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瞿秋白

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

　　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1)——驳章士钊之《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1]（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

　　一、中国现时的国会并非代议制！

　　章士钊说：“……论者八九左袒议员无耻之说（指江苏省议会“教育费议案”之争而言），目击号称神圣之议士化为粪土，不胜慨然，彼窃以为己身……设与时会步入议林，断乎不作此等下流无耻之事。呜呼！此诚一孔之目论，自视太高，视人太卑，忽略人类共通之弱点，而绝未察及代议制所以致疴之症结也。”章氏此番议论真好极了，大可一辟中国人的唯心观，“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等的空谈。不但如此，他还想指出代议制致病的症结。我们且洗耳恭听。

　　“代议制者，吾国古无有也，近来有此一物。徒以欧洲诸国以此为文明之标识也，吾捧心而效之，点缀共和，于焉取资，——殊不知欧洲之有是制，乃出于事势之适然，而非创议建国在逻辑非此不可”，既如此，章氏以为代议制不适宜于中国，——在逻辑可以不取。然而中国竟有了他十二年，你说奇不奇？难道仅仅因为学步欧美？

　　这却很费研究：还是先有逻辑再有中国的呢，还是有了人类社会再发生一切科学的？社会制度，假使已能由人按逻辑拟就，随意装置，那就天下也可以不用如此多事了，我们譬如看历史，先看最客观的事实的描写：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三年亚洲东南部的中国里发生一种国会制度，其中议员如此这般的坏，做了如此这般的丑事，闹了不少笑话，闯了不少穷祸。

　　中世纪末，“代议之设滥觞英伦”，自此“欧人运用议会，已数百年，社会繁昌，按时有进，虽非理想之绝伦，要不失为实用之良规。”

　　此种叙述虽暂时不说到此制度的“因”，亦不涉及他的“果”，可是有时间有空间；——假使按此时空关系再加各方面的考察，作根本的研究，考察其时其地的社会结构及经济基础，就可以显示中国国会所以成其为“中国国会”的缘故，英国议会所以成其为“英国议会”的原因。再进，根究设此制度之后所发生的现象，也就可以追得到他的本源，而且看见他以后的倾向。若是脱离时空，不着边际的说“代议制”，甚至于将一切乱祸之根源都卸罪于代议制，那就何以异乎康有为之骂共和！同是一种倒因为果的怪逻辑。

　　要知道：英国有如此这般的议会“乃出于事势之适然”，中国有如此这般的国会，亦“出于事势之适然”。假使说一好一坏，那亦是适然的好坏。英国当初设不发生议会制，亦必有其他制度代之而兴，以应工业国之需要。中此时设不学欧美，亦必有其他现象勃然爆发，以显农业国之崩坏。英国工业那时有蒸蒸日上的情势，即使没有议会，亦是好；中国农业此时在日就崩败的地位，即使没有国会，亦是坏。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之因，当然不能生两种相同的政治制度的果。英国代议制，的确不错，“不能离纳税二字，别成一义。代表者何？质言之，即代表入税者之荷包也。……近世资产集中，所谓荷包大概为少数资本家所佩戴，荷包之大者每得多士，尤大者尤多土。”以至于其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无不如此。中国的国会议员既不是以代表纳税人，当然更不能拥护“民权”，只有假借名义兴风作浪，卖身拜寿，——十三年没有改选，还在耀武扬威。

