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瞿秋白

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

　　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1)（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因为纲领和殖民地问题还要专门讨论，我今天只对总提纲简要地提点意见。先谈国际性问题，再谈中国问题，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有一系列重要的策略问题。

　　同志们知道，中国人一般都有点“民族局限性”的缺点，虽然中国共产党内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知识十分贫乏，尤其是在国际问题上。因此，我只是提出一些国际问题。我对其中许多问题不甚了然，但是，仍想谈谈布哈林[1]同志在提纲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的形势。现在总的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稳定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我们面临着战争危机、反苏战争的危机以及干涉中国革命的危机。

　　共产国际的总任务就是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可能这三项任务就是所谓第三时期[2]的特点。但是，我认为，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在经济分析方面，当谈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技术的改善等等情况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的经济形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

　　农民的作用，不论在东方和殖民地国家，还是在欧洲国家，对将来的战争都是举足轻重的，一般说，不会亚于农民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所曾起过的作用。这个问题同共产国际的整个策略问题，即同无产阶级对待农民的策略问题有关。许多同志，特别是罗马尼亚、波斯[3]、保加利亚等代表团的代表们已经提及这一点。我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而且建议在提纲中更确切、更清楚地阐述这个问题。

　　至于殖民地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当清楚的。现在，殖民地农民广泛赤贫化，许多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农民起义频仍，欧洲各国国家资本主义方兴未艾，这种有组织的资本，必将变本加厉地剥削本国的、特别是殖民地的农民。如果战争就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那么殖民地和许多东方国家，即所谓农业国，恰恰就是原料产地。由于殖民地国家中的土地逐步兼并到地主和高利贷者手中，农民乃丧失土地，东方各国的土地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我们亲眼看到，印度和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中心课题，是目前时期革命的主要内容。如果发生战争，尤其是太平洋发生战争，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农民就一定会表达自己的要求。

　　现在我谈提纲的第三点。这里对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作了精采的分析。我认为，似乎应该更详细地分析所谓太平洋问题。现在大家都认为，或者说，最低限度倾向于这种看法，一旦战争发生，远东将会起到第一次大战期间（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巴尔干各国同样的作用。太平洋问题涉及到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和印度。这里是世界矛盾的总汇。由于日本干涉济南[4]，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虽则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尚未发生，但是，日本、英国，现在又是美国（美国支持蒋介石）所操纵的中国军阀间的混战已在进行。我认为，这就是应该详细剖析的太平洋矛盾的问题和课题，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党还很年青，不具备国际经验，还不能独自剖析具有这样重大国际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世界意义，它不仅对殖民地、而且对欧洲和美国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是当今世界霸主，它将在太平洋战争中起主要作用。

　　中国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在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会期间，未曾收到有关国际问题的任何决议。我们只收到最近一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5]，而那也已是会后两个月才收到的。我们代表团在讨论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时，对于其中提到法国党内对第九次全会关于法国问题的决议持有某些反对意见这一点，我们不了解内情。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些过去从未能找到的资料。这样我们才碰到了直接涉及中国的远东问题或太平洋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在大会上提出来，还需要通过书籍或小册子广为传播。如果不能在大会上提出，那么今后执委会就应当向所有与太平洋问题和印度问题有关的国家发出指示。

　　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6]似乎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不错，提纲中提到了战争，提到了保卫革命，并且还有一个特殊问题——保卫苏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当时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承认苏联。只有在中国革命蓬勃发展、开始威胁英国之后，英国才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7]。而这是不久前，就是去年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提纲中还是应该提出第三时期，但是，要更详尽、更准确地指出，列强何以在现在认真准备反苏战争，而不在我们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等等。这些问题应当有比较明确的阐述。这对于那些缺乏国际知识和国际经验的各党尤为必要。

　　现在我再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姑且不谈我们领导上的机会主义错误，我只是要说，这次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强大。帝国主义者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国内反革命力量的实际组织者。一九二七年初，中国革命战争高潮时期，没有得到西方（如德、英等国）无产阶级的强大革命运动的配合。印尼和印度也未发生殖民地起义。即使当时发生这种情况，其规模也不足以造成对我们的声援，就更不必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上升的形势，而英国总罢工[8]已是失败的局面了。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向我们每个兄弟党提出这样一项任务，即在第三时期，可能发生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时期，西方和东方要协调一致地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其次，必须指出，由于阶级力量经历了重大改组，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现在更加增强了。我们多次谈到的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广州起义以后，中国革命抛弃了任何右的和左的国民党的旗帜，现在正在并永远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前进。

