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

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

　　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1)——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一则社会各阶级的相对关系，在革命运动的过程里，已经逐渐明显；中国民众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形势，对于一般民众已经彻底明了。帝国主义方面，在中国境内利用军阀、士绅、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最近五卅[1]及北京屠杀[2]之后也更加公开起来；中国平民方面，在国际联合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策略，也在这个时候更加确定。中国革命战场的阵势已经了如指掌：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平民之搏战；不像三四年前，胡适[3]博士尚且以为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国民党右派尚且以为打倒帝国主义是开罪友邦。再则中国平民方面革命觉悟已经大大的增高，革命力量正在集中积聚，商人、农民政治行动上的积极日益增高，尤其是工人的组织和斗争日益扩大。中国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团结，已成历史上的伟大动力，以前的消极昏睡状态已经消灭了不少。三则帝国主义军阀虽然勉强以“反赤”统一自己的战线，然而他们内部的冲突和崩败的过程，正因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日益急剧。中国革命敌人的削弱和自乱，已经使他们无法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前比较长期的各派均势渐不可能。四则近年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如请愿、示威、抵货、罢工等，已经使民众得到多量的经验；尤其因为现在的社会政治形势，民众不得不利用这些经验准备从消极的反抗进于积极的反抗。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

　　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大致总是从消极的反抗运动逐渐发展，逐渐普遍于一般民众，一直到革命中领袖阶级的政治势力形成而巩固地领导民众实行积极的反抗，推翻旧统治。这种发展过程里，革命斗争的方式自然适应之而增加递变进步。中国近年来的经验便足以证明。

　　革命斗争的方式，大致有：示威、抵制、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革命战争。这些方式，中国民众都已经实行应用。但是，从“五四”[4]、“二七”[5]、“五卅”、“三一八”[6]和广州战争[7]直到现在，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然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中国平民和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一决死生的时机，中国平民正要从消极反抗的方式进于大规模的积极反抗的方式，帝国主义便努力在中国境内找自己的救兵。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平民的这种种革命斗争，往往用屠杀、封锁的方法，往往压迫中国政府代行镇压，勾结军阀用兵作战。如今到了短兵相接将近的时期，他便不得不在军阀之外，另找破坏革命的工具。于是北京屠杀之后，中国社会的舆论里，发见种种论调，不敢再说帝国主义是友邦，军阀政府是国家——都是不可侵犯的；却说革命斗争的各种方式不可用或是没有力量，这亦不好，那亦不好，或是禁阻用切近可能的方式而故意倡高调。这些论调之中，尤其是反对革命战争一说鼓吹得最厉害最巧妙。这无异乎说：革命是要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应当打倒的，国权是要争的，国贼是要除的，但是……但是向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都不好，赶紧停止，还是不革命的好！

　　因为如此，我们以为现在有详细讨论革命斗争的方式（Form）之必要；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

