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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7)


  七

  中国农民运动策略的正确的指出,取消联合富农的口号和其他机会主义的说话,精确的说明对于乡村里各社会阶层的关系,这并不应当动摇:中国现在的革命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质的定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上的主要任务既然没有解决(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度没有消灭,外国资本的统治没有取消,军阀制度没有消灭,中国没有真正统一),那么,中国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的最初时期,仍旧保存着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同时必须指出:解放斗争的阶段上,已经要无产阶级去团结贫农而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全体农民的领导作用,这种情形,再加上其他的情形,正应当对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速度,有良好的影响。”

  这才是正确的对于农民问题与革命性质问题的正确的答案,而不是托洛斯基式的解释。史太林同志说: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权问题,不能因为革命的失败或退却,即说切合于政权问题的总的战术路线就不对了。中国无产阶级现在仍旧应当领导“全体农民”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同时,丝毫不模糊农民内部的阶级对抗,尤其要认清一切豪绅地主式的剥削成分,包含着半地主的富农,而且是与“农民”对立的主要矛盾。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经过了斯托柳宾的制造资本主义富农的政策,直到欧战期间,革命的性质仍旧还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列宁说:“整个的十年——伟大的一九〇五到十五年,——证明俄国革命有两条阶级路线,而且只有两条阶级的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惊醒了许多政治上睡着的分子,使农村的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的无产阶级……然而‘农民’和马尔夸夫[28],罗曼诺夫[29],赫沃斯托夫[30](地主)之间的对抗,是加强了,增长了,剧烈了。这是这样明显的真相,就算托洛斯基在巴黎做的文章,有几十篇,有几千句,也“驳”不倒的。托洛斯基事实上赞助俄国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家,他们‘否认’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推动农民起来革命”(列宁集第一版第十三卷,第二百十四页)。

  否认农民的作用而放任农民在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和否认农民的作用,而公开主张联合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或者联合青天白日主义的富农,都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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