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1)（一九二六年八月）

　　凡是一种政治势力必定有他的经济地位，这是一个原则。军阀是现在中国的一种政治势力；为使我们国民革命的工作——打倒军阀能够得到成功，不致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我们必需要看清楚了军阀的经济地位。在各个繁盛口岸可以看到很多的买办、洋商，他们为外国商人作介绍者。这就是说：大商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媒介物。帝国主义要握有中国政治经济的生杀权，因此造成买办阶级也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势力。买办阶级当然也有他们的经济地位，就是帝国主义者透过这一个阶级在中国据有的经济地位；为使我们国民革命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能够得到成功，不致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我们也就要看清楚买办阶级的政治力量。

　　中国的资产阶级现在是非常幼稚，大资本家可说没有，工业资本是很单薄，生产的物品在中国尚不够销售。帝国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如此的，生产的物品是很丰富，在本国是销纳不了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必定发生两个相反的阶级，一个占人数的大多数，即无产阶级及农民，他们是没有力量充分的购买生产品。这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他们的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将他的货物销售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产业落后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安南[1]、朝鲜、台湾等，他们的侵略中国也便是为了这个目的。

　　外国的资产阶级要将货物输入中国，由外国人的手里卖到中国人的手里，他们必需要有买办阶级做他们的中间人。他们不找到中国人做他们的买办，将无从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销售货物，什么地方不能销售货物，什么地方要这种货物，什么地方要的是那一种货物。他们不但要销售货物，并且要吸收原料。要能知道那一种原料产在那一个地方，也必需要有买办。资本帝国主义便透过这买办阶级统治了中国的经济事业：工、商、银行业等；买办阶级是直接的统治者，帝国主义便是间接的统治者。

　　在上海、汉口、北京、天津等大都市中，买办阶级的权力非常之大，大银行、大公司……都在他们手上。上海的银行公会[2]可以操纵全国的金融，他们的举动足以影响全国银价的高低，金融上的一切事宜，出入，折扣等等都由他们规定。买办阶级的地位实足以统治一切。

　　这些买办阶级都是由地主蜕化出来的。

　　每一个人在国内各处地方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人物——绅士，他有很大的威权，在一个地方内的一切事情都得依照他的话办理。在各地城市或乡村中常有著名的某大先生，某二先生，某大老爷，某二老爷等先生老爷之流，他们讲的话总是比较有力量，有效验；平民或乡人，农民等小百姓讲的话是不会发生效力的，这是因为绅士们握有地方的政治经济权（例如，沈玄庐[3]先生在他家乡浙江萧山县，农民等大家称他做“三老爷”；我的家乡江苏武进县以前有个所谓“恽八老爷”，大家都称他做“恽老八”，武进地方的一切事务，这恽老八总可以包揽一半，知县都常常要请示于他）。我们这里所讲的绅士就是地主；在乡村或城市中固然也有没有土地的绅士，但是没有一个地主不是绅士的，就是没有土地的绅士，也必定是代表地主的利益的“乡村政客”。绅士们为要保存他们的势力，他们反对减租，保护旧文化。

　　绅士（地主）们与买办阶级在表面上是很少关系的，其实不然。

　　中国对外贸易繁盛的发展，地主由贩卖原料，或经营农村商业，慢慢的与城市商人发生关系，或变为商人，与洋商发生联系，最后地主便成为买办阶级的经纪人，或是自己成为买办（丝、茶、米等是最明显的例）。这一个关系，帝国主义扩大市场和搜寻原料，造成地主买办和帝国主义密切的联系。地主和买办在这样的关联之中，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两只手。

　　帝国主义者为要收买原料（这种原料因为中国自己的工业不发达，没有人能够使用，如其中国的工业发达，原料在本国有人吸收，那末现在这些买办未必会发生），帝国主义者便不得不雇佣买办，设立洋行公司于通都大邑，分行或办事处于中小口岸。买办他又必定要自己或使小商人到原料的出产地乡村中去搜罗，与原料的所有者地主接洽。地主们见到这种赚钱的交易，他们自然要集中更多量的农产品，以待善价而沽。地主们为集中农产品起见，遂想种种方法增加租率，无限制的从农民的手中掠夺他们的血汗。因此种种的关联，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实是农民。农民生活的苦痛实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所赐，帝国主义者的两位帮手——买办和地主的剥削掠夺所赐。

　　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苦痛，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

　　在各地县治或是农村，地主大半是兼为官僚，绅董或乡董要大地主才有资格做，县长面前也只有大地主才有讲话的机会。中国许多官僚，他们做过一任什么官之后，便刮了一层地皮去，回到家乡购置田产，这里证明了地主本来便是官僚。中国旧时的统治阶级就是他们——地主。