　　（一）示威　革命运动中，示威是一种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示威的意义是检阅革命平民的力量，是表示民众反抗治者阶级的意思。这种革命行动常常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仅仅对于治者阶级表示反抗，一方面是对于一般民众做大规模的鼓动（Agitation）。革命鼓动的经常形式是演讲、集会、传单、小册子，对于革命的目标——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做不断的指示和分析，唤起民众对于政治的积极和革命的觉悟。到了有特殊事故，这种鼓动便需有征集群众的力量，便是示威运动——实际上是群众的特殊的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在平时只是对于民众从理论解释革命的必要，指示革命的目标。这种宣传和鼓动不能使群众自己参与，不能使群众一致的表现自己的意志。示威运动呢，当然是平日宣传鼓动的结果，但是他以目前具体的事实，能征集最积极的民众自己来做鼓动，同时，他使理论的宣传变成事实的宣传——不是某个人对于治者阶级压迫的叙述和论列，而是几千几万人的集会游行对于治者阶级表现革命的觉悟。这种示威的鼓动，效果胜于平日的宣传百倍；他使几千百人参与示威的事实，引起其他比较消极的民众之注意，革命的潮流，从这几千百人扬波推澜的及于几万几十万……几万万人。五卅运动中的集会游行便是明证。为什么？因为他使革命的思想开始变成革命的行动。所以不论示威的形式是向政府反抗，还是向政府请愿，他的宣传上的意义丝毫不变的。中国古代民众的哄堂（围迫官署）和跪香，其实同是一种示威运动。示威而仅仅是游行、集会（哄堂）、通过表示民众意志的议决（通电），固然是反抗治者阶级；示威而以请愿（跪香）的形式出之，也是反抗治者阶级，而且更加进了一步：要治者阶级对于民众表示的答复。这种答复，当然是更使民众革命化的工具。不论是容纳请求，或者是拒绝请求，或者以为请愿是哀恳，是承认政府的权力；其实，这并没有关系。于治者阶级权力未倒以前，并不是空口可使一般民众都否认政府的。即使能一致消极的否认，也没有用处；只看平民是否是积极的准备推翻政府，而示威（请愿）正是这种积极准备的最初一步——群众的革命鼓动。实际上说来，示威的其他形式，如不要求答复的罢工、罢课、罢市等（五一一天的罢工，一定期间的“示威罢课”、“示威罢市”），表面上虽然比请愿急激，事实上却仅仅表示群众一致的决心和力量，并不要求立时答复或者满足要求。请愿的意义，正因此而是示威运动中实质上最急进的形式。北京屠杀之后，不但有人反对请愿，并且有人反对一切群众示威运动和罢课等；他们的理由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说治者阶级权力大会屠杀，民众不要想革命，还是安心读书安居乐业罢，一班遗老遗少都是这样主张。一种是说和平的“无组织”的群众运动推不倒治者阶级，赶快停止运动，预备“全民武装”罢，一班国家主义派[8]是这样主张。前一种的理由，不必多说，显然是帝国主义的说法。后一种说法，则貌为革命，实际是破坏革命的宣传。固然，没有武装的群众不能抵抗豺狼成性的军阀，然而示威运动的组织，除维持大众秩序，灵通消息外（这些事北京请愿中都有准备），本无武装的职任，如果军阀屠杀阴谋很周密，民众组织没有能及时逃避，这是客观上所不能免的牺牲。武装示威固然可以，去年十一月廿九的北京示威[9]便是如此，那时国家主义派说是共产党扰乱和平秩序。示威而不武装，尤其是通常的事，可是国家主义派又说是共产党有意牺牲民众。这岂不是破坏革命战线，挑拨造谣中伤革命政党的伎俩？固然，仅仅是示威，革命决做不成，必须武装斗争；然而所谓“全民武装”不知要准备多少时间，难道在这时间应当完全停止群众的革命宣传——示威？难道对于治者阶级的种种压迫，民众便不应当每次表示热烈的群众的反抗？如果民众的心理是如此，如果民众心上根本不反对治者阶级，如果因为停止示威而民众反抗的情绪低落，革命潮流退落，只剩一班“理论家”空口讨论革命，那么，即使实行“全民武装”也没有用，或者这些武装反而被帝国主义军阀所利用，譬如广州的商团[10]便是实例。

　　总之，示威运动（集会、游行、哄堂、罢课、罢工、罢市、请愿、跪香）在现时不但不可停止，而且要更加扩大，以激发民众的革命情绪，训练民众的革命行动，推广民众的革命鼓动——时时对于治者阶级的压迫表示群众的反抗，群众的参加示威次次的增加……这是准备武装斗争的一种步骤。

