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瞿秋白

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

　　——张吴[1]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

　　五卅之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团结全国一般的民众，帝国主义者觉着自己统治的动摇，于是驱使奉系军阀做他们的走狗，以残暴的压迫政策摧折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固然，北部的民众运动受着一时的遏止——上海总工会被封[2]，工商学联合会解散[3]，其余各地也受同样的压迫。然而不久，反奉战争便突然暴发，这一战争虽仍是军阀之间的战争，可是，在全国革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走狗的压迫之中，民众对于这一战争的督促，有唯一的目的，便是“变军阀之间的战争为平民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战争”。果然，全国人民的反奉联合战线，促起奉系军阀的内溃——郭松龄的倒戈[4]，并使国民军[5]得到部分的胜利，天津民众自由的恢复。这种形势之下，一方面民众反抗军阀政府及要求国民会议的运动普及于全国，别方面，军阀统治根本动摇，卖国的所谓临时执政的段政府失了奉系军阀的支柱，北京、上海、广州等处的革命民众，自然奋起革命，要求推翻段祺瑞，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同时，广州的国民政府[6]，也在这个时候完成肃清广东反动军阀之全功，以受民众指导的国民革命军及工、农、小商等一般民众的赞助为基础，巩固并确定人民的政府，对外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广东国民政府⑥的确立，能保障中国民族及平民的利益和自由，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反动军阀，买办、土豪、贪官污吏等奋斗，外交上得到胜利的形势，如汕头日人行凶事件[7]，香港罢工问题的谈判等，内政上也能统一财政军政，废除苛税杂捐，肃清拉夫、烟、赌等现象——这一事实，尤足使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下的北方民众，增加百倍的革命斗争的勇气，而决然准备积极的行动。

　　可是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以关税会议[8]、法权会议[9]的欺骗手段来蒙蔽中国人民，并且实行五卅案司法重查以表示一致进攻的形势来恐吓中国人民；别方面，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急急以全力援助正在崩溃的奉系军阀，直接遣调日本军队到东三省，帮助张作霖征服倾向国民军的郭松龄，消灭他的军队并且加以残杀。于是奉系军阀得以苟延残喘，重新巩固起来。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唆使张作霖故意破坏中东路路政，强迫免费运兵，与受中国委托参加管理中东路的苏联挑衅。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举动完全是想移转国人反日的目标于苏联，并破坏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的联合战线。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在东三省以自己的军队援助张作霖，并且在李景林[10]、张宗昌[11]军队里，实行直接指挥他们的军事作战计划，援助他们侵袭国民军的战争。同时，苏联对于代表国民利益或赞助国民要求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因为他们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里有相当的能力和效用，极端表示同情和赞助。因此，反奉战争发展到现在的形势，事实上直接的已经是中国国民反抗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间接的便是中国民族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救了奉系军阀之后，阴谋破坏国民反奉、反日的联合战线之后，更进一步要想根本扑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他替奉系军阀和吴佩孚——二七屠夫的吴佩孚，英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吴佩孚谋新的结合。双方往返派遣的代表都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介绍和接洽，受直接的训令；日帝国主义命令山东张宗昌、李景林和吴佩孚派之靳云鹗[12]等议和，相约共同出兵攻国民军等等事实，早已昭然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这种阴谋，当然是谋与英、美帝国主义联合一致，集中反动卖国军阀的势力，想一举而扑灭国民军，恢复他们间接统治中国的局面，所以他需要暂时的奉直联合能攫取中国的政权，以便彻底镇压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五卅以后，帝国主义逼得不能不开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甚至于接到以中国外交部名义送出的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通牒，这对于他们是何等可怕的现象，这证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到何等程度！他们要消灭这种运动和斗争，自然只有援助反动军阀的一条路——日本报纸在张作霖被救之后，有一部分已经说：“目下的对华政策，日本已比较的得着成功，现在已可停止关税会议”；可是别一部分如《报知新闻》之类，则认为太早（东方社一月卅一日东京电），这便是再明显没有的证据。他们的政策，是援助奉直联合，征服国民军，巩固军阀统治，扑灭国民革命运动之后，便可以停止关税会议等类的欺人政策，从此不愁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能有大的发展，可以巩固帝国主义的对华权力了！

　　现在，直奉联合已经实现了，吴佩孚、张作霖已经开始向国民军作战了；张作霖的军队夺取山海关、秦皇岛，张宗昌、李景林等宣言会师大名，攻直隶的国民军，田维勤[13]等自山东回师已过兖州，想从东面攻河南，刘镇华[14]、张治公[15]的军队从陕西方面攻打国民二军，河南南部吴佩孚的余孽和被他收买的匪徒也想从中作祟，吴佩孚自己的军队寇英傑[16]等直接进兵武胜关、信阳、随县等处。吴佩孚等在反奉战争开始的时候，曾经通电反对金佛郎案[17]、关税会议，装腔做势的通款广州，如今这些假面具早已揭除了。吴佩孚等已经公然的倒到奉张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去，更用不着掩饰以前反奉战争的目的是在争权夺利，更明显的表示他们愿意做帝国主义的奴才，执行他们的“历史使命”——扑灭中国平民的国民革命运动！