　　中国的农民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农民到不能维持他们生活的时候，只有二个办法：一是借贷，因此受绅士地主的重利盘剥，往往会因债务的日积月累，结果成为债主的奴隶；二是典当，凡是押铺及当店也都是地主绅士等开的，同样是被地主剥削。在乡村及城市中，讲起某人如何富有（这些富有的人就是地主绅士），终是描写那人有多少田地房屋，几家钱庄，几家当铺，几家漕坊（酱园、酒坊等），几家米店，这些也都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工具。地主绅士们有了这些权利，便在各处握住了全中国的经济命脉，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帝国主义没有侵入中国以前，地主绅士从农民那里剥削得来的钱财，除了供给自己享乐，间或做一些“慈善事业”之外，多余的金钱只能藏在地窖里，吃不了卖不完的米谷屯积在仓库中，很少有作用。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地主们剥削掠夺得来的财富，除供给自己享乐外，并可以拿出来经营商业，以前屯积贮藏起的东西都可以卖给帝国主义者，不论是米、葛、麻、丝、茶叶……帝国主义者是没有一样不要的。譬如在苏常[4]、无锡一带的茧行，从前一共只有二百余家，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千余家了。地主绅士等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他们得到了很多利益，农民却因此更加痛苦，因为地主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中国的农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们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如果中国的农民永远受着这样重的压迫，中国的工业一定不会发展，因为大多数的农民非常的穷苦，没有钱购买货物，工业品无从得到广大的销售市场。社会进化的普通公律：封建社会的崩溃，跟着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国的现象如何？一面工业不能发展，农业却又日益破产，农民都失业破产不堪困苦，集聚到城中来，又没有这许多工厂容纳他们，于是便成为兵匪。这是农民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问题。

　　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他必定勾结地主、大商人来尽量的销售货物，并且经营工业。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几个资本家，可说是有了一些工业，但究竟太少太衰弱了。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5]、上海等处的纱厂等等，以及南洋、旧金山的侨商，可以说是中国工业或是中国的资本家，但是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中国幼稚的工业遂处处受着限制、剥削，以致出品的成本昂贵，这样，如何能与帝国主义者进步的大机器生产，成品低廉又占着协定税则的便宜的货物竞争呢？如何能使中国的工业发展呢？帝国主义者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崩坏，建立了“帝国主义市场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无从建立。所以中国社会进化过程：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的建立，稍稍有一点工业的时期，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成为特殊的现象：一方面是工农阶级，一方面是封建的余孽地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掮客——买办阶级。

　　中国的革命势力——小商人、工人、农民，要推翻地主、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必需要明白这一个经济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我们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必需要知道帝国主义军阀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就是说要能够知道更具体的打倒他们的办法，要晓得他们如何能在中国生存。抽象的名词，空洞的口号是不能使他们受打击的。所以国民革命必需要是革地主买办的命，就是掘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命根——他们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上，国民革命的工作，打倒军阀，不仅只打倒袁世凯[6]，打倒吴佩孚[7]等几个人，要看清楚了现在军阀在中国所以有政治势力的根源，然后才能给他们重大的打击。

　　中国的军队与外国的军队同样是武装的组织，可是他们的作用不尽相同。外国的军事领袖无论他有多大的武力，但他不能有很多的政治作用，不会成为中国式的“军阀”。中国的军事领袖却不然，是握有政治的大权，成为特权阶级——军阀了的。我们要了解中国的政治问题，就必定要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军事领袖是如此，他们代表什么阶级。

　　在中国本来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在事实上各地或各省都是独立的，因为经济上没有更广大关系的需要，如像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经济关系。因此也用不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庞大的军备，和统一的指挥。所以历代名义上虽然有一个皇帝，实质上是并不统一。在太平天国[8]以前，各省的军队不满六千人，只有北京的御林军的人数才有一万以上。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如此的经济力量，不能养活许多兵，并且是无须乎这样。到现在不同了，因为农业的破产，很多困苦的农民，客观上的革命势力，成为土匪。有了很多土匪，于是必需要有武力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强盛的军队由此就渐渐的发生了。中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政府，因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的压制不能强大起来，还不能掌握政权保护他们自己，因此也不得不乞援于军人，于是政权便落于军人的手中。中国的社会依然是封建的形式，但封建制度却又因为帝国主义的侵入堕落了他的声威，破坏了他的道德，没有什么君臣之礼了，独一无二的军人遂能操纵一切成为军阀。因为军阀是封建社会的余孽，他实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他的力量也必然用以保护地主买办的利益的，所以，我们往往听见军阀士绅也常常乱叫“维持安宁秩序”，这所谓安宁便是帝国主义买办地主的安宁。