　　（二）抵制　示威仅仅是反抗治者阶级的群众表示而已，虽然开始从言语文字的宣传进于群众行动的宣传，然而对于治者阶级并无实际上的损害。革命运动开始于示威，必然急转直下进于抵制治者阶级的行动——五四运动时从示威集会进而实行群众请愿和罢市请愿，要求政府拒签巴黎和约[11]并罢免曹章陆[12]，再进而实行抵制日货，使中国的间接的治者阶级——日本资产阶级，受经济上的损失，而要求他交还青岛，取消二十一条[13]，这便是实际经验里的证据。这种非买同盟（抵制仇货）是殖民地革命的特殊方式。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本上都是经济的，所以这种斗争方法便在殖民地上自然发生出来。五四以来，中国人差不多认抵制货物是主要的斗争方法。然而非买同盟的主要的执行者，实际上是商人；中国自己工业不发达，商人之中，不但强大的买办阶级用种种方法作弊怠工，甚至于内地的洋货商也是反对。因此，实际上非买同盟对于帝国主义的损害非常之小，五卅运动的一年中，日货的输入反较往年增多，有海关贸易册为证。然而这并不是说抵制货物的方法不可以用，或者简直没有效力。抵制货物的非买同盟，如果有强大的劳动平民的革命战线，能够强制买办阶级执行——如广东五卅运动中的罢工委员会[14]，便足以给帝国主义以实际的打击。再则，即使抵货方法始终不能对于革命的敌人有多么重大的损害，至少也是以行动实行群众的革命宣传之一法。不过这决不是革命斗争的主要方法，却是很明显的了。

　　五卅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发现更有力的斗争方式，便是罢工。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推销货物以外，进一步而投资中国，开办工厂，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奋起斗争，自然实行罢工——这是普通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斗争方法。这种方法在五卅之中已经使上海英日帝国主义受重大的损失，虽然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破坏，可是在广州革命战线巩固的地方，几几乎使英国的香港变成荒岛。罢工方法的比非买方法有力，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可是，非买与罢工都还是消极的反抗；我们没有能以五四抵货取消二十一条，以五卅罢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很不足怪的事。本来革命运动的发展，从宣传而行动，第一步的消极方式，当然只能使治者阶级受部分的损失，而争得部分的胜利，不过在旧统治之下稍稍改良受治阶级的地位，以逐渐争得继续斗争的自由和条件。工人的罢工和商人的罢税、农民的罢租一样，至多只能争到待遇的改良，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或者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免除或减轻某种租税。如此逐步的增长平民的力量，而减杀帝国主义、军阀、士绅、土豪、买办等的势力。这只是革命的准备，只是行动上实力的斗争，只是革命运动，而还不是革命。

　　总之，抵制行动（非买、罢工、罢租、罢税）的陆续继起，不但使中国的治者阶级及其爪牙——军阀、士绅、买办的势力不断的受着打击，他们每次的压迫都受着实力的反抗，而且劳动平民在这日常的实际斗争里逐步的锻炼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组织，巩固革命的战线，争得革命的势力，利用治者阶级的部分让步而愈益发展革命的运动，受着治者阶级的镇压屠杀而愈益确定革命的决心——这是武装斗争前必不可少的长期准备。

　　（三）总罢业　示威运动和抵制行动的陆续发展，那渐进的革命运动便应着客观的社会形势而转入突变的革命。消极的反抗转变到积极的反抗。这种时候，往往有短期的总同盟罢业的过渡时期，以便转入武装斗争而建立平民政权。例如俄国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的革命[15]形势，便是如此——无产阶级参加及主动的革命便是总同盟罢工，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便是总同盟罢业，罢市、罢工、罢课全国举行。中国是帝国主义军阀之下的半殖民地，革命民众里可以包含资产阶级的成份，这罢业里便自然会有商人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史上已经有两次经验：五四时的罢课、罢市，五卅时的罢工、罢课、罢市，当时都可以有转入积极斗争和直接革命的趋势，当然具体而微，那时客观的社会形势和主观的革命目标，都使这种运动不能急转直下，结果成为普通的革命运动。这种总罢业的意义必须不仅仅是要求部分的改革，部分的让步，而是停止社会的经常生活，使极广泛的民众注全力于革命，以消极抵制的形式，实行各方面直接的积极反抗的准备。中国现在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民众不得不预备将来有这种形势之来到。所以我们应当明白，总罢业的斗争方式，本不在抵制治者阶级，使他们受逼迫而让步，这时的罢工、罢税、罢租等，目的不仅仅在乎使治者阶级受些经济损失，而是使他们失去调兵遣将向民众作战的可能（如有时警察巡捕罢岗参加，兵士离队加入民众，反动报纸不能宣传，财政当局不能筹饷，铁路海道不能运兵，断绝反革命势力的各种交通……）；这时的罢市、罢课、罢卖（如五卅时断绝外人粮食），目的当然不在商人、学生自己停止营业和读书，而是使革命潮流扩大勇猛，消灭平时的旧统治下的秩序。这种形势之下，必然要全社会革命民众有组织的准备武装行动停止一切工作的时候，正是准备直接革命的时候。所以总罢业不是斗争的本身，而是斗争的准备。如果没有急转直下的形势和直接继以武装行动的决心，这种运动自然不能持久，自然不能推翻治者阶级，而至多只能得到部分的让步。