　　我们即使用客观的形式逻辑：“工业发达的国家方能有代议制；中国工业未发达，所以中国尚未有代议制成就”，这却与事实还相符。假使揣章氏的意旨，要用主观的逻辑：“工业发达的国家方可采代议制；中国非工业国，所以中国不应当采代议制。”那么，我请章氏放心——中国现在还并没有采英国式的代议制，照章氏自己的叙述，就可见中国的国会制并非代议制。中国的国会与英国的代议制相比较，只有一点相同：“国会”两个字是从西文“巴力门”译过来的。难道因此便可以说中国已采代议制？中国国会所代表的人及其所行使的职权，绝对与代议制相异，难道能说中国国会中的恶现象，甚至于国会外的政治上的一切纷扰昏乱，都是代议制之赐？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没有到创造资产阶级式的代议制之时；即使抽象的数量上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当年英法民主主义初兴时的工商业，然而他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也与英法当年大不相同；况且中国原有的农业经济蜕变而入于工业经济之过程，更与当年的英法相异。英法工业之渐入于汽机时代，是自动的进化，不但有纯粹的经济独立，而且有由独立而更进一步的侵略倾向。中国工商业之发展，迎受“汽机文明”，是受动的外铄，因此丧失其经济独立，而几乎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之附庸，英法小农业固然亦渐渐破产，同时却因其经济独立，可以渐生机器化的大农场以代小农，中国小农的破产，既由于外国货物之侵占市场，更因经济已失独立，便绝无缓步从容以自力经营大农之可能。因此，英国议会中可以渐渐发现大农地主，已经变相的封建诸侯的代表，以及大资本家，工商业银行家的代表；而中国国会中商人既无政权，农民还在睡觉，只剩一班高等流氓。中国不但并没有采代议制，而且本来就没有采代议制的可能（这是十二年前，——章士钊所谓“学步欧美”时的话）。

　　至于国内政治的纷扰昏乱，是中国此种经济动象的反映，国会不过是此万恶之中的一恶；并非因有国会而政治纷扰，亦许是因政治纷扰而产生这种国会哩。

　　二、中国国会已成军阀政治之一机械

　　章氏又说，英国的国会及代议制，因有“荷包”所以好，中国没有“荷包”，所以坏。

　　诚然不错，中国不是工业国，所以没有“荷包”。然而“中国不是工业国”并非不应当采代议制的理由，而正是采代议制而发现如此种种情态的根源。换言之，亦就是采代议制而无工业国家式的“荷包”之客观的原因。中国的国会议员难道没有中国式的荷包？这都有彰明较著的事实足以证明。

　　国会一类的东西，在一国之中不外有两种作用：一，为治者阶级把持政权或新兴阶级夺取政权之工具；二，为治者阶级各部分之间的调节机关或此各部分间之斗争的表显发露之处。至于维持国会议员的生活费，——所谓“荷包”，还是第二层问题。然而这种“荷包”必是治者阶级或新兴阶级担任，——换言之，即议员为猎狗，治者阶级或新兴阶级为猎人，某猎狗为某猎人所用，当然必受此猎人之豢养。——这都是一个通则。英国的治者阶级是大农地主及资本家，英国议会就代表他们，压迫无产阶级；——英国资本家等正用得着议会。中国的治者阶级是军阀，中国国会就代表他们，压迫劳动平民；——中国的军阀正用得着国会。难道以前的王揖唐对于段祺瑞没有用处？现在的吴景濂对于曹锟没有用处？英国议会里常常表显保守党（地主）、自由党（工业家）之间的斗争；中国国会里亦常常表显所谓皖派、直派、奉派等的斗争。英国议会中政党的“荷包”，由地主资本家供给；中国的政客及选举费——中国式的“荷包”，由军阀担任。袁世凯的参政院[2]，段祺瑞的安福部[3]，曹锟的红萝厂[4]，岂非实证！

　　可见中国并非没有“荷包”，不过“荷包”的形式不同罢了。因“荷包”形式之不同，所以有章氏所指出之四点不同之处：（一）欧美为政不必以贿成，中国必以贿成；（二）欧美政客失势而生活费有着，中国政客今日失位明日即同饿殍；（三）欧美政党之政略人才均余裕，中国则穷蹙；（四）欧美议会与选民间之情感不伤，中国则人民恨议员刺骨。前三者只是英国治者阶级富裕而中国治者阶级穷窘的表征。至于第四项，则章氏以资产阶级的观点立言，所以觉英国议会不可恨，而中国议员可恨，——因章氏所谓“人民”是资本家，他在英国自己处于治者地位能运用议会，自然不恨他；而在中国他还处于受治地位，不能运用议会，自然恨他。英国议会与无产阶级间之感情，章氏亦能说“不伤”吗？

