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瞿秋白

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

　　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1)（一九二五年二月）

　　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工党之中，早已分成多数派及少数派[1]，这是大家所知道的。然而除这两派以外，杜洛茨基[2]一直自成其为一派，介乎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直到十月革命时杜洛茨基方加入多数派——共产党。列宁之多数派是唯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派，一切哲学上经济上政治上的理论，策略上的原则，党内组织的原理以及实际工作的方法，都是自成系统一线到底的。向来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争执，以至于与杜洛茨基派的争执，都不仅是某个政策或某一口号的不同；推其结果，都是由于根本原则上的差异。各派最初分化时，表面看来，所争的大致是“小小的”问题，而后来逐渐演化起来，才试得出多数派确是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少数派渐渐的退化到机会主义，以至于反革命，而成为资产阶级左派在劳动平民中的政治奸细。杜洛茨基派与列宁派的争执，也很可以含着这种趋势。现在杜洛茨基已经辞去负责军事委员，这是革命后他第一次最大的趋于机会主义的倾向之结果。然而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必定可以防止杜洛茨基的恶倾向，而重新统一自己的政策。所以现在这一争执已经没有实际的政治上的危险。然而我们还是很应当来研究一下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根本理论上的异点。

　　俄国帝制未颠覆以前，多数派认为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关于这一理论，多数派和少数派并无不同之点。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当时的俄国，从政治局势上推测起来，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形势——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运用自己的策略，造成利于急转直下以进于社会革命的形势。——这是某一派别是否有主观的革命意志的关键，其实，亦就是这一派别是否明了客观的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能忠实于最革命的社会阶级与否的关键。——因此，关于当时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问题，多数派的理论便和少数派不能相同了，这是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分水岭。多数派以为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多数派的政策，便是在这一革命之中无产阶级与农民携手，取得政权。（列宁之无产阶级及农民之革命民权主义的独裁制说）。多数派策略的根据，实出于列宁对于俄国农地问题的学理的研究，——列宁所著《俄国第一次革命中之社会民主党的农地问题政纲》[3]，便是这一研究的成绩之总汇。列宁对于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曾经逆料他的大致的趋势，以为革命的结果，俄国经济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可以有一种急遽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化，——就是说，农业方面，封建式的地主消灭，而发现农业资本家，像美国的所谓“Farmer”[4]。

　　少数派呢，对于这种科学的研究结果，极端忽视，只知道照抄法国大革命的老文章，不顾及将来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之农民；——农民的革命运动，亦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却绝不顾及，而只是主张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当然属于俄国当时“已有的”城市资产阶级。少数主义的根便在于看不见农民对于农地问题的乌托邦思想里却有进化的原素在内，可以成为革命中之一动力；他们只守着当时第二国际的死理论[5]，只见着农民思想里的反动方面。

　　少数主义与多数主义的分歧，实由于对于俄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各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双方的策略不同，政治运动里的“联盟方法”也就不同。少数派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以反对帝制派（地主阶级）。多数派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阶级的政党联盟。事实上的结果，从一九〇五年以来：一方面是“少数派——自由派——地主阶级”的联盟；别方面是“无产阶级——农民”的左派联盟（当时在帝国议会的时代便是所谓劳动派）。

　　对于农民的关系，是多数派与一切种种少数派（杜洛茨基派亦在其内）之分水岭。杜洛茨基当时的见解，叫做什么“革命无间说”（permanent revolution）——便是主张无间断的永续的革命。革命无间派（杜洛茨基及柏尔胡斯[6]）在一九〇五年的时候，曾经主张“跳出”当时环境，一直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警句是：“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

　　杜洛茨基的理论大纲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关系（注意——他没有把农民阶级算在内）日益激厉，——其势在工人阶级一方面，必然要成立工人政府，实行种种社会主义的政策。他的意思，以为工人反抗帝制，同时就不得不与资产阶级冲突；帝制如果颠覆，这一冲突便变成争取政权的斗争；那时工人阶级如果得胜，其势决不能不实行社会主义，实行纯粹的无产阶级独裁制，否则无从镇压资产阶级，亦就无从防止帝制的复活，成就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如此，反对帝制的革命一开始，便要急转直下，无间断的直至社会革命方止。然而他忘了俄国农民阶级的重要，俄国无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中，正值农民要求瓜分地主田产，确立“自由的”、“平等的”私有田地制度等之农民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很急的环境里，当然要联合他，先行完结那扫除封建制度的事业。所以列宁主张：那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里，胜利的趋势只有这两阶级的联盟，组成两阶级共同的革命民权主义政制，对于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可以并且应当厉行独裁政策，镇压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这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的，因为小农经济的要求，仍是保存私产，经济生活中之改革，仍是限于扫除封建式的地主制度，而并不是根本推翻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然而对于帝制派、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则工农两阶级联合组织政府以镇压之，所以说是“无产阶级及农民之革命民权主义的独裁制。”杜洛茨基对于这一说不肯赞同，认为不能实行。他说：“无产阶级一执政权，依其阶级地位的逻辑，便必然要以国立制度来经营国民经济。”（杜洛茨基：《我们的革命　一九〇五——六年的文稿》，第二四八页。）他又以为“即使执行极低限度的工人要求——并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譬如八小时工作制、供给失业者的生活等等政策，资本家也要反对，他们同盟罢雇、停闭工厂……以对付革命政府，其时工人阶级‘只能没收工厂，至少在最大的企业里，实行国营或市营的生产事业。’（同上，第二五六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中间的斗争，其必然的结果，便是这样无间断的继续发展革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那时的‘农民呢，自然只能和工人的民权政制相结合’，而不会倾向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同上，第二五三页。）可是，“亦许农民会在这一革命里挤轧无产阶级，而取而代之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农民阶级绝对不会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同上，第二五九页。）