　　我们知道，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的工人运动呈现出消沉情绪，当然，目前它已不像城市工人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的恐怖时期那样突出地令人感觉出来。但是，农民自一九二七年秋开始到现在，从没有停止过地方性的起义。他们建立的区、乡苏维埃有一百三十个。其中许多遭到反动派破坏，但是也有一些保存下来，或又重新建立起来。保存下来的苏维埃，驱逐了本地的地主豪绅之流。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的城市起义（如广州起义）不能取胜，如果胜利又得不到巩固，那么中国革命能否（哪怕是在几个省内）胜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因此就要求我们加紧做好工会的群众工作，以使工人运动恢复元气，以使中国工人阶级能够真正领导农民。关于我们的错误，现在我想讲几点看法。我们不去计较别人要对我们的错误承担什么责任，我们也不想文过饰非。对我们至关紧要的是，应该弄清楚我们的错误究竟在哪里。问题就在于，在武汉时期，我们对待农民的策略，以及我们与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完全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人插话：对！）如果过去我们说过，甚至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是必要的，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要变成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期，本来是联合小资产阶级，我们自己在政治上却变成了小资产阶级。再者，也不能说，既然我们应当和全体农民建立联盟，或更准确地说，和农民的大多数，即贫农和中农建立联盟，那么我们就应该变成农民。我们曾经有过，或许直到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既然农民群众要求平分土地，那么我们党，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应当同意这种纲领。他们真以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要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端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要贯彻这条路线，我们就得有独立的阶级立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领导中国农民。谁都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已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阶级，完全投向了反革命阵营，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依然是革命的动力。革命斗争的矛头不仅是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要指向中国资产阶级，因为不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不推翻国民党政权，不打倒一切军阀，不完成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解放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力争在城市中建立立脚点，争取群众，为新的高潮做好准备，因为除了革命以外，其他任何途径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现在我不能详谈这个问题，我只是要说，目前中国反动政权保持“稳定”是可能的，其他一切情况也都是可能的，但是，要想使中国资产阶级（即使有美国资本的帮助）完成中国的土地改革，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的形势是，赤贫化在加紧发展。在南方，各地农民起义屡有发生，有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农会。在北方，运动具有原始的、半宗教的农民战争形式（北方农民起事，多数被富农、甚至小地主操纵，他们暂时也反对军阀）。农民问题，就谈这些。士兵问题不可忽视。士兵也就是破产的农民，他们既不能到工厂做工，又找不到别的工作。就是这些农民和士兵——汪洋大海般的群众，现在每天都在威胁着土豪劣绅，使他们丢魂丧魄。只有彻底消灭农民和士兵，才可言消灭革命。但是，当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挺身起义的时候，是任何人都不能抵挡得住如此广大群众的。显然，由于中国的这种形势，军阀混战必将持续下去，必将成为形形色色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产物。但是，如果有国际背景的军阀混战继续打下去，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和军阀齐心协力仍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即使是用改良方法去解决农民问题，那么这一切还不意味着目前的中国革命已然胜利在望。不，我们的敌人十分强大，他们虽然彼此火并，但同时又组成统一战线镇压我们，他们用白色恐怖，用你们西方同志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扼杀我们的运动。我们这里还在奢谈法西斯主义是何许物，工会官僚和国家官僚的结合又是何许物，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所有这一切我们太熟悉了。中国之所谓工会，本来就是遵奉国民党政府、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之类的旨意建立的。它们干的是白色恐怖勾当，而我们所知道的意大利做的那些“小事”，它们是决不干的。它们在杀人，它们在杀工人，在广州三天之内就杀了五千七百名工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杀人，而是施展亚细亚式的残暴手段。我无法用俄语来表达这种恐怖，因为对应的汉语词是难以翻译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我们必须工作。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准备新的高潮，因为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出现了某些征兆。因此，我认为，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对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评价，是正确的。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这个任务也就是为今后必将出现的新高潮，即为准备武装起义做好准备。在新高潮必将到来的情况下，我们党和中国无产阶级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党在必要时机做好起义准备，因为只有采取武装斗争手段，才能打倒整个国民党败类。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完成和解决中国革命任务。我认为，提纲应当明确规定我们的任务，若是笼统地谈工农的群众工作问题，那这个任务对一切时代、对一切党都是适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曾指出，现在必须明确规定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必须强调指出，现在，在两个革命浪潮之间的时期内，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党的责无旁贷的、刻不容缓的总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或者起码在较大范围内，准备必胜的、有组织的武装起义。

　　因此，在工人、农民和工会中间做群众工作、巩固党等等，乃是头等重要任务。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清形势。