　　在五卅[9]之后，国民军倾向于一般民众（小商人，工农阶级）的一方面来，帝国主义者固然是惊骇相告，要张、吴[10]攻打国民军[11]，买办、地主也是同样的明里暗里帮助张、吴打国民军，说是因为国民军赤化了的缘故。实际上他们是向民众进攻，向大多数的农民进攻，保护他们自己（地主阶级，及脱胎于地主的买办阶级）的利益。讨赤战争时期的北方农民的苦痛：无限耕地的荒芜，千百万难民流离的那种现象，是很明显的例证，证明了这种战争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武力向农民的进攻。这种灾难，地主们是受不到什么损害的，他们可以跑到天津或别地的租界里去，很逍遥自在的过他们的生活；大商人、买办阶级是更积极的帮助张、吴，如北京总商会帮助张宗昌[12]发行军用票。在平时，军阀也是在各处与当地商会领袖、买办阶级，或是教育会领袖、绅士等勾结的。军阀要商会捐款等，并没有要商会的领袖们自己腰包里的钱，都是摊派给各小商人的。大商人与地主虽然不自己掌握着政权，但是军阀掌握着，照样是保护他们的，虽然也有时对他们有些微的威迫，这不过是如同大家庭中的忤仆一样无关紧要的，因为忤仆无论如何的不好，他终是要依靠着主人才能生存，他们——地主与买办是军阀的命根，是军阀的经济基础。

　　我们还有例可以证明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买办阶级。许多由官僚告老或其他原故还乡后，他们时常在他们家中私刑拷打农民，没有人能够干涉，在广东或者不同，是用民团来压迫农民。许多小县份中，绅士、商会会长等有至高无上的威严。民治主义的国家是无论什么人都没有随便逮捕他人的权力，可是中国各处绅士、商会会长的一张名片便可以捉人，农民更是随时随地可由他们逮捕、拷打、囚禁。现在没有什么皇帝或是公侯等爵位，地主、绅士都同他们是一样的东西，买办也同样是帮助地主压迫农民的。在长江南岸有很多沙田，本来农民可以用很少的代价向官署领到这些土地，现在都被大地主仗着他的威权，以他的金钱侵占了这几千万亩的沙田。这件事证明了政权被地主们掌握着；另一方面表现将渐渐进入大农业生产，慢慢的展开资本主义的农业，也就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们准备夺取资本主义时候的政权。最明显的例就是南通的张謇[13]，他开办工厂，工厂工人的宿食及宿舍内的市场也完全是他包办；南通的市政、司法、教育一切的行政设施都得受他的节制，就是游艺都要干涉。他是地主、大资本家、官僚，他是中国统治阶级本身形态的写真。中国的资本家大多数是地主，完全没有脱离地主的地位，如上海纺织业资本家穆藕初[14]、聂云台[15]等，他们都是兼为大地主的。在各县各村可以看出政治的半独立或完全独立的性质，掌握政权的便是地主。在事实上地主阶级是军阀的主人，所以我们要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地主。

　　在政治上、经济上可以见到帝国主义及军阀在中国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这些反动阶级做他们的经济的政治的命脉，我们的结论因此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必需打倒地主与买办阶级。打倒陈炯明[16]之后的广东农民仍旧感觉许多苦痛，就是因为没有很决断地割断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命脉，严厉地压制地主与买办。现在广东农村中许多问题，也便是因为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巩固广东革命的基础，乃至完成中国的革命，必需要是很决断、很彻底、不稍姑息地解决这一个问题，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生存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买办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之后，即刻建立一个人民的国民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必要给农民以参加政权的自由。

　　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17]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18]至“流寇”[19]，最近的是白莲教[20]、义和团[21]、太平天国。从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非常迟缓，在历史的过程中因为人口增加而发生问题，每一个时期都是如此，而有农民反抗运动的发生，再有新的建立，所以以前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

　　每次的农民革命成功之后，政权都落到别人手里，农民自己并没有得到成功，这是因为有下列的缺点：

　　（1）没有良好的组织。

　　（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

　　（3）迷信，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22]都是如此。

　　（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

　　现在的农民就不尽如此了，其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现在资本主义渐渐的发展，在大城市中间已经有了工人，无产阶级已形成一种力量，农民可与工人联合奋斗，农民得到这支生力军的辅助，形势当然不同，不像以前那样的原始暴动而为有组织的斗争了。农民也已经知道在革命的行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必需要有团结与组织，并且知道要得胜利必定要与工人联合。