　　总之，总罢业的斗争方式，在革命高潮时是革命运动发展的顶点，过此以往，不是治者阶级以武力镇压革命，或以让步缓和革命；便是平民阶级直接继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时的问题，已经不是要求治者阶级让步，而是转入武装的积极反抗，迫使治者阶级让位；不是平民能否部分的损害治者阶级，而是治者阶级能否保持统治的问题。

　　（四）武装暴动　武装行动的准备和暴发，固然必须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可是武装民众的工作，却不能和示威抵制等组织群众的经常的平民运动分开。国家主义派说，国民革命必须全民武装。诚然不错！革命运动发展到顶点时，总罢业之后，必须继以民众的革命的武装行动。这种时候，就看武装在谁手里。如果说是“全民”，那么，军阀、土豪、买办、士绅都早已有了武装，不劳国家主义派费心；再加上他们主张停止示威运动等最有力的群众宣传，弄得即使武装人民，其结果，如兵士、警察、保卫团、民团、商团、团防、团练等，也都在反动派手里。那时斗争的形势，农工小商的平民无论如何来不及取得必要数量的武器，结果必归失败。所以应当说：“武装平民”——就是城市中工会的秘密武装，保卫团等使受充分的革命宣传，准备着他们内部的种种必要线索；乡村中农民协会的武装，团防、民团、土匪等使受特殊的革命宣传，运动着他们内部的种种可能成份。总之，要使武力移转于真正革命的平民方面。而这种工作，只有罢工、抗租、示威、游行等实际的日常斗争，能够从政治意义上去锻炼准备：在民众方面，逐次以事实证明他们武装之必要，在团防、商团、警察等方面，逐次以斗争宣传的接触，打破他们拥护旧秩序的信念。这样工作的多方面进行，能使一旦有事，城市之中民众立刻能征调自己的力量，开始市巷战；乡村之中民众能自己占定阵线，开始堡垒战。武装暴动在城市里反抗军警比较不能时常进行，必须要等待相当的时机；在乡村里反对土豪军阀，却可以自筑堡垒，以逸胜劳。北京去年的首都革命[16]，广东经年的农民运动，都已经小试民众的武装暴动。这种斗争方式在欧美独立国家里，如果革命党能够破坏国家军队的内部，使之中立或革命化，那么，工人的巷战，未始不能使革命胜利。但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单是市民、工人、农民的武装暴动，便难以战胜。原因是：一、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阻梗，乡村里的堡垒战，即使胜利，也只是地方的——全国同时暴动，又是技术上不可能的事。二、城市里大半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驻军，他们如果用全力扑击，甚至于从日本、印度调遣坚军利兵，那就即使市巷战暂时胜利，也很难持久。三、再加上殖民地的特殊政治经济状况，使中国军队异常之多，而且大半间接受帝国主义指挥，所以单是民众草创的义军（Partisan），军事技术及军事器械上，能力都不能和敌人抗衡。

　　总之，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常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径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高潮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能在内地得到局部的胜利，城市里又无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