　　英国地主资本家所取得“荷包”的方法，——就是剥削工人，掠夺殖民地，——假借人道主义的美名，实际上即以商业手段，组织工厂的方法，经营托赖斯[5]的金钱魔力，渐次积蓄而来。中国军阀取得“荷包”的方法，——就是攘得权位，卖官鬻爵，指使政客兴风作浪，明火执仗的抢来。章氏以为前者比后者好些。章氏以为英国议员因此“为君子易，为小人难”；中国议员亦因此而“为君子难，为小人易”。此处所谓“君子”，真正是“远庖厨的仁术”。英国取得“荷包”的方法，吸取劳动平民血汗的方法，比较的精密隐藏，外表不大看得出来。中国人却“野蛮”，格外做得出来，使亲自参与其事的人，天天眼见油锅炮烙（享不到英国文明人的“眼不见为净的福”），所以一时有动于其“不忍人之心”，说出几句“良心话”，然而这不过是章行严[6]的“个中人语”，足以为研究中华民国开国史的材料，而不足以说明代议制不适于中国。

　　如此说来，中国并非没有“荷包”，——中国自有中国式的“荷包”；因此，中国也无所谓不适于用代议制，——中国自有中国式的国会制。欧美治者阶级富裕，所以他取得“荷包”不以政治为手段；中国治者阶级穷窘，所以他取得“荷包”即以政治为手段。章氏之所谓“代议制不适于中国”，其实根源乃在于此。不论国会省会的议员，无不是大军阀小军阀的机械，其理由亦正在此，——盖非军阀亦不能借政治以取得“荷包”。此种政象中，我们已明见中国没有工业国家式的荷包及代议制，章氏通篇所说也仅是叙述此种政象，并未说出他题目里的“何以不通”。——本来就无所谓应当不应当，更无所谓适不适。于此可见，章氏的“设问”先已错了，更不必说答案。

　　章氏不应当先设一主观的死逻辑的规则，“非工业国不应当采代议制”；更不应当说“中国议员的腐败是学步欧美采取代议制之结果”；尤其不应当说“中国没有荷包，所以代议制有害。”

　　事实上是：（一）中国既非欧美式的工业国，所以还并没有欧美式的代议制；（二）中国国会，因其经济基础的畸形，自成其为一种畸形的制度；（三）中国经济基础中发生一种中国式的荷包，以维持中国式的国会省会制度。

　　三、中国何以有如此的国会制？

　　若要讨论研究适与不适的问题，应当先有客观的考察对象。所以我们且不问代议制适不适，先问如此的中国国会制何以发生？

　　中国议员所“代表”的是各派军阀，所行使的职权，是播弄撮合此各派军阀。此等军阀何从而来？一、中国以前是宗法社会的农业国，遇着外国帝国主义工商业的侵略，自然起一种“民族的反射作用”；然防御强寇已非万里长城所能为力，于是练“新军”，采用欧美军事技术。此种“新军”，如小站的袁家军[7]，就是现在军阀的根源。二、农业国养绿营[8]驻防尚且养不起许多，何况“新军”？新军之外，外国帝国主义者因欲变中国为其商场起见，耐不得“东方鄙夫”的生活方法，于是威迫利诱令中国开辟商埠，设电邮、铁路、矿山，一切新政随之而来。国库支出大大的增加。租税重重，小农、小商、手工业者安能不破产，流为盗匪，由盗匪而变成“兵队”。三、国家财政政策自上而下的影响之外，还有外国货物的挤轧，外国吸取原料的操纵，小农、小商、手工业者更要破产……以至于成为“兵队”。如此之多的盗匪，如此之强的骄将，所谓“天下大乱”的祸端已经毕具，满清皇帝当然要退让，等新的“真命天子”来即位。可见军阀的来源，“北洋正统”是新军，非北洋派是盗匪，他们当此时机自然要争雄竞霸抢治者阶级的地位。中国旧历史上“换朝代”的时候，亦有这类的群寇，——然而现在却成军阀。以前群寇的发生虽亦由于贫富不均，然而小农小商的破产决没有现在之多且速，骄将权臣的势力亦决没有现在之性质。由此可见，古时的群寇，大半还根据于所谓“农业社会”而发生；独有现时群寇发生的原因里却已掺入帝国主义的新动力。

