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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


  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1)——再答明致先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明致先生:

  综括来书,先生此次提出讨论者,约有:阶级斗争与阶级间联合战线问题,阶级分野的标准问题,阶级与国家问题,蒙古问题等四点。兹依次答复如下:

  阶级斗争与阶级间联合战线 我在前次复信中说过:“在阶级斗争中,必要时,利害有相同之点的几个阶级仍然可以暂时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别的阶级。”先生不能确信其必然。先生并未说明所以不能确信其必然的理由,只拿五卅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向工人进攻的事件,证明阶级斗争与阶级间的联合战线是“二者不可得兼”的。其实,这次事件证明出来,不仅没有否定了我在前次复信中所说的话,而且愈加显示在阶级间联合战线之时,阶级斗争仍是必要的。当五卅运动初起的时候,代表上海中等资产阶级的上海商总会[1]即与工人、学生联合,而代表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2]在商人、工人、学生胁迫之下亦不得不宣布罢市;此时,即五卅运动开始至所谓总商会的“革命”,事实上,上海的民族运动就是各阶级间的联合战线。而此联合战线的确能增长上海以至全国的革命潮流。此时,工人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资产阶级亦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因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对于这二阶级同是有利的;随后,这一联合战线怎样破坏呢?事实指示我们,首先是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修改了商人、工人、学生的要求条件,而退出了联合战线;中等资产阶级——上海商总会继续到工商学联合委员会[3]解散时才退出;而工人、学生的联合战线则继续到现在。上海资产阶级的行为固然是向工人阶级进攻,同时亦即是背叛全民族的利益。这个事件前一部分证明,“必要时”各阶级间“暂时”可以联合战线;后一部分又证明,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资产阶级所为的仅仅是自己阶级的利益,所以容易与敌人——帝国主义妥协,背叛民族利益,破坏各阶级间的联合战线。先生说:“吾人目前工作当以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为先。”但如果在我们的营垒里,发现了通敌的内奸,则我们必不能专心致志去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我们于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当中,必须肃清内奸,这样肃清内奸,先生如认为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则我可以答复:这种的阶级斗争不仅适合“于吾国国民革命十分迫切这一刹那”,而且非此斗争,国民革命必不能发展以至于成功。这亦是国民革命中应该努力的。先生主张阶级斗争的程度应该有些分寸;但我以为这种劝告,先生应该向资产阶级面前去说。

  阶级分野的标准 以生产机关之占有为阶级分野的标准,先生承认是不错的;但同时,先生又以为阶级分野尚有其他标准,譬如先生所列举之职业、习惯、教育等。这是错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观点,我们认定社会经济结构是其他一切社会现象——社会筑物的基础,而阶级分化是社会经济的一重要的原素,阶级分化根本的标准只是生产机关的占有,不是职业(职业的差别只因工作性质不同,而不是利益的不同),更不是属于筑物的习惯、教育等。这是马克思的阶级分野的标准。先生因为Bourgeosie和Proletariat二字中国文译成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这“产”字,便误会为马克思区分社会阶级不是根据生产机关的占有,而是根据财产所有权——这自然是“望文生义”的错误;即照先生所解释,这里的财产二字亦应当是指生产机关而言。

  这里,先生自能反问,阶级分野的标准何以有这许多呢?因为除来信中所列举者外,还有许多“标准”,先生未曾举出,甚至于有人以每星期进款数目为标准而区分社会为几百乃至几千的阶级者,更甚至于有人“主张不分阶级,阶级二字废而不用”,更甚至于“东儒”孙传芳[4]先生此次在东南大学演说:“吾国本无阶级之分,更何争斗之有。”这些,都能使人发生对于阶级根本的怀疑。我的答复是很简单的。被统治阶级的阶级觉悟,根本对于统治阶级是不利的,统治阶级明白知道他自己阶级的使命,而不愿意被统治阶级觉悟他是一个阶级,亦犹统治阶级不断地向被统治阶级施行阶级斗争,而禁止被统治阶级说出阶级斗争的话。这里,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自然要说社会没有阶级,或者要说出许多标准以搅混阶级的观念。先生的意思,要先从本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上,找一个比较适当的标准,然后再去区分本国的社会阶级。不知先生找到这个标准吗?不知先生将于何时找到?先生以为中国社会有那几种阶级,或者甚至于完全没有阶级?这里附带说一句,我在前次复信中,并未曾说研究系[5]是个阶级,我只指研究系是个政党——代表某种阶级利益的政党。阶级与国家

  人除了阶级的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关系,这是不错的。但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由生产关系推演而出;在这阶级的社会中,生产关系所表现的是人压迫人的制度,是这些阶级压迫那些阶级,所以建立在这阶级社会上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带着阶级性,根本就是建立在阶级关系上面。拿国家来说尤为明显。国家是甚么?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殊的产物。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绝不否认国家在现社会的存在。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真正是爱国者,只有他们看清了中国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只有他们才知道中国怎样去找到一条出路。谁利用中国这个工具呢?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等剥削中国的工农阶级,即从这块肥美殖民地剥削所得去延长自己的寿命,去扑灭并阻止世界革命的发展。我们应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中国革命的问题,不外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对内是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大多数民众联合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等斗争,对外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向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不象国家主义者[6],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国家,乃是大多数人民的国家;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需要打倒帝国主义,需要与世界无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做到中国的独立,再进一步做到世界的大同。

  蒙古 根据以上所说则我们对于蒙古问题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蒙古亦是一种民族,和汉族一样。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则我们亦应该放弃中国历来对于蒙古的传统的政策。蒙古民族有其自己的意志。我们不自认中国是苏俄煽惑起来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我们自然不能说苏俄煽惑蒙古,使之自由联合于俄。实际上,俄蒙的关系,和日本之于朝鲜,英国之于西藏,是完全两样,我这里不多说,请先生参考本期“告国民党党员书”中关于蒙古的一段便可明白了。

  记者

  原载1926年3月17日《向导》第146期

  注释

  [1]上海商总会,指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

  [2]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3]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2页注①。

  [4]孙传芳,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5]研究系,见本卷第132页注⑦。

  [6]国家主义者,见本卷第395页注21。

  (1)本文是作者以《向导》周报记者名义答复广东大学法科教授梁明致的又一封公开信。《瞿秋白选集》选录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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