　　最后，我谈谈倾向问题。有人认为，如果说西方各国存在着右倾危险，那么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就有“左”倾盲动主义的危险。不错，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盲动主义危险。大家可以看到，倍受压迫和贫困破产的广大群众，往往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我们党应当坚持布尔什维克路线，领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不是跟在他们后面跑。但是，在济南事件以后，当城市反帝运动开始有些活跃，小资产阶级群众趋向“左”倾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发生新的右倾——机会主义重新抬头。阐述这个问题的文件，是我们在听过布哈林同志报告之后收到的。我们的文件指出，近来在六月底，有些同志认为，现在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应该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应该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还不止于此，而且居然还通过党的组织作出了这样的决议。何谓恢复民众运动，大家昨天可能看到了《真理报》的报道，目前，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要求“恢复”或“重建”（两词汉语含义相同）民众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当国民党还革命的时候，它设有工人部、农民部和妇女部、民众运动委员会、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等形形色色的组织。现在，这些东西早已无影无踪了。广州起义以后，各种力量两极分化，国民党乃明令禁止“民众运动”，取缔了上述各部，而现在资本家、银行家和“第三党”[9]，却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正在兴起的工农革命将要推翻他们，需要下点功夫美化和粉饰国民党制度，为其恐怖政策开脱罪责。“虽然我们搞反共的恐怖活动，但是你们不是看到我们开始组织工会了吗？”正是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恢复民众运动。可是，我们的同志却要提这种在工农队伍中产生幻想和造成混乱的口号。我们应当号召群众起来争取自由，而不是“号召”国民党恢复它的“民众运动”。至于国民会议，这个问题大家是很清楚的。即使我们依旧不提苏维埃口号，难道能够不提武装起义问题，不提坚决战胜国民党和军阀问题，反而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口号吗？不管召开什么名目的会议，现在一概不能提这个问题。召开这个会议的必然是军阀，而参加这个会议的必然是一切残渣败类、各式各样的“军阀走狗”。一切军阀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完全可能同时是某某“工会”的代表，但是，他们一定是李济深[10]、蒋介石或别的什么人委派的。现在我们决不能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的口号。否则，就可能意味着否定和取消苏维埃的口号。看来，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些右的倾向。（有人插话：对！）

　　最后，我要说，我们指出新高潮的一些征兆，指出它的必然到来，决不是聊以自慰，而是我们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我们的敌人是包括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力量。这不是笑谈！必须指出，我们应该锤炼我们的党，应该动员整个共产国际，以准备迎接远东的革命高潮。

　　因此，我向大会呼吁，号召一切外国同志关注远东问题，并尽可能改进我们之间——中国党和其他党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世界性的太平洋问题的重心之所在。今天我们在报上看到，英美正向满洲渗透。我们知道，日美英之间的矛盾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美国金融资本很可能企图借助于日本染指满洲、蒙古和华北。美日之间也可能爆发武装冲突。总而言之，我们共产国际各党对此应有充分准备。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化名：斯特拉霍夫

　　注释

　　[1]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ухарин，1888—1938），俄国政治家。十月革命后，历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真理报》主编。1938年以叛国罪被处死，1987年平反。著有《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共产主义ABC》、《过渡时期的经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

　　[2]第三时期，是共产国际对战后世界形势所提出的一种论断，认为1917年至1923年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1923年开始，为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第二时期；1929年起，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第三时期。

　　[3]波斯，今伊朗。古时称波斯。

　　[4]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所谓第二期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以保护日侨为名出兵济南，于5月3日向北伐军发动进攻，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令部队撤出。日军在济南大肆屠杀，造成五三惨案，中国军民死伤5000余人。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员蔡公时和17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至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山东撤兵协定后，日军始撤出济南。

　　[5]指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6]第二时期，见本篇注②。

　　[7]1927年5月26日，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8]英国总罢工，指1926年5月4日爆发的英国矿工大罢工和由此引发的全国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达600万人，使英国全国经济陷于瘫痪。工党控制的工会总理事会，经与保守党政府秘密谈判，于5月14日强令全国工人停止罢工。但矿工仍坚持罢工至12月。

　　[9]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他们反对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同时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汪精卫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瞿秋白当时把邓演达的“第三党”和汪精卫的“改组派”相提并论，都指为“第三党”。参见本卷《论中国革命》一文。

　　[10]李济深（1886—1959），早年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广州，1927年参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活动。后与蒋介石发生矛盾，曾被囚禁。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

　　(1)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瞿秋白留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是他（化名斯特拉霍夫）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讨论布哈林报告的发言。标题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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