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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4)


  (四)辛亥的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革命的胜利

  可是所谓平民,也还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种种阶级,在革命前分化还没有明显,而且共同的仇敌未去,所以内部的斗争没有表现出来。同盟会中可以兼收并蓄的包容种种不同的成分,也就因此。当时中国的社会组织,因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日多,于是游民的无产阶级数量日增,这是大多数当时的平民——小资产阶级中最流动革命的一部分,实是革命运动的中枢,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虽然在革命组织里,形式上不能做原动力,诚如中山先生所言(《孙文学说》),然而这不过是形式上的事,以社会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这部分平民确是革命中的发难者。其次,便是半欧化的知识阶级及军官——这部分人,因为满清旧社会的崩溃,已经客观上没有插足士绅阶级的可能,而且受着新式的教育,应当能代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意识,所以也是革命中的重要部分。可是知识阶级本身绝不会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其中的分子可以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平民而加入革命,也可以代表大商阶级,更可以混入军阀阶级——绝非靠得住的革命力量。再其次,便是大商阶级,在前清末年,这种大商阶级(或所谓工商界)有两个来源:一、是士绅式的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初期“贵族的资产阶级化”中必然发现的现象,他们“代表”着人民争立宪,其实是清廷路矿、邮电的新政中,这些“洋务官僚”,靠着官署积累资本,到此已自有阶级利益,只想借立宪运动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实行“提倡实业”等的“爱国”目的;二、侨商及买办阶级,这部分是因为与帝国主义接触,而来做外国资本与中国原料、或外国货物与中国市场间的中间人,因而积累资本,渐渐有独立投资于工业的倾向,所以比较的赞助革命——因为清廷的压迫及外国的侵略,无处不阻碍这种工业发展。士绅式的官僚式的资产阶级与侨商的买办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微有不同,然而他们对于“维新”或“革命”的希望,根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尤其与游民的无产阶级,有阶级利益的冲突。最后,便是最大多数的城市及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及农民。这是数量上最大的群众。他们的政治要求,应当是很民权主义的政纲,他们的经济利益,不但和列强帝国主义相冲突,并且和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是相竞争的。可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总是动摇不定的,必须有一领导他的阶级,充分的去帮助他发展自己的革命性而遏止他的反动性,然后才能彻底的忠于革命。否则,他便容易受大资产阶级的欺罔,倒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去,而受人家的利用。

  所谓“平民”——辛亥以前可以概括的与满洲贵族及士大夫相对待的,——实际上含着这许多不同的成分;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分化得日益明显出来。然则这所谓“平民”之中等到革命爆发之后,政治上积极行动的是那几个阶级呢?上述的各阶级中,只有两个阶级是在政治上积极行动的:一、大资产阶级(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这两部分虽然在革命前政纲上不甚相同,然而满清既倒之后,政治上的合作和联盟,对于他们是极自然的事)。二、游民的无产阶级(所谓会党,所谓土匪,根本上不脱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可是因为破产失业最受苦痛,他们那种暴动的反抗性是很厉害的)。当时工业的无产阶级数量上还极少,而且政治上还没有成一觉悟的自动的力量,可以说还没有“组成阶级”——所以自然没有能起而领导革命——引导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至于游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辛亥革命时,只看见大资产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是经济上有组织有团结力的阶级,只有他能领导革命;游民无产阶级便不同,虽然革命性很强,然而他自身便是一盘散沙,只能有极模糊的社会理想,只能顺着革命潮流随处发起无组织的暴动。这种阶级自然不能引导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实现胜利的革命。于是不久便使大资产阶级攫得革命运动的指导权,镇压游民无产阶级的暴动,和反动派妥协,而终至于使革命完全失败。平民中之阶级分化,在这种革命时期,最显而易见。

  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的革命口号——“平均地权”[15],虽然在国民党自己并未努力去宣传和实行,可是所谓最下等的“下等社会”(尤其是长江下游的会党),各地失业的穷而无告的游民农民,往往奋起暴动;当时即使没有很明显的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有不少地方,所谓“土匪”都染着革命潮流,高呼均分财产的口号,有些地方,并且有小农的暴动。恐怖的空气——“匪类”、“暴乱”、“暴民专制”的骂声,可以不绝地在各城市的“绅商界”里看得出听得见的。这样的情形,至多不过三四个月,随后竟完全销沉了。游民无产阶级,当然梦想也想不到现代的社会主义;可是他们的要求,最早在革命以前,实在代表大部分饥寒交迫的小农小商。不过游民无产阶级的均产主义,根本上是资产阶级性的;他们内部决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而只会有宗法社会式的“头目制度”,夹杂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他们对于富人的嫉恨,实际上并不适合他们取消贫富不均的理想,而终究是代表各个想自己变成富人的意识。所以即使游民的无产阶级暴动成功,或是真正成了一种实力,也很容易受头目的卖,而完全丧失其革命性,简直变成军阀官僚。譬如革命初年江苏的徐老虎(宝山)[16],便是最明显的例。

