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3)|瞿秋白

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3)

　　三

　　许多的战争和军阀的统治，几乎完全毁坏了中国的人工灌溉的一切设备，帝国主义榨取中国的原料而破坏中国茶丝等类的生产。地主的剥削日益加重，高利资本的兼并和压榨，军阀官僚的无限制的掠夺……引起空前的大灾荒，重复的水旱蝗虫。一般说来，农民群众简直不能实行简单的重复生产。单就前年和去年的灾荒来说，据官场消息，灾区扩大到十七省，灾民总数在五千七百万人以上。这样严重的农业危机，使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极端的恶化，极广大的贫民化。中国的反动派没有能力阻止这种过程，没有能力减轻农业的危机。中国豪绅地主的封建势力仍旧处于统治的地位，他们的发展前途，正是加重封建式的剥削，即使和商业资本更多的混合生长，也不是什么“文明化”——不是蜕化成为教科书上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而只是在变态的新形式里，继续实行封建的剥削。至于资产阶级，在战争破坏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情形之下，在外国资本加强压迫之下，他的发展趋势，不是独立的民族工业的形成和扩大，而是民族工业的缩小，民族工业的“非民族化”，而是更多的移转资本到封建性的土地私产里去，移转到高利贷资本和商业买办企业里去，移转到“政治投机”（内债）里去，——而做包捐包税等的勾当。资产阶级并不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和封建性的土地关系更疏远些，他和整个的封建性的剥削系统联系着。他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和豪绅地主有多大的原则上的不同立场。南京政府既然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自然，他没有丝毫能力解决什么土地问题，并且他用天下最残酷的白色恐怖，答复任何一种农民的解决土地问题的企图。

　　固然，南京政府之下有一个胡汉民的土地委员会。可是，第一，胡汉民土地委员会的土地法草案，没有丝毫实行的意义，这不但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土地改良法案，并且比不上斯托柳宾[12]式的地主阶级的土地问题“解决法”。第二，胡汉民的土地法草案，只是表面上说“平均地权”，“按照政府所占地价收买土地”，事实上极端明显的，只有一个整理田税的用意，就是把半世纪以来事实上所加的田赋（附加税，银两折算，陋规等等），加以法律上的承认的企图。这就是更加增多政府税源的办法。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忽然完全破产，南京政府居然会统一中国[13]，中国居然会有所谓法律，居然可以按照这草案实行收税，那么，这尚且不是斯托柳宾主义的实现，而只是更加使农民群众的破产，即使地主豪绅阶级更加加重对于独立的小农民的剥削。再则，南京政府在农民暴动的危险之下，继续武汉政府[14]的口头禅，常常谈“二五减租”[15]。但是，国民党的“二五减租”，完全是欺骗民众的宣传。两湖广东已经屡次用政府和党部的命令，取消“共产时代”的二五减租的决议。就是浙东几县所实行的二五减租，现在也已经由省政府公布取消（今年四月二十二日《上海新闻报》[16]）。江苏省并且设立专门惩办佃农的监狱。

　　况且，现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和北京政府[17]时代政权的不同，不但在于：国民党的政权已经不是纯粹官僚买办的政权，而主要的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且这种不同，还在于：现在国民党的政权，是经过群众土地革命的袭击而勉强保持着的政权。所以这种政权的“土地改良”宣传，并不是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真正愿意或者能够实行什么改良，去造成整个的一个富农的阶层，使他们做国民党政权在乡村之中的基础。“土地改良”的宣传，反而证明中国乡村的不能安静，证明农民暴动的危险，对于国民党政权，还不是“儿戏”的。

　　至于事实上，国民党的“农民政策”是各省各县国民党（军阀）政府，尽在增加无奇不有的苛捐杂税，加重盐税等等……实行实际上的军事封建式的徭役（拉夫、拉车等）。至于有些省份设立所谓村庄制度，恢复保甲，实行联保，“用新的豪绅代替旧的豪绅”这更说不上是国民党依据富农的政策。这是用新的力量维持旧的统治：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政权的变更[18]，并没有变更政权的阶级基础。何况，所谓保甲式的村庄制度，不是什么民权主义的乡村自治，而是更周密的封建统治。如果这些可以称为“土地改良”，那么，这种“改良”，只是更加加重一般农民群众的压迫，束缚，饥饿和死亡——加深农业的危机。

　　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和这种背景上日益恶化的农民群众的生活，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农民群众反对地主军阀的斗争。极大多数的农民，简直是绝对没有出路，而只有拼命的斗争。所以，一九二七年以来极端的白色恐怖和清乡，不能威吓住群众的剧烈斗争。中国国民党和地主，能够消灭农民的小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消灭农民的游击队，但是他们不能阻止别的农民的小苏维埃成立起来，不能阻止别的游击队又暴动起来。其他农民原始的暴动更是非常之多。一九二七年末更到现在：（一）农民的游击战争，仍旧陆续的发生，此起彼落的不断爆发。——朱毛的游击队[19]等，在去年六七月间在湖南江西边界有一时期的发展，今年三四月间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边境又有一次的扩大势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报》又记载朱毛占领好些县份。并且满洲的报上有许多通信，说汉口附近新发生五六千的农民军，四川有将近有一师兵士的哗变和农民联合……其他如地方农民抗租抗税的斗争，不断的有许多消息。（二）中国北部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20]许多种名目的原始农民组织，一年以来也是不断的“骚扰”；其中的指导的往往在小的豪绅富农手里——他们的政治理想，不但是根本不提土地问题，并且用迷信宗教式的秘密结社方法，笼络群众，而领导到真命天子的崇拜。固然，劫富济贫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旗帜，也往往可以看见，可是，比较是占少数。只有相当有共产党影响的地方，这些原始农民组织，能够转变他们的“领导者”，或者分裂起来，例如河南有些红枪会分裂出贫农的光蛋会。此外，豪绅富农，领导群众走妥协的道路，去跪香请愿，要求减税的运动，也是时常可以听见。（三）因为饥荒特别重大的原故，甘肃回民在一年之中有两次巨大的暴动，其中有许多回族的农民参加。最近，又有第三次暴动的消息。回民暴动的旗帜，是单纯的民族主义，他的指导，虽然还在所谓“回绅”手里，可以受反动营垒，某些派别利用。但是回民群众的革命活动，的确有客观的前提，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

　　所有这些运动和斗争，都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进行，都在中国革命第一次高潮受着打击而低落下去的时候，接着就起来。这很明显的证明：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不能解决中国封建势力和农民群众的矛盾的丝毫，中国的农业危机的激烈和深入是如何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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