　　照杜洛茨基的理论看起来——“农民阶级之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时自然会实现的一种现象（客观上的无产阶级领袖革命说），而不是这种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且，杜洛茨基还否认农民阶级的独立的政治作用。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说的“精义”，便在于此。

　　多数派的政见，便不相同。列宁在一九一二年的时候，还说，客观上俄国农民阶级里发生出来的农村资产阶级，使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染着农村的色彩”——这是非常之可能的事。俄国当时实在有两个资产阶级：一个是“很少数已经成熟或过分成熟的资本家”，一个是“大多数绝未成熟，却努力趋向于成熟的小私有财产者及一部分中等私有财产者，其中一大半是农民。”列宁当时的这种分析，便使多数派和杜洛茨基有不相同的结论：“俄国政治解放运动的历史，实在就是这两种资产阶级倾向相斗的历史。……相斗的结果，俄国固然同样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然而两者之中，必定有一方面得胜；那时的俄国或是完全成为大资本家的色彩，或是完全成为小资产阶级的色彩，——至少两者之中，也必定有一方面占优势。对于佣雇的工人，这一斗争是很有关系的；假使无产阶级是觉悟的，他必定努力加入这一斗争，力求农民倾向自己，而不倾向大资本家。”（列宁《自由主义与民权主义》）。帝制制度下，贵族、地主、大商人也能偷着几分自由，变成资本家，变成实业家。这种已经发财的大资产阶级，他对帝制是不满意，他也反对帝制，然而他的要求，只要政府容许他参政，只要社会上有相当的自由，有宪法，有“人权”，他的工业能够顺利的发展就够了。这一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只能到所谓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不但不必一定要推翻帝制，而且已经站在上等阶级的地位，还可以利用已有的经济势力，压迫政府，使政府对他让步，使帝制政府轻轻的不知不觉的变成他的工具——君主立宪制度。他很不用革命。那农民阶级以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却恰相反背，他们必须得到更宽泛的自由，尤其必须完全消灭封建式的田地制度——没收地主田产；那就非革命；非实现共和的民权主义不可。然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是很显然的，无组织，不觉悟，或是倾向于盲动的激烈行动，而绝无明了的政纲，或是陷于封建旧习，而甘心屈服。自由主义派的政策往往也可以欺蒙得过农民，或恐吓得住农民。所以当时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有指导吸引农民阶级到自己的政治旗帜之下的天职。况且，农民阶级的经济要求，虽然同样是资产阶级性的，可是始终与大资本家的不同，当然亦与无产阶级的不同；所以农民的政治作用，并不能说绝对不独立。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固然没有完全实现上述的形势，——农民资产阶级式的俄国并未实现，地主资产阶级式的俄国却直接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然而那种趋势，在当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在现时也还应当用心。俄国社会革命之后，大地主是没有了，资本家是没有了——还剩两种阶级：一是工人阶级，一是农民阶级；经济上的发展仍旧可以有两种形式——工人阶级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农民阶级却倾向于小私有经济的扩大（长成资本主义）。所以即使现时的俄国，也还有变成“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可能——便是从农民私有经济里发展出来。乡村中富农的经济势力，很可以危及无产阶级独裁制。

　　因此，杜洛茨基说“农民绝对没有独立的政治作用”，的确是不合“互辩律”（Dialectio）[7]——因为他只看见已有的农民阶级，而不注意在发展中的农民阶级，——而事实上（互辩律上），却从农民阶级的内心，尽在发生出资产阶级来呢。

　　至于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是否象杜洛茨基所说：“等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农民阶级自然只能倾向工人的民权主义（即无产阶级独裁制）”呢？还是农民阶级之倾向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呢？换句简单话说：是无产阶级胜利了，农民阶级方和他结合呢；还是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了，无产阶级方能胜利呢？