　　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的，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时大商人也来参加）、工人、农民，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各阶级的人们都需要这样的革命，这一个革命工作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战线，是一方面为工、农、小商人，一方面为地主、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在这样形势的战阵中，革命的队伍里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他们是与买办阶级不同，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可是与工人、农民大不相同。工农及小商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在于：群众的团结，一切自由、一切权利的获得，在政府里有各界的代表，他们这些目的是很正确，如能依照这目标去做，国民革命才有真正的胜利可以得到。资产阶级不然，他们恐怕工农的力量大了，他们将因此受害，不能尽其所欲地来剥削工农，因此他们对于革命终有些疑惧。买办与大商人更是一种反动的力量，是非常讨厌的东西。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可以表示些倾向改良政策的论调；到反动时机到来时，他立刻会压迫工、农、小商人等革命分子。譬如上海五卅运动开始时，上海总商会也能在势所必然的强迫之下发出罢市的命令，也能够提出十三条要求[23]，虽然是修改了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团体（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24]。到了末后反动局面开始后，上海总商会即刻改变其态度，嗾使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以至于秘密枪决刘华[25]。可是从这买办阶级里，在经济上可以稍稍发展出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政治上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便是新右派。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藉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

　　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建设资本主义的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人并不怕资本主义的强大，资产阶级却在怕工人势力的增高，这是必然的；所以在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参加，工人也参加，但是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资产阶级的手里。同时，这所谓“资产阶级的中国”在国民革命真正胜利之后，他必须加入社会主义的经济联盟，即与苏联联合反抗世界的帝国主义。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世界社会革命的时期，是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的。从事于中国革命的，不论共产党或是国民党，都应为着创立民权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为着解决农民问题，使农民所受的剥削减少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用种种方法——减租、免税、改良种子、兴办水利等等达到这个目的，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其收获之百分之八十。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农民然后能安居乐业，实业才能发展，工业品才能在农村中找到销路。减少农民的剥削就是减少地主的收入。这一层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是很难了解的。他们所以至多只能结合少数富农，而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国民政府能够得到农民，则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

　　在事实上，谁能代表工农利益，谁能给工、农、小商人以政权，那末，谁就能够解决农民问题。必需要压迫地主使其减租，打倒地主势力，才能获得农民群众，革命的基础才能巩固，才能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力。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

　　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少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的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

　　最具体的办法是：

　　（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

　　（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

　　（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

　　（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注释

　　[1]安南，即越南。

　　[2]上海银行公会，1915年由上海金融资本家建立的团体。2年后创办《银行周报》作为银行界的喉舌。

　　[3]沈玄庐，见本卷第45页注42。

　　[4]苏常，指江苏的苏州、常熟。

　　[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旧中国华侨资本经营的最大机制卷烟业。1905年创办于香港。后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厂，在河南、安徽、山东设立烤烟厂。后因英美烟草公司压迫，业务衰退。

　　[6]袁世凯，见本卷第317页注52。

　　[7]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8]太平天国，19世纪50年代由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农民革命建立，奠都南京。太平天国革命自1851年金田村起义起，转战桂、湘、鄂、皖、苏、浙、豫、晋、冀等18省，坚持斗争14年，至1864年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失败。

　　[9]“五卅”，即1925年的五卅运动。

　　[10]张吴，即张作霖、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11]国民军，见本卷第41页注⑦、第286页注⑤。

　　[12]张宗昌，见本卷第47页注59。

　　[13]张謇，见本卷第272页注327。

　　[14]穆藕初（1876—1943），又名湘玥。上海人。工业资本家。曾在上海、郑州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和劝工银行。

　　[15]聂云台（1880—1953），湖南衡山人。工业资本家。曾任上海复泰公司经理、恒丰纺织新局总理、吴淞大中华纱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工部局董事等职。

　　[16]陈炯明，见本卷第107页注⑦。

　　[17]陈胜、吴广，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

　　[18]赤眉、黄巾，分别为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

　　[19]流寇，指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他们率领起义军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流动性很大，被统治阶级诬称为“流寇”。

　　[20]白莲教，起源于宋代。元、明、清三代秘密在民间流行，因依托佛教的白莲宗而得名。此处指清嘉庆年间及其后来爆发的白莲教农民起义。

　　[21]义和团，19世纪末华北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春，义和团在华北、东北特别是京津一带以“扶清灭洋”为号召进行激烈的反帝斗争，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

　　[22]红枪会，见本卷第42页注14。

　　[23]上海总商会的十三条要求，见本卷第327页注22、第357页注16。

　　[24]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见本卷第84页注⑨、第357页注15。

　　[25]刘华，见本卷第72页注14。

　　(1)这是瞿秋白1926年8月在广州的演讲，瞿景白记录。原载同年11 月30日出版的中共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4期，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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