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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革命》序


  《湖南农民革命》序(1)(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中国的真正老牌国货,便是土匪和官僚。土匪是革命党,官僚便是地主、土豪的代表。当然,这些官僚士大夫原本是土匪头儿的奴才。土匪头儿没有得志的时候,总是和失业破产的平民称兄道弟,等到他得志了,他便雇用收买许多士大夫、官僚来压迫平民,他便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1]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像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做皇帝。请看湖南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能力争自己的政权。他们打倒军阀、省长、知县大老爷、都团团总、土豪劣绅的政治机关。他们打倒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天下都城隍、城隍老爷、土地公、五圣神、大狐仙的神权。他们打倒宗祠、族长、宗长、房长们、叔、舅、爷的族权。她们打倒父夫舅姑的男权。他们自己的力量解脱自己的桎梏,要将压迫者剥削者,个个正典刑。这些龌龊万分的东西,都要他们自己起来,才能扫除。难道这些做过分么?当然,湖南农民的解放是得着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但是战场拚命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士是谁?也都是贫困的农民呵!

  农民打倒官权、神权、族权、男权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创造自己的民权。他们农民协会的民众参加县政,主持乡民会议的运动。民众已经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甚至打官司,交钱粮,减租,阻谷,办学堂,兴水利……都要自己来管。他们自己来管便怎样?要的是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农民没有土地,便是如鱼失水。农民要一个国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当然愿意纳税。但是,第一,他们必须自己来创造这个国家。第二,他们的国家不许有土豪劣绅私有田地。他们只知道自己耕田所得,分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国家,其他一概不能管。他们耕田纳税之外,难道还能承认地主劣绅的“不平等条约”。“率土之滨,莫非农土”!中国境内,不要有一个农民纳什么地主的租;农民只能租国家的田,不能承认“不自耕作坐收田租”的人。这就叫做土地国有。农民自己耕三亩田,享用三亩,耕五亩享用五亩,这些田地是只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耕种的人自耕自享,不能承认地主。这就叫做耕地农有!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2]一样

  瞿秋白

  一九二七·四·十一夜二时

  注释

  [1]察尔,英文(tsar)的音译,即俄国沙皇。

  [2]彭湃,见本卷第542页注139。《海丰农民运动》是彭湃撰写的介绍广东海丰农民运动的书,1926年10月出版。

  (1)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刊载了前半部分,未能刊完。当时瞿秋白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便将全文交中共中央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并为该书写了这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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