　　固然，大多数农民群众，在十月革命时，还是赞成“社会革命党”[8]（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社会主义），他们在立宪大会选举的时候，投社会革命党的票。然而，第一，十月革命前农民已经倾向无产阶级的政党——农民子弟所组织的旧俄军队和农村田地委员会的赞助革命，反抗克伦斯基[9]的农民暴动，凡此一切，都是赞助多数派“田地分给农民”的口号之表现。十月革命之后，各省革命的地方政府，也都是在当地农民及军队信仰无产阶级政党之后，才能巩固的。既如此，可见不是农民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再来和他“结合”的，不是无产阶级消极的坐待农民阶级倾向过来的；而是农民阶级受无产阶级的吸引，积极的赞助他和大资产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得以胜利的。第二，农民阶级之所以结合无产阶级，而赞助多数派，并不是屈服于“工人的民权主义制度——无产阶级独裁制”。农民对于无产阶级的信赖，是无产阶级以妥协的代价去换来的，——暂时抛弃多数派自己的农地问题政纲，而采取社会革命党的农地政纲；而且容纳农民方面所提出的政治条件。

　　可以说：列宁主义和杜洛茨基主义的不同，不在于主张“革命无间断的转变”与否，而在于这两点：一、无产阶级政党是否认农民阶级绝无独立的政治作用；二、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当注意吸引农民阶级，使他积极赞助自己。

　　列宁派的政策，便是：无产阶级不死守着自己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以接受小资产阶级式的农地政纲，去赞助农民阶级的利益，帮他和封建地主斗争，——这样去换取农民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换句简单的话说，便是：无产阶级要努力帮助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农民阶级方才肯帮助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杜洛茨基派的政策便不同：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只顾可以独行其是——执行社会主义政策，不愁农民阶级不自然而然的倾向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因为反正农民阶级并无独立的政治作用。

　　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力求引导农民阶级，使其革命性充分发展——这是多数派策略的根本原理。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这一联盟的动力，第一便是：田地制度的改革——这一大激变，虽然是一种革命政策，却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不是反对资本家的，而是反对封建地主的；——不是以田地收归国有，实行农业中之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而是均分封建地主的田地，取消不平等的地主与农民间的身分限制，废止不以公平买卖为原则的佣役制度，而造成平等的小农经济，使农业中开始“自由竞争”之可能。这等革命政策，俄国无产阶级毅然赞助农民阶级去实行，——当时在革命后公布的田地令，并非多数派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农地政纲，而是所谓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农地政纲。可以说，这一政策，纯粹是无产阶级为农民阶级的需要而实行的，并非为自己的社会主义要求而执行的。虽然如此，那没收地主的政策，同时便与银行界的财政资本以一大打击，——因为这些地主的田地，都在各银行里抵有押款。所以那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政策的另一方面便含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政策。不但如此，地主田产的没收，又是否认私有财产的“天经地义”之示威。再则，当时这“劳农同盟”之动力，第二便是：多数派力争停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历史的突变，竟使农民不但从帝国主义的战场上退出而“同盟罢战”；而且转身加入赤军，以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利益——田地，从事于三年之久的国内战争。这就可见那时农民已经确见多数派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是正当的，因为除此之外，绝无取得和平的别条道路。历史的事实，不断的使农民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利益与无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利益相结合。俄国之资产阶级革命“转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如此。这一转变之历史的规律性及其意义，当然不能单从资产与无产两阶级之相互关系上考察出来，而应当从三个阶级——资产、无产、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考察。否则，与俄国的客观情形决不符合。

　　杜洛茨基的革命无间派，在一九〇五年便说：“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列宁却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论及工人政府时，还说：

　　我们有一种愿望：现时农民运动的时期还没有过完，这一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还没有完结，然而我们却想“跳过”这一革命，而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愿望，是否有堕入主观派的危险呢？

　　假使我是说的：“皇帝不要，政府是工人的”，这就确有主观派的危险。然而我说的是：现在只能有“工人、雇农、农民、兵士代表苏维埃”的政府，而不能有别种政府（这里资产阶级政府不说在内）；我说，现时的政权从古池夸夫[10]、黎沃夫[11]（当时的内阁）手里，只能转移到苏维埃，而在苏维埃内恰好农民占多数，兵士占多数，小资产阶级占多数——这所谓“小资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术语，不是指生活程度、职业关系或社会地位，而是指他们的阶级性质而说。

　　我可以自己保险，我这一提案里，绝对没有跳过还没过完的农民运动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运动之空想，绝对没有想现时就以工人政府“攫取”政权的儿戏，绝对没有任何一种的白朗起主义（Blanguism）[12]的政治投机……（《论策略书》，《全集》十四卷第一册。）