  经过这种革命的潮流之后,马上便开始资产阶级的反动期。当时许多城市里,商会都大大的活动起来,并且编练“商团”维持秩序,大商阶级亟想取得政权,是当时很明显的事实。“商人”那时的政治活动,对于满清的地方官,对于当地的士绅阶级,确有些革命的作用;可是因为他的阶级利益,决不会和游民无产阶级联合引导当地的小农小商,彻底的去实行革命,却只会受着了游民的恐吓,反而去和士绅阶级妥协,以“维持秩序”。不但如此,中国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差不多纯是商业资本,经济力还很薄弱,政治上的积极性也很有限,不能独立的取得政权,于是因为要“维持秩序、保障私产”,便不能不假手于新旧军阀:各地“绅商”对于革命初期的都督或军政长,都是竭力奉迎,要借他们的武装,拥护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渐渐造成革命后的新式封建诸侯——督军。到此,资产阶级大半仍旧退回受治阶级的地位,于是革命便完全失败。

  读者或者以为上述的过程,只是当时的地方现象,并不能概括全国范围的政治变化。其实从南京临时政府[17],而袁世凯、宋教仁[18]以至二次革命[19]的过程,只是上述的社会阶级之相对关系的反映。辛亥革命的时候,一方面是反动的满清贵族和士绅阶级——袁世凯等清室的新军军阀;别方面是革命的平民各阶级——孙中山及民党,互相斗争的局势。士绅阶级及军阀,虽然在群众排满的口号之下,不得不形式上转移于“革命”方面,而实际上是想以此转移“革命”于自己手里,造成自己代替满清而为治者阶级的地位。革命方面势力的涣散既如上述,而且大资产阶级亟亟乎要维持秩序,而想和新起的军阀妥协——这样局势之下自然是真正的平民,真正的“下等社会”重受压迫而失败——孙中山所以不得不让袁世凯。社会阶级之中,那侨商资产阶级赞成革命于前,而想谋与反动派妥协于后;这种阶级分化反映到民党方面来,便形成民党中的右派——宋教仁及黄兴[20]等。右派于孙中山让袁世凯之后,还是主张责任内阁[21];一直到袁世凯解除民党武装,大借款[22]成功,右派还是梦想妥协。右派的主张,完全代表这种“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怕骚乱,想和平,反对下等社会,求与军阀妥协——有一件最好的证据,便是宋教仁等改同盟会为“国民党”[23]时的新党纲:(一)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五)维持国际和平。请看,同盟会时代的“国有土地平均地权”的党纲,变成了极模糊的“注重民生”四字。当时主张与袁世凯议和让位的是这些右派;主张改政纲而容纳一班士绅阶级的,亦是这些右派。民党内部右派的胜利,便是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反动和妥协的明证。可是,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被右派格而不行,“下等社会”受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能进行革命,总之,大资产阶级战胜真正平民之后,不久,军阀的政权因此便大稳固,更用不着资产阶级对他妥协了,何况帝国主义者趁此竭力帮助,于是他们——军阀便一转而压迫及于资产阶级自身,于是民党连右派也受压迫和贿买,二次革命便完全被镇压下去。此后,资产阶级更不容“下等社会”抬头了;不但袁世凯称民党为乱党,一班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都认民党为乱党了。

  孙中山却始终代表真正的平民,一直反对妥协,主张讨伐袁世凯,只因受右派牵制,终至于失败。辛亥革命里没有一个彻底的团结的真正能领袖革命的阶级,所以失败;然而孙中山和中国的平民从此更觉悟革命的职任。帝国主义固然趁此更加扩张他的势力,利用国内各派的军阀互争而从中取利,指使他们压迫中国的平民,阻碍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平民——小商人小农等也越益明了自己的敌人,不仅是满清贵族,而是帝国主义,而是一切种种的妥协派,大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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