　　中国民众在这次奉直与国民军之战以前，早已一致的要求建立革命的临时政府，召集国民会议，将一切军队置于人民的政府之统治和管辖之下，以求根本改造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权，彻底解放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时的形势，是奉张势力已经摧败，段祺瑞政府已经无形解体。所以人民奋起取得政权是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和目的；虽然革命的学生、工人等真正的人民团体和国民党，主张由人民代表与国民政府、国民军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立刻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解决国是，处置反动的军阀；商人团体，如天津总商会等，提议召集各派实力派的代表会议，决定停战议和改组政府的办法；孙文主义学会[18]的国民党右派，主张由国民政府会同北京当局下令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国家主义派[19]主张由全国职业团体选举代表，由上海总商会[20]、总工会[21]等召集他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军方面，尤其是国民第二军（李仲三的表示）主张以段氏任命之内阁，摄政过渡，根据孙中山先生宣言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这许多主张，虽然根本上性质上有许多不同，然而大概而论，都是主张国民会议，主张由人民接受政权的。别方面，吴佩孚去年年底的通电（世电[22]），主张恢复所谓“法统”，张作霖也有赞成法统的间接表示和消息；章太炎[23]、吴景濂[24]贿选非贿选的所谓议员，相互攻讦，主张护宪或法统，主张黎元洪[25]复任或黎元洪时代内阁继续摄政，主张曹锟[26]正式辞职，将政权移交内阁，再根据什么法什么法再选国会；研究系张君劢[27]等，主张召集军民长官加上所谓“老成硕望”和议员的国法公断会议，来解决曹锟宪法和临时约法的争端，上海的列强帝国主义者组织什么反过激派的护宪会。凡是这些主张，议论虽然庞杂，实际的目的却是共同的：便是维持恢复巩固军阀的统治。因为在法理上，曹锟的国会固然不成问题，便是所谓法统的国会议员，除出贿选的以外，早已不足法定人数，何况，在实际上中国国会早已成了军阀的御用机关，他内部的斗争，正和护宪法统的互争一样，不过代表各派军阀亦即各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内哄，至于反对民众则是一致的；所以现时恢复法统，不过是奉张和吴佩孚相结合的“政纲”——旧时国会既然完全是军阀政客的机关，决无代表人民的资格，黎元洪、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的无论什么“摄阁”或“政府”，更明显的是军阀专政的机关。

　　因此，这次的战争实际上是人民与军阀的战争，国民会议与军阀统治的战争，张吴联合与民众联合的战争。张吴联合的目的是要恢复军阀专政；民众联合的目的是要实现革命专政。国民军既然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人民便应当使他们服从人民的指导，承认国民会议的政权，为国民会议而战。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里，不是赞助国民军反抗张吴联合，而是要使国民军赞助人民反抗张吴的战争，并且要使广州国民政府代表人民而加入战争。张吴联合向国民及国民军进攻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战争已经开始，尤其是河南的国民军四方八面受敌。去年段张屡次阴谋和英帝国主义联合进攻广州，假手于唐继尧[28]、陈炯明[29]、邓本殷[30]、杨希闵[31]、刘震寰[32]等；如今的张吴联合，于战胜北方国民军之后，其势必定更急速的要推翻广州国民政府，全国人民的自由和利益，当然更加要受残暴专横卖国媚外的张吴军阀的压迫和摧残。所以这次战争是很显明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张吴军阀，别方面是人民、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这次战争是中国人民和民族能否得到解放抑或要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奴隶之重要关键。全国的人民呵，赶紧奋起直接行动，勿受帝国主义的离间，巩固自己的民众联合战线，与帝国主义和张吴决一死战。