　　正因此种“一乱”的发生原已不同于前，所以由此“一乱”再进于“一治”的途径，也就大异。往时兵将毕具之后，只要添一班大小军师，便可以肉搏血战求得一统四海的结果。现在却因为：（一）帝国主义侵入，带了枪炮、军舰以至于飞机、潜艇的“欧美文明”来；（二）帝国主义侵入，促进中国都市省会之商业的畸形的发展；（三）帝国主义侵入，交通方法大变，外交事务繁剧；于是肉搏血战的笨方法不行了。各派军阀的争雄，既因战争工具已太复杂，战争经费已须妥筹，战争场合已经窄狭，——外侨是不可不“保护”的，所以均势难破，——决打不痛快。刀枪剑戟早已无用；屠城抢掠已不足以供军饷；运兵交战往往有“人”掣肘；于是此时的军师也就难做了。军师的来源向来是所谓“士”，现时更经帝国主义的洗刷，刷得一班旧式的“士”都没用处了，不得不用“新士”。不论这种新式军师个人的费用已经不得不大，就是“国内的外交”，轮船、火车的价格，也就不容你以三十千制钱一年的“童子师”的局面来相比拟。何况再加上枪弹、炮子、养兵的粮饷，自然必要用“新式的财政家”，要用一个什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以各军阀备战的手续比古昔难得多，决战的费用大得多，“平时”的维持局面之方法也复杂得多。那能由得一个真命天子痛痛快快的统一。只有一法：大家既当不到真命天子，姑且割据称雄。于是更不得不就各地剥削商民，帮着外国资本家促进农民的破产，盗匪因此更多，小军阀因此更加丛生，统一四海的局面更难实现，各派军阀于是更不得不求新式军师（政客议员）来敷衍政局，维持均势，国会、宪法、联省、自治，无一不是缓冲的必需品。由此可见，古时群寇争王的战场，还大半在所谓“农业社会”的环境里；独有现时群寇争王的战场，却已经陷入帝国主义的新环境。

　　中国以农业国陷入工业世界之后，历代乱世军阀的旧形式，不得不因其策源之点有异，而造成新局势。此种新局势不但令军阀有时需用国会云云，议员云云，内阁云云，省议会云云，以为缓冲，而且有时不得不假借此等名义以遂割据或统一之阴谋，——眼见得假名“天命”不成，必须假名“民意”。于是国会等在某一局势之下遂成军阀所必须之机械，即此亦足以反证中国已非旧式宗法的神权的纯粹小农经济的国家。

　　中国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政治上的结果，得一现代式的军阀；经济上的结果，除助长盗匪之外，还有几种特别现象：（一）当初以军事技术的输入，引用外国资本，——以至于一切“新政”无不如此，——外债的经手，关税的管理，铁路的建筑，实业的振兴，都是陷入工业世界后所不得不发生的反应或奉迎的步骤。于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决等不到由小手工业从“民间”渐渐生长出来，必须急急于“官营”。（二）“新政”既行，旧时“士”的制度早已破坏，“士”的阶级受社会地位上的破产。这些半新不旧的洋务家（如盛宣怀、梁士诒等），只有以官署为企业来做“无本钱的生意”；一批一批的秀才、举人，洋翰林、洋进士，强的直接插手于官营的新“实业”，弱的滚入于卖官鬻爵的粪蛆堆中；——科举已不得不废。此等“万不能的”智识阶级只剩这一条道路，是他们最有利最轻便的发财法门。有此二因而生“官僚资本家”。古昔“叔季之世”此等败类，一则没有这样多，二则没有这样巧（那时真正的农业社会里，还学不到“西洋把戏”：如借债回扣，办军械赚钱等类），乃是因为没有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锻炼。如今这类东西如此之多，如此之坏，已非旧式官场所能容。于是少数的“交通家”、“财政家”、“外交家”呢，成为财阀。大多数呢，要做官就不得不另想妙法，——旧式的贿赂方法不足运用，拜把子认义父的形式太窄狭，——只有国会省会，可以假借民意敲竹杠讨官做。因帝国主义的打击，社会阶级间起如此之大的变化，发生此等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古时富贵人的乱天下，还大半在所谓“农业社会”的公律中；独有现时富贵人的乱天下，却已显出资本主义的影响。