　　固然我们知道，随后列宁常常称苏维埃为工人政府，为无产阶级独裁制；然而他在那个时候，认为“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因为有忽视农民，空想“跳过”农民的意义。俄国是农民众多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应当特别注意农民。农民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应当有相当的方法。列宁说：

　　俄国大多数农民能不能赞成糖业新狄嘉[13]收归国有，由工人农民监督着，使糖价便宜呢？当然能够的，因为这对大多数人民有利的。这一种办法，经济上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因为糖业新狄嘉不但已经是在经济上渗入全国范围的生产机体，并且在俄皇时代便已经归“国家”监督，不过那时国家的官吏，是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罢了。民权主义资产阶级的农民国家里，这种一切糖业大公司收归国有的办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呢？不是的，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再问一问：譬如糖业收归国有，或统一全国银行等类的办法，在民权主义的农民国家里，是否增加还是削弱无产及半无产阶级的势力、作用及意义呢？当然是增加无产阶级的势力。因为这类办法，不是小经济的；这种办法的可能，实是现在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实行了这类办法，再进而向社会主义，便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再有西欧各国工人从旁帮助俄国工人，那就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真正变成了不可免的事，而这种过渡的成功已经有保障了。（《根本问题中之一》，《全集》十四卷第一册。）

　　对于统一全国银行、田地国有等办法，列宁也一件件详细证明：就算在民权主义的农民国家里，也可以行的，要紧的是不去侵犯农民的利益，而去保护他的利益。列宁的论断，从不离开俄国现实的阶级关系，他所提议的第一步的社会主义办法，都求适合农民的民权主义的利益。

　　可见，列宁的“无间断”的革命说，不是要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而斗争时跳过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和所谓“工人政府”，而是合乎历史的一切阶级发展律，无产阶级在每一阶段努力执行现实上可能的社会主义职任之最大限度，同时保存并且巩固自己与农民阶级的联盟。这是俄国无间断的革命中，列宁派的策略的精义。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说，却只见着推翻资产阶级后的无产阶级之“阶级地位的逻辑”，——仿佛无产阶级在封建军阀或帝制农奴的政制之下，既然参加民权革命，当然已能反对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胜利，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更加增高，直接便要进于社会革命，提出纯粹社会主义的要求，可以不顾农民，单独向资产阶级进攻，如此，便会实现急转直下的无间断的革命。——何以故呢？——杜洛茨基回答道：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他不得不直进而要求实行社会主义。这便是死公式！这公式的意思：因为工人没有私有财产，因为工人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于国有大生产事业——农工业都要如此，所以农民是否要均分田地，是否暂时只能经营私有的小经济，不去问他；总而言之，因为工人是无产阶级，所以他只知道要社会主义，不管农民要民权主义，——参加民权革命时（更不用说实行社会革命时了），便只要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不必去联络农民，——假使实行这样的策略，农民很可以反动而趋向于自由主义的大资产阶级（未必见得象杜洛茨基所说自然而然服从工人政府），工人阶级势孤，其势非失败不可。这样，那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真可以成功，而革命中断了——那里来的无间断的革命呢？这是杜洛茨基主义的根本错误。

　　少数派因忽视农民而主张联络大资产阶级，因此便要消灭无产阶级的独立，而使他屈服于反革命；杜洛茨基派亦因忽视农民而不顾农民利益，因此便要激使农民反动，使无产阶级孤立，而助长反革命的势力。所以杜洛茨基主义，亦是一种少数主义，亦是一种机会主义。

　　原载1925年4月22日《新青年》第1号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多数派及少数派，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2]杜洛茨基，今译托洛茨基。见本卷第47页注19。

　　[3]《俄国第一次革命中之社会民主党的农地问题政纲》，今译《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写于1907年，1917年初次发表。

　　[4]美国的所谓“Farmer”，指美国式的农场主、牧场主。

　　[5]第二国际的死理论，泛指第二国际后期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修正主义理论。

　　[6]柏尔胡斯，今译帕尔乌斯（Парвус，А.Л.Гепьфанд），托洛茨基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05年提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口号，主张抛开农民进行革命，成为托派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7]互辩律，今译辩证法。

　　[8]社会革命党，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年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

　　[9]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1970），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时化装出逃，发动武装叛乱。1918年亡命法国。1940年起定居美国。

　　[10]古池夸夫，今译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1936），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鼓吹将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胜利”。十月革命后逃亡柏林，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11]黎沃夫，今译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1925），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两度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鼓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

　　[12]白朗起主义，今译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袖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为代表的一个思想流派，否认阶级斗争理论，主张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13]新狄嘉，今译辛迪加。见本卷第46页注⑤。

　　(1)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并作了若干内容、文字的修改和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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