　　中国的工人、农人、商人、学生以及一般的民众之利益和要求是一致的，至少是一致要求国民会议的召集，人民政权的取得。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及民众，对于我们这种革命斗争，争中国解放的运动，是一致的表示同情和赞助的。我们中国国民不应当受帝国主义的离间，在这紧迫危险的关头，互相离贰，反对赞助我们的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应当注意集中组织我们的力量于反对张吴联合压迫国民军的战争。中国人民方面，现在有些人只是希望和平，梦想和平，劝张吴军阀停止战争，和国民军、国民政府去谈判，希望他们能这样自愿的交还政权于人民（如天津总商会）；如今事实已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了，张吴军阀已经破坏和平，开始攻打主张国民会议的国民军了。有些人想抛开人民自己的团体，单由北京当局会同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国民党右派）；如今实际上的北京当局——国民军已经在四面受敌，北京的许阁[33]是绝无召集国民会议的能力，可见必须有民众实力赞助的，有民众代表参加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执行这一重大职任。有些人想抛开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政府之革命军和赞成民众要求的国民军，单由上海的总商会等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国家主义派）；如今张吴军阀的联合已以几十万的兵力往国民及国民军底下来了，可见决不能等待民众自己慢慢的武装，有了实力再召集国民会议，更不能赤手空拳在上海开个国民代表大会便可组织什么政府，必须由人民立刻督促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起来，先打倒张吴卖国军阀的联合势力。中国的工人，受吴佩孚屠夫“二七”屠杀的压迫，尤其是五卅以后，帝国主义和各地军阀专政，动辄施行屠杀，封闭工会，逮捕枪杀工人的领袖，他们正在积极的力争自己的自由，继续五卅以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学生，正受军阀的压迫和摧残，尤其是最近的湖北学生，他们的代表竟因为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被军阀枪杀。中国的商人，正受着苛捐杂税的剥削，勒捐饷项的痛苦，关税不能自主的束缚，尤其是最近阴历年关，各省军阀，当然以准备作战的吴佩孚为首，都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以舒自己的财政。至于农民，更不用说，除广东以外，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没有一刻不受军阀的摧残压迫搜括的，最近各省尤其加劲的预征漕忙[34]，额外征收。中国一般人民，一切被压迫的社会阶级，都应当立刻开始和军阀及帝国主义战争——和张吴联合战争！中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反军阀的政党和派别，都应当立刻建立巩固的联合战线，放弃一切资产阶级的私见：苟安偷活的和平梦想，畏怯民众势力的算计，远避所谓“赤化”、“共产”的虚心，反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的假清高，承认工人阶级的要求，接受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政纲，来一致的共同的奋斗。总之，各被压迫的社会阶级及一切赞成国民革命的政派，应当立刻形成具体的实际的伟大的民众联合战线，并且督促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以民众的革命意志去指导他们，大家共同的一致的起来为国民会议而战！

　　实行这一职任的方法，便是各地的民众团体：工会、农民协会、商会及其他小商人的团体，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各种其他职业团体、妇女团体等等和国民军及国民政府的代表（当然只能限于他们的所在地），共同组织真正有民众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些促成会各自在反动军阀的地方，积极与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奋斗，取得当地的实际政权，暂行管理地方的政务，着手组织真正民众的武装势力，鼓起受军阀剥削压迫的兵士群众，使他们和国民会议促成会携手，共同实行推翻这些反动军阀统治的革命。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势力之下，这些促成会应当督促或辅助他们的作战。这样的奋斗，才能使民众的联合战线战胜帝国主义及张吴等军阀的联合战线，才能使国民会议真正实现，才能继续五卅运动，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取销领事裁判权等的目的，才能以革命的国民会议，统辖全国军队，肃清一切反动军阀，确立真正民权的全国的国民政府。

　　张吴联合——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联合战线已经向我们进攻了。全国的人民呵！赶紧联合起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军，建立民众的联合战线，一致的反抗！为国民会议而战，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为全国的国民政府而战！

　　原载1926年2月10日《向导》第145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张、吴，指张作霖、吴佩孚。见本卷第140页注⑦、6页注④。

　　[2]上海总工会被封，参见本卷第394页注⑨。

　　[3]1925年9月19日，在上海总工会被封的次日，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召开会议，通过工商学联合会自行解散案。21日，该会解散。

　　[4]郭松龄的倒戈，见本卷第413页注①。

　　[5]国民军，见本卷第125页注⑨。

　　[6]广东国民政府，见本卷第394页注①。

　　[7]汕头日人行凶事件，见本卷第445页注78。

　　[8]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59页注10。

　　[9]法权会议，见本卷第413页注⑤。

　　[10]李景林，见本卷第309页注⑧。

　　[11]张宗昌，见本卷第251页注③。

　　[12]靳云鹗，见本卷第455页注13。

　　[13]田维勤，直系军阀将领。

　　[14]刘镇华，见本卷第442页注20。

　　[15]张治公，河南军阀。刘镇华镇嵩军将领。

　　[16]寇英杰，直系将领。吴佩孚部属，当时任鄂军第一师师长。

　　[17]金佛郎案，见本卷第159页注⑨。

　　[18]孙文主义学会，见本卷第403页注22。

　　[19]国家主义派，见本卷第395页注21。

　　[20]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21]总工会，指上海总工会。

　　[22]世电，即31日电。“世”为31日韵目代号。

　　[23]章太炎，见本卷第446页注90。

　　[24]吴景濂（1875—？），字莲伯。奉天宁远（今辽宁兴城）人。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投靠直系军阀，任众议院院长，曾帮助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舆论的抨击。

　　[25]黎元洪，见本卷第455页注20。

　　[26]曹锟，见本卷第6页注⑥。

　　[27]张君劢，见本卷第140页注⑧。

　　[28]唐继尧，见本卷第442页注29。

　　[29]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⑨。

　　[30]邓本殷，见本卷第384页注16。

　　[31]杨希闵，见本卷第300页注③。

　　[32]刘震寰，见本卷第321页注③。

　　[33]许阁，见本卷第455页注18。

　　[34]漕忙，即漕粮，实物税，是中国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辛亥革命后，漕粮统征货币，田赋税目还保存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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