　　军阀不称天命而假民意，政客不称从龙而冒充民意，究竟也与“永世不变的”旧中国有些不同罢！欧洲资本主义因寻东方奇富的印度而发展；中国“农民”也就应西方的招请，而出国去寻资本主义，请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的酬酢开始，中国的农民就已经传受着西洋仙法，一变而成商人，——这商人而且愈变愈大。章士钊等类“东方鄙夫”之“逻辑”中，那里有此等神奇古怪的变化！可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也有些特色：是帝国主义强力逼出来的。（一）帝国主义正要原料，中国商人就出洋去做掮客；中国“移殖的”商业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华侨），然而帝国主义的文明已经走得很远，容不得你受此冲动再回国整理生产的工业继续发展，——帝国主义已经代办。（二）帝国主义正要销货，中国商人就在洋场上当“康白度”（买办）；中国国内的商业资本主义因此发展，然而帝国主义却怕你自己开发富源，当地制造生产品，便用强迫关税阻止工业的发生，——帝国主义自己暂时亦不来办工厂，只是销洋货收土料。有此二因，所以中国最初只有纯粹依赖外国的商业资本主义，而不容易发展工业资本主义（中国小商、小手工、小农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而破产，无从渐渐容纳于工厂，成为无产阶级，却多流入兵匪，其原因亦正在此）。然而商业的规模始终比古时中国大得多，复杂得多，破坏小农经济的力量，也利害得多。最初一期，国外的中国侨商尤其壮大的快，他们感受外国压迫也尤甚。他们一面促进小农破产，造成“革命”的“人材”；一面真正想要“民治”，保护他们的利益。国内商界因市面扩大，——加入世界市场，也模模糊糊有些这样倾向。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为中国式的革命，也正因此。革命的最早期，华侨（资本家）确有些想要代议制的国会。然而他们的力量，纯是不生产的商业资本，究竟太弱。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占，国民经济中生了如此的膨胀病，挤出此等单纯的“商业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古时富贵人乱天下的祸根，还大半缓缓酝酿于所谓“农业社会”的内心；独有现时富贵人乱天下的祸根，却已是受着外力促起——为资本主义所震发。

　　中国以农业国而受此帝国主义的逼迫，早已滚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中，成了世界经济里的一个齿轮，——销售货物，供给原料，迎受投资的殖民地。于是中国亦已堕入工业世界的泥犁狱，有这从自给经济一跃而入银行汇兑的怪局面。因此，官僚资本主义急遽生长，无根之草不得不凭借帝国主义及军阀；因此，他只能以政治为营业，极需“如此的国会制”。因此，商业资本主义在国内不能尽组织生产的天责，却妄想自卫利益，求为治者阶级，真正要求代议制；——亦因此恰好为破产的士绅（政客）所据以为“参众议院无限公司”开张的吹牛广告。因此，更足以证明中国确已为新式畸形的官僚商业资本主义的国家。这都是十二年前的话。如今十二年后，章氏还在说农业国！

　　中国十二年前的爆乱，近因起于国内两个新兴阶级，争取统治者的地位。一、军阀阶级（财阀及士绅附）。二、商业资产阶级。中国商人阶级不能如英法当年，由商业资本直进于工业资本组织生产，为数又不多，经济力为列强资本主义所掩；——所以辛亥革命时他刚一抬起头，就受北洋军阀的当头棒击。治者阶级实际上已是军阀；然而军阀一则始终见此隐隐中的资产阶级力量，二则内部之间无力统一，三则现代中国处于“文明的”外国人监视之下，四则“官僚资本家式”（政客）的军师要有新的运用方法，——所以必需国会，以便涂饰耳目，巧于操纵，于是不得不有国会。军阀阶级之天性即与英法当年新兴的资产阶级异；再加以军阀并非生产阶级，本只能以蠹国病民为聚敛方法，——所以当然较英法当年新兴的治者阶级穷窘急迫，取得金钱豢养议员的方法，当然做得穷形极相。于是不得不有中国式的荷包。