　　（五）革命战争　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援助和革命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现在的经验，如豫鲁的红枪会，苏皖的大刀会[17]，本是农民失业的暴动反抗，可是他们和政治宣传隔离，和城市工人不能极敏捷的呼应，又没有革命政党和军队的指导援助，势必至于困守一隅；其结果，当然要化为土匪、教匪，或者受军阀土豪所收买利用，反而变成压迫农民的武装势力。至于城市里，我们还没有一次真正暴动的经验，却只看见所谓商团、保卫团的反动。我们设想平民巷战在某一城市胜利之后，如果革命军队不能和他很快的携手，即使中国军队、警察、商团等能够中立，那时对外的战争也很不容易抗御帝国主义。因此，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况且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至今是用指挥军阀间接征服民众的方法，用尽种种手段使中国军阀的军队完全以对内作战为目的；民众可以努力宣传兵士，以求取得多量的武力，却不能希望现时的国内军队大部分加入革命如辛亥的旧事，或者最近德俄革命的经过一样。因此，我们在战略上可以于革命初期暂时避免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冲突，却决不能避免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阀大规模的战斗——革命战争。

　　革命军队既有这样的必要，同时也有充分的可能。一则，中国失业的农民、工人、小商、智识阶级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充满全国，可以编制他们入正式的军队而加以革命的训练；如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18]（虽然还不完善，然而正可日益巩固改良），便是已成的事实。——只有这种革命军能做革命战争的主体。再则，帝国主义者虽然力能供给强大的军阀军队，如张作霖[19]、吴佩孚[20]等，可是他们的侵略性自然借此要攫取中国权利，以重价卖军械，以重利借大款，而且必需设法霸持中央政权，于是小军阀便渐渐的没有可能分肥，也没有资格勾结。这些小军阀的困兽之斗，必然使他们反对大军阀而造成民众宣传这些军队的条件，如岳维峻[21]等简直自愿号称国民军，也是已成的事实。可是这种军队在革命战争里只能做军事上别动队的策应，决非主体。三则，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武装——军阀既可受之于帝国主义，我们有时便也非常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赞助。革命的世界无产阶级，既然因为要完成世界革命而以实力赞助殖民地革命，自然不能需索丝毫中国的权利，甚至于军械的价钱。反动派、妥协派不承认革命战争的必要，所以在革命政府向国内商民筹饷时，便说是“压迫人民”，丝毫都不肯担任革命时不可免的牺牲；在革命政府受国外无产阶级的赞助时，又说是“卖国行为”。这简直是要完全解除革命势力的武装，而使人民听凭帝国主义军阀的宰割。所以造成革命军队的必要，我们应当真切的认识；而造成革命军队的可能，我们应当尽量的应用。——自然要认清主体与副手的区别。

　　至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任；况且，反奉战争[22]以来，已经证明军阀间的战争，在现时已经有变成人民与军阀战争的趋势。张吴联合进攻国民军[23]，显然是帝国主义间接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革命的防御战已成必不可免的事实。其他各地小军阀的内哄和压迫人民，都不是空口吁求和平所能避免。这些零星的战争，各派军阀之间的纵横捭阖，愈益证明必需武装平民并利用军阀内争而进展革命运动，使战争变成达到较和平较自由的境域之手段，以为总解决的革命战争之战略上的准备；如最近湖南唐生智驱赵[24]，便是一个实例。现时这种局势：北京屠杀、张吴战胜、民众革命运动深入准备武装斗争……其势中国平民必需在革命政党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面下手，去建立国民革命伟大的联合战线，实行总解决的革命战争——国民政府的北伐；运用胜利的策略，使敌人武力分散削弱，而革命武力少所牵掣，而后能响应或造成革命运动的最高潮——总同盟罢业和城乡各地的武装暴动。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革命战争的胜利，先行扫灭帝国主义的种种爪牙，打倒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召集国民会议[25]，而建立真正民权的独立国的政府。那时真正的和平，利于一般平民的和平，才有达到的希望。反动派和短视的士绅资产阶级，只知一味的反对战争；军阀战争时，他们空口哀求和平，结果是为战胜的军阀所利用，以此“和平”抵制战败者的“兴戎”防御；例如张吴战胜后的王士珍[26]式的和平，只是使北京商民受强迫行使军用票，一般市民、学生、工人都受严重的压迫罢了。革命战争时，他们想必又要大呼“和平”，其实是替受革命平民攻击的军阀说项，保持反革命势力的存在。所以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打破伪和平的幻想；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

