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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政局:

  和森兄来[1],因此略知近况。此地所接材料虽多,然仍无兄方自己编就的系统报告,始终感觉这是一个缺点。我还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和东扯西拉的忙,既不能养病,又不能如我所愿的写些译些东西,真是无可奈何。现在只就目前三个问题写些消息报告你们:

  第一,此间不日开国际执委全体会议,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战后第三时期[2]的政治总问题,二则一年来加剧的阶级斗争——各国罢工中的新策略(下层统一战线)的详细规定。大概国际反右倾与调和派的斗争,这次须有一终结。[中国问题这次不特别讨论。]等会完之后,当写些文章寄回。

  第二,中国农民问题已经在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一信[3],想早已寄到。原来米夫[4]要在东方部提议以东方部名义写信,并且草案中说列宁之“联合全体农民”(民权革命阶段)之口号不适用于中国。我反对这个办法和意思,所以改成现在的样子。这信的主要点:(一)既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的名义写,则当然要直接指出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加紧反对富农”之不精确不彻底的定义;(二)说明联合富农口号之机会主义的错误;(三)说明富农的名词是包含小地主式(半地主)与自己经营农业雇用工人之两种富农;(四)对富农之态度应当是:(1)反对“富农半地主”和反对小地主一样,(2)与参加反军阀反地主之富农争领导权,(3)领导雇农反对地主以及一切富农之阶级斗争,而且独立组织之;(五)可是这决不改变中国革命现时阶段之性质(民权性质),决不能认为中国已经是应用列宁对俄国二月革命[5]后的农民政策(即:“联合最穷的贫农,使中农中立,去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决不是如此的。如果如此,更是杜洛茨基主义[6]——“中国革命当从无产社会革命开始”了!中国现在是“团结贫农而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全体农民的领导,去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统治;(六)中国的主要矛盾,仍旧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国有一切土地,正是取消封建制度的土地私有的政纲。所以决不能以“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解释成“决不没收富农土地”;(七)现在中国就应特别注重团结贫农,却也是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速度将要加快的一个原因。这信很重要,请中央特别注意。关于富农的名词,中国用惯的意义,和这信里所用的不大相同,也要注意。名词的争执是无所谓的。(泽东有一信,说湖南某县暴动后富农完全领导下级苏维埃机关,并且分地时还要多占肥地,——我想他所指的,当然不是半地主的富农,出租田地的富农)。

  第三,中大[7]的问题

  中大的情形,仍旧和去年这时候一样。改善很少。我们以代表团名义提出一意见书,兹将底稿一份寄上。请你们必须发表意见,正式写信到东方部和联共中央。我们当遵照和中大继续交涉。我的意见是:1)此校旧习太深,爱斗纠纷,2)此校要求多派工人来,然无工人适用之教材与教授方法。必须给他一个时间,好好改组,然后送来的工人方能受着益处。

  第四,我的时间是天文上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兼顾中大方面的事务,中大方面对邓、余[8]又常表不满的态度。请决定特派一人参加管理学校事。否则将我从国际撤退,不管其他一切事,专管中大事。可是我绝对无组织上的才力,我至多只能在中大做笔译的翻译头,我也愿意的。撤退我的代表资格,我来干翻译。请快快给回音。

  秋白.二九.六月十五.

  注释

  [1]蔡和森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于1929年1月来莫斯科。

  [2]第三时期,见本卷第10页注②。

  [3]此指1929年6月7日由瞿秋白起草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4]米夫,见本卷第351页注②。

  [5]俄国二月革命,见本卷第251页注37。

  [6]即托洛茨基主义,见本卷第60页注18。

  [7]中大,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1925年成立于莫斯科,1929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停办。

  [8]邓、余,即邓中夏和余飞。

  邓中夏(1894—1933),原名康,号仲澥,湖南宜章人。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5年6月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

  余飞,回国后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

  (1)本文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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