　　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入，已经成为军阀的及官僚商业资本主义的国家。因此，商业资本要求代议制；官僚资本破毁代议制（他们自作自为不用代亦不用议）；军阀蹂躏代议制（他们以此玩弄利用官僚资本哄骗搅扰商业资本）；于是成就了如此这般的国会制。这才是历史的逻辑。呀！——中国的发展史却偏不照着章氏的逻辑；章氏曾以“逻辑”鸣于世，“原来也是个银样镴枪头！”

　　四、中国国会制与所谓“农业国的传统社会主义”

　　章氏的逻辑是“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由上所论，已可见今日中国，绝非单单“农国”两字所能表示其经济组织。况且农业国、工业国的涵义很泛：美国战前亦称为农业国，难道亦没有代议制？英德同为工业国，政治现象各不相同。此间各个性都应当细辨，岂能以死逻辑强纳之于一律的规范！因此代议制的性质亦各国不同。章氏以为凡能采代议制的国家都是一般无二的工业国，凡不能采代议制的又是一般无二的农业国吗？我亦无暇，不必详驳，且只称赞他的古文学太好了。——很可以套一套古诗“鱼戏莲叶东”调子：“欧美呢，一万里东是工业国，一万里西亦是工业国；中国呢，一万年前是农业国，一万年后还是农业国。”这种逻辑已成“化石”，可以与埃及的“木乃伊”同入古物陈列馆了。

　　他总以为中国模仿“荷包国”，所以“此一辈人（议员政客）……造成一种浮华虚伪之习。……以国力所万不能供给之事，人所不能应获得之资，而为之得之”，——算是代议制的罪状。代议制在农业国内的罪状诚然如此。可是假使中国若仍为章氏理想中之“农国”，请问：何以此辈人能造浮华虚伪之习呢？“章氏的农国”之中那里来的汽车，那里来的轮船？章氏以为可以不坐的，为什么他当年到云南岑西林[9]处去来来往往都坐他？为什么往往吃大菜？不对！不是此辈人造成浮华虚伪之习。即使现时恢复章氏理想中之农国制度，——一尊皇帝，也要浮华过以前的皇帝万倍。袁世凯的大典筹备处，章氏没有亲眼见过吗？实际上是：帝国主义造成此辈人，并造成此辈人的浮华，更造成“非农业的”现代中国，使中国不得不发生如此这般的国会制。岂能容得你自由愿意模仿不模仿。历史日日在流动中，断不能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若说中国经济如此窘迫，确实不能担负现今的议员费用；那么，此种现象的客观的原因，看我上节所论自可明了。帝国主义使中国不得不多花钱，却又天天夺中国的钱去。况且一切养兵、邮电、铁路、学校的“新政”何一不是间接为帝国主义逼迫出来的费用，且亦有逼迫出来的生产机关，并不仅止于议员政客的浪费浮奢。其中一半是适应“现代中国经济生活”而发现的，一半是发现之后更成为紊乱中国经济的祸源。军阀的兵费远超过于议员岁费之外，何以章氏不说起？由外债的本息动摇及铁路款项的乱拨，其紊乱金融的影响比议员岁费大得多，何以章氏不说起？可见绝不关于农业国与否，代议制与否；而在于“人民”能否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那时打破如此的国会制，运用群众实力创造真民治的代议制。今年上海商人的“理财裁兵制宪”运动就足见开始运用的倾向，虽极不正确，而始终已经明明表显：中国已非旧式的农业国，已由此变成畸形的商业资产阶级国，——中国资产阶级还想以和平手段争回此国会，保障他们的“民治”。不但如此，今年农商部修订法规，居然有工厂法、工会法，——而且有商人代表参与，更足见大资产阶级已着手运用，虽极无希望，而始终已经明明表显：中国不但早已成商业国，而且欧战后已有机会发展了些可怜的工业（《东洋经济年鉴》还有统计数字证明中国近年渐进于工业国呢），——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竟想以妥协手段，超越此国会，取得立法权。一国之财力并非不足供给代议制等新政机关；而是因为军阀侵占住了，使生产的不能生产，消费的格外浪费；并且因为帝国主义钳制住了，使要开发的不能开发，已开发的受他的挟制吸取。中国平民正已有客观的需要：——应以自力推翻此二者，整理一切新式生产机关，创造非荷包的代议制。