　　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然而反动派的宣传，却正以灭杀民众对于革命斗争方式的认识为目标；帝国主义的工具，真正尽力，“桀犬吠尧[27]，各为其主呵！”

　　中国平民的革命政党在这种时机，当然要努力领导民众去从消极反抗进于积极反抗；而民众的客观形势，也必然在这伏流昂进的革命运动里，努力进于猛发突变的革命胜利。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高潮，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这长期间的艰苦斗争，必然在群众自己的实际生活里，锻炼出革命的武器——各种消极积极的斗争方式和敏捷致胜的斗争策略，以引导中国平民到胜利的道路上去，与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携手，彻底的打倒帝国主义，免除国际国内的一切战争。

　　原载《新青年》1926年5月25日第4号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五卅，见本卷第40页注①。

　　[2]北京屠杀，见本卷第40页注②。

　　[3]胡适（1891—1962），原名洪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

　　[4]“五四”，即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发生于北京。初为爱国学生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侵占之中国山东的权益无理让给日本，后发展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5]“二七”，即二七大罢工。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为抗议直系军阀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而举行全线总同盟罢工。7日，遭到直系军阀血腥镇压，打死32人，打伤200多人，酿成重大惨案。

　　[6]“三一八”，见本卷第40页注②。

　　[7]广州战争，指广东革命势力为统一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战争：1925 年2月第一次东征盘踞于惠州的陈炯明部；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的叛乱；9月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部；12月南征邓本殷部等。

　　[8]国家主义派，见本卷第42页注18。

　　[9]11月29日的北京示威，即“首都革命”。见本卷第42页注12。

　　[10]广州的商团，英帝国主义用金钱、军火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1924年曾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建立所谓“商人政府”。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支持下，采取果断行动，消灭了这一反革命武装。

　　[11]1919年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五四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宣布拒绝签署《对德和约》。

　　[12]曹章陆，指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政府被迫罢免被爱国学生指为卖国贼的皖系政客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上海人。1915年曾参与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后参与经手西原借款。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至东单赵家楼，包围并火烧其住宅。章宗祥（1879—1962）字仲和。浙江吴兴人。1916年任驻日本公使，多次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代表签署秘密协定，激起全国公愤。1919年5月4日，在曹汝霖住宅遭爱国学生痛打。陆宗舆（1876—1958）字润生。浙江海宁人。历任北京政府印铸局长、财政部次长、驻日本公使、中华汇业银行总办等职，多次参预向日本秘密借款，为全国人民所痛恨。

　　[13]二十一条，指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秘密侵略条款，共5号21款。

　　[14]罢工委员会，即省港罢工委员会。见本卷第44页注37。

　　[15]俄国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指俄国1905年12月和1917年2月发生的反对沙皇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6]首都革命，见本卷第42页注12。

　　[17]红枪会、大刀会，见本卷第42页注14。

　　[18]国民革命军，1925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军队改编而成。初为6个军。至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时，增加为8个军。

　　[19]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⑧。

　　[20]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21]岳维峻，见本卷第48页注68。

　　[22]反奉战争，亦称浙奉战争。1925年6月奉军南下，先后占领了江苏、上海、安徽等地盘，激化了与孙传芳、吴佩孚等直系军阀的矛盾。浙江督办孙传芳联合北方的国民军与江苏地方实力派共同反奉。11月，孙传芳率部猛攻苏、皖、沪地区，赶走奉军，自称“闽浙赣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

　　[23]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强迫国民军退出天津，以后又逼使国民军退出北京，并联合吴佩孚进攻国民军，迫使其退往绥远。

　　[24]唐生智驱赵，见本卷第46页注57。

　　[25]国民会议，见本卷第43页注20。

　　[26]王士珍（1861—1930），河北正定人。与冯国璋、段祺瑞同为北洋军骨干，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袁世凯死后，以北洋元老身份调解皖、直、奉系间的内战。

　　[27]桀犬吠尧，语出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中的“桀之犬可使吠尧”。桀是夏代暴君，尧是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圣君。坏人的狗咬好人。这里把中国反动派比作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

　　(1)本文曾收入作者1927年自编的论文集，并作了文字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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