子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资产阶级阵营内部的各种变动与结合，却始终不肯做群众性的工农革命工作。

　　实际上，这个中等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派，在南京政府彻底破产以后才分离出来，这仅仅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次新图谋，它打算通过宣布改组国民党来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从而麻痹或延缓革命的爆发。改组派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自己参加军阀混战描绘成争取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描绘成争取恢复“真正的国民党”的斗争。他们恰恰是为了挽救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免于灭亡，而不是为了消灭这个反革命势力，才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

　　三、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改组和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预示着中国出现深刻的全民族的危机。

　　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涨都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张发奎的行动和蒋冯之间的战争表明，民族危机的发展再次以军事和政治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各军阀集团之间的战争，虽然是资产阶级地主联盟反革命政策的直接继续，但也在客观上削弱了统治者的政权，把群众卷入到政治斗争中去，激起群众更加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从而有利于推动独立的工农运动。

　　农民战争是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涨的另一个特点。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并没有彻底把农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受反动派领导的、但由于有广大群众参加而在客观上起了革命作用的回民起义和“红枪会”起义等等，特别是中国多数省份普遍开展的群众性土地运动，过去得以保存下来、最近又扩大和巩固了的苏维埃地区，以及南方从未间断过的游击战争，这一切已成为中国革命运动高潮今后不断发展的渠道。但是，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发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自一九二七年遭到沉重失败后，现已摆脱了抑郁不振的状态。无产阶级的经济罢工斗争在不断发展，这种斗争已有转向政治斗争和游行示威的趋势。工人运动中的这些情况，使共产党得到了加强。它在五月三十日、八月一日和九月一日卓有成效地领导了革命的游行示威和罢工。

　　但是，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依然落后于不断增长的群众的不满情绪、积聚的革命热情和自发的运动。多数赤色工会还不是群众性的组织。黄色国民党工会[3]还有很大影响。“改组派”在北方对黄色工会的影响更大。共产党没有在黄色国民党工会中认真做工作。共产党还没有把主要的、革命的产业工人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尤其是，党没有解决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的任务，也没有解决要掌握对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这个当前的头等任务。党还没有直接发动、组织和领导广大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

　　在共产党内，对党的策略和政策的基本问题，还存在着严重的摇摆不定的情况（陈独秀的取消派[4]同“改组派”和黄色工会官僚联合的趋向，否定支持和领导农民战争的必要性的趋向），这就阻碍了党在革命高潮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去领导群众的独立斗争。

　　党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即革命工会运动和党本身的组织程度落后于发展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对于中国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最主要的危险。

　　四、上述种种决定了党的最近时期的任务。作为前两封信（关于农民和工会的信件）的补充，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注意在目前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下述基本任务：

　　1．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革命群众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5]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2．同时，争取影响群众的斗争，即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首先应当指向那个企图利用群众不满情绪的所谓“改组派”，这班人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必须立即开展一个最坚决的、尽可能有更多群众参加的运动，以消除“改组派”的一切影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必须加紧揭露“改组派”的工人纲领和土地纲领，因为实际上，它们是反对工人、反对土地革命，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别重要的是，要向群众说明“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这种态度非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问题[6]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要坚持不懈地揭露“改组派”的假民主，他们主张“党权”的原则（根本不许群众参与政治生活），他们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只是为了建立其他军阀的专政。显然地，绝不可同“改组派”建立任何联盟。如果建立了这种联盟，那就无异于把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拱手让给反革命的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去领导，以致必然造成革命运动的失败。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开展工农的独立斗争。

　　3．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集中全力去发展政治罢工。应当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地方，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4．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要利用帝国主义者的一切暴行来启发群众的革命激情，组织政治示威和罢工，力求工人阶级广大阶层都参加，并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运动，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必将给予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革命化影响，使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由于满洲的冲突[7]，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5．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洲地区，在毛泽东、贺龙活动的地区[8]。要坚决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特别是对游击运动）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的倾向。要重视对士兵进行的工作。要解除军阀部队的武装和占有它们的辎重，尽量武装工农队伍。要占领和巩固军阀所放弃的地区。要在农民的群众革命斗争扩大和发展的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根据地。在存在苏维埃政权的地区，要加紧进行没收地主土地、武装农民和建立苏维埃的工作。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要在全中国积极开展农民的群众性的斗争，领导和加强农村中反对国民党、地主和军阀的日常斗争。要使党在组织“红枪会”和回民起义之类的工作方面，有所转变。要在工人群众中努力解释农民斗争的任务，全力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五、只有加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战斗力和积极性，才能顺利解决上述任务。在新的形势下，共产党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为了不再重犯业已基本克服的盲动主义错误[9]，党应当全力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共产党的队伍团结一致，积极活动，大胆地把努力奋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优秀骨干充实到党内，坚决地反对脱离党的总路线的机会主义倾向。

　　现在，党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保持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性。党应当同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纲领进行无情的斗争，因为这个纲领否定正在发展中的革命高潮，甚至否定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客观前提。

　　必须继续加紧揭露托洛茨基主义[10]的反革命本质，同时要指明，托洛茨基分子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右倾取消主义分子的论点的补充。

　　党应当把自己队伍中的那些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主义分子清洗掉。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心理和倾向，这种心理和倾向会削弱对“改组派”的斗争，会把“改组派”误认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会对农民战争的意义估计不足，会轻视和阻碍群众的革命热情和主动精神，会降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和领导作用。这些倾向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倾向就是否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就是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抱尾巴主义态度。如果共产党不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它就不能起到发动、组织和领导新革命高潮的作用。

　　译文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注释

　　[1]安福系，1918年依附于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王揖唐等为准备国会选举而经常在北京安福胡同活动策划，故被称为安福俱乐部；把持国会，帮助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当时称为安福系。

　　[2]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广西军。

　　[3]黄色国民党工会，即黄色工会，见本卷第102页注④。

　　[4]陈独秀的取消派，见本卷第403页注20。

　　[5]奉系，指以张作霖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军阀。

　　[6]中东铁路冲突问题，又称中东路事件，见本卷第511页注44。

　　[7]满洲的冲突，指中东路事件。

　　[8]指湘鄂赣地区。

　　[9]指1927年下半年开始的“左”倾盲动主义。

　　[10]托洛茨基主义，见本卷第60页注18。

　　(1)本文是作者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信。曾在1929年12月29日的《真理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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