　　（商人要求制宪，商人参与修订法规等事实，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歧路。他们现在不敢用革命手段，就想辟开劳动群众，甚至于与军阀妥协来压迫劳动群众。殊不知道：在中国的环境里，民主运动若脱离群众，立刻想实现“荷包代议”，永世不能成就。因为没有劳动群众的力量，商人阶级决不能脱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束缚，财政永不得清楚，“经商”永不得安宁，实业永不得发达，此在题外，暂不详论。）

　　中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已经又渐出商业资本的阶段（欧战的影响亦大）。所以近年来最大的现象：海员罢工，铁路罢工，矿山罢工，纺纱业罢工以及其他；罢工工人已渐团结，积极组织；亦自然趋于运用自力争取立法权、政治权，要求最普遍的代议制。可见全国经济生活已渐入工业的范式，——不然，若仅有北京缝穷婆与广州缝穷婆，他们何必联合？工人争结社自由权，争罢工权，争国际结合权，——这就是经济生活中有此要求之明证。所以中国不但早已非农业国，而且政治运动之中已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混流并进的现象，——这亦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使然。中工业发达的途径与欧美大异，政治运动也必不同。中国资产阶级要自力发展，非去军阀不可，非去帝国主义不可。然欲去此二者，则必须借重中国的劳动平民及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亦就非对社会主义让步不可。如此的国会制或者对于资产阶级可以将就，而对于劳动平民绝对不能相容，——他并须超过代议制而更进一步。所以将来中国资产阶级亦必附合于此道路，与劳动平民同进方能发展。中国国会制正当力求其进于真确到底的代议制，代表真正大多数劳动平民的制度。

　　章氏反说：“彼步亦步（学欧美代议制），于是为政治之径途大出乎三千年来吾国哲人论士所设轨范以外，而一部分人因模拟新式政治之所享用挥霍，与吾国经济之生活状态太不相称，一不相称，而古来所贵平均之传统社会主义因之大破。”实际上行向近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章氏要中国退回古代的均产社会主义！其实“士农工商四民共戴皇帝，一百年或五十年相杀一次以均财产的”旧中国，——所谓“农业国”的政治现象，那里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气味？中国国会制破坏了这种本来没有的社会主义，又算是一大罪状！

　　若说这是轨范，请问：人类历史由你先制好了模型再来进行，好不好？不但章氏之“中国为农业国”的前题已破，而且他的历史根本观念就错，何必再驳他的论断？

　　章氏不应当说现在中国还是农业国；更不应当说，中国是农业国，就永世停滞，不会进于实不能不供给“代议政治”的“非农业国”；尤其不应当说，中国模仿工业国因而破坏了传统的社会主义。

　　事实上是：（一）中国正在由宗法式的农业国，依历史的逻辑，渐进于商业工业国；（二）因中国此种经济发展过程乃受帝国主义的侵铄，故成外强中干的病态，所以有一时期的当然的竭蹶窘迫的情形；（三）正因此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倾向，——乃是以其民族运动与世界社会革命运动相联结，而求真正的民权运动。

　　五、向后转还是向前进？

　　章氏最后仍是说：“今图改革，请从农始。”农当然是要改革的，——大农生产，土地国有，农业的机器化。然而看章氏通篇的意思，他很可惜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破毁了，很想向后转，当然要废止代议制，——废止尚未实现的代议制，恢复本未曾有的社会主义！当然要使他所谓农业国国力能供给政费，势必致于复兴八股，封闭学校，废铁路邮电，先做成一真正旧中国式的农业国；从此闭关自守，再来讲究小农村中恢复“乡三物”。不然呢，生生制造出俄国古制“密尔”[10]的乡村公社于中国，或者实行无政府，更省得政费，若是如此，真妙极了！

　　中国的农业国早已受帝国主义的强奸，破瓜而成官僚商业资本国，产生出如此这般的国会制。如今章士钊还想他返归农业国。英国议会已经有九千九百九十九能——就只不能变女为男。章士钊的“非代议制的农村立国主义”[11]却真正万能了，——他却能变已嫁的少妇成处女。

　　章氏明明说，“高谈道谊，有何效能！”貌似唯物论的观点；实际上他极力想向后转，不向前进，要使人人都不出哲人论士所设轨范，甚至于要斡旋天地，倒转历史，——纯纯粹粹的唯心论。人家以道德立论，教议员勿贪，他更以理智立论，教议员相信他的死范畴：“中国是农国”，使大家来照着他的逻辑废代议制。这是逆着实际经济动向的幻想。

　　历史的逻辑却教平民向前进，必使他不得不扫除帝国主义、军阀、议员、政客，整顿生产机关、财政机关，创造“非荷包的代议制”，真正的民主政治，——尤其要联合全世界真正进步的社会主义派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中国如此这般的国会制不过是过渡期的当然现象而已，没有实力（实际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的势力），是不能以空言逻辑否认他的。要废除他，看平民的实力！此种实力正在增进呢。

　　历史的逻辑，在于经济动象中社会实力步步促起制度的改进，——是永永流动的。没有一种制度能“适”于永久，亦没有一种制度能“适”于预定的轨范。所以客观对象既明，便可以知道：不必讨论制度与经济基础“适不适”，而当研究运动的趋向与经济动象“顺不顺”。

　　凡是社会中的“新活力”，必能自觉此种趋向，而积极顺其优势，运用锻炼其日增的实力，——向前进！至于章士钊的向后转，正因他的思想反映社会中垂死的旧阶级。所以他这篇文章既然是他这二十年前童子师个人的忏悔语，亦就是中国旧士绅阶级全体的垂死之哀鸣。此种社会思想的流派，——东方文化、农村立国等说，梁启超、章士钊等人，——却亦是中国现时之必然的社会现象。

　　原载1923年7月1日《前锋》第1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章士钊文原载1923年4月18、19日上海《申报》。

　　[2]袁世凯的参政院，是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于1914年5月设立的代行立法机构。

　　[3]段祺瑞的安福部，指1918年由徐树铮、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建立的所谓俱乐部，是皖系军阀贿买选票，包办国会选举的工具。

　　[4]红萝厂，北京西四北大街的一条街道名称。当时红萝厂曹锟的住所，是他进行贿选总统活动的指挥中心。

　　[5]托赖斯，今译托拉斯，是英文trust的音译，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

　　[6]章行严，即章士钊（1882—1973），行严为其字，湖南长沙人，律师、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7]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政府派胡燏棻在天津东面的新农镇即小站地方试练定武军。中日甲午战争后由袁世凯接办，改称新建陆军，并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成为袁世凯起家的本钱。

　　[8]清朝入关后，招募汉人和收编来的汉族地主武装，建立绿营兵。因以绿旗为标志，故称为绿营。

　　[9]岑西林，即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因系广西西林人，故被称作岑西林。清末，历任四川、两广、云贵总督及邮传部尚书。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任军务院抚军副长。1917年护法运动期间，曾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

　　[10]密尔，今译米尔，是俄文МИР的音译，即农村公社。15世纪时俄罗斯人村社性质的经济组织。

　　[11]农村立国主义，是章士钊提出的改革中国社会的主张，鼓吹中国应当以农立国，实行均产主义。

　　(1)1923年7月，中共中央出版理论刊物《前锋》，瞿秋白任主编。这是他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在收入自编论文集